1950年冬，我所在的第44军131师奉命到珠江三角洲剿匪，历时70多天。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至今记忆犹新。
一，神圣的使命
1950年8月，我师主力参加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9月进驻佛山。当时部队有些疲劳，机关也都想休息一下，投入整训。9月中旬，军里召开剿匪会议，令我师所属各部立即开往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番禺、顺德，执行剿匪任务。要求我们分片包干，限期肃清，收缴匪枪，挖掉匪根，完不成任务决不收兵。我当时任师长，自感责任重大。
从军部开会回来，我立即开会传达研究，并找珠江地委、珠江军分区了解匪情，协同作战。还请曾在南路担任剿匪任务的391团团长董仁介绍了情况和体会。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南海、三水、番禺、顺德4县的剿匪工作。这4个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枢，地接港澳，河网纵横，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匪特盘踞的老巢。上半年，我师部和珠江军分区兄弟部队对股匪进行了严厉打击，收缴了大批枪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匪首未除，群众未普遍发动，土匪分散藏匿于民众之中，造成“夹生”现象。这个“夹生区”的主要匪首都逃到香港、澳门，指使其在大陆的爪牙插枪隐名，伪装平民百姓，暗中纠合惯匪、特务、恶霸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这伙人的活动方式与上半年的公开集股、武装对抗不同。他们采取分散流窜、忽隐忽显、时聚时散的方式，进行暗杀破坏活动，仅禺南沙头地区潜匪暗杀群众投入河中的事件就接连发生3次，受害群众达29名之多。有的利用封建会门，如一贯道、洪门会、宏德堂等，暗中组织爆炸队、暗杀队进行破坏，或造谣惑众，或对群众进行经济上的勒索。有的甚至公然以办夜校和拳师传艺等方式，暗中进行反革命宣传，三水县“反共救国军”队长何信竟然组织篮球队，以此作掩护，进行反革命串联。更多的则是钻进我民兵、农会组织，伪装进步，暗中却和港澳联系，伺机破坏。
9月23日、24日两天，师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和全体剿匪工作人员会议。我和蒋润观政委分别讲了话。我们针对干部战士怕苦怕累和思想上存在的“作客帮忙”的模糊认识，进行动员，统一认识，使大家认清剿匪是野战部队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炮火连天的战斗更艰巨，因而也更光荣。还请珠江地委副书记杨康华作了情况介绍。尔后，经过讨论，分片包干：391团，番禺；392团，顺德；393团，南海；师直，三水。
作为指挥机构，师里成立了剿匪办公室，下设4个大队，分别由各政治处主任领队。他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各大队适当配备武装连队。为了工作方便，解决语言不通方面的问题，各大队还选配了一些广东籍的干部战士，并加强了党团骨干的配备。根据当时土匪分散和伪装、潜伏的特点，我们在贯彻剿匪方针上以政治攻势为主，发动群众，清剿散匪，捉拿匪首，挖掉匪根。
我师过去作战历来有开民主会的传统。这次剿匪前，各团像研究打仗那样开了好几天的民主会。除了研究本地区匪情以及如何和地方党政军协同外，还制订了剿匪立功标准，开展了挑应战活动。392团根据工作性质，在大队下编成文字宣传组、情报调查组、群众工作组，互相协同动作。这些组织在后来的剿匪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症结”在哪里
10月初，各工作大队都迅速下到了农村，展开工作。可是没料到群众普遍躲避我们。工作队一进村，老百姓连话都不讲，便把大门关起来。工作队想帮助群众干活，老百姓多数拒绝。这样的局面持续了10多天。
“症结”在哪里?剿匪办公室经过调查了解认为，这种现象正是匪特暗中破坏的结果。工作队必须立即深人到群众中间，把群众和土匪分开来。改变匪民不分的局面。其办法是选择群众最紧迫的农活或公益事业，进行助民劳动，在与群众共同劳动中，把群众争取过来。同时对部队重申了华南分局所颁的“四条纪律”：不准接收地富的馈赠或参加他们举行的宴会；不准接收群众的劳动报酬；不准乱打乱杀乱捉；男女关系要正派。
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助民劳动中，全师即帮助群众挑水3．7万多担，打柴1．3万多斤，打谷12万多斤，浇菜200多亩。其他如修桥、铺路、采桑等，难以数计。
群众总是通情达理的。391团工作大队3中队段福帮助一个贫苦老大娘挑水。老大娘开始不讲话。后来挑的次数多了，看到了大军的真诚，就悄悄对段福说：“听他们(指土匪)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打人杀人。我看你们不是这号人!”段福点点头。随后，这个老太太便把土匪如何造的谣统统说了出来。
原来群众受土匪的挑唆，一怕国民党反攻回来，二怕匪特暗害。土匪们还造谣说：谁接受了大军的劳动，光报酬就负担不起。战士们就利用助民劳动的机会向群众讲国内外的形势，讲我们剿匪的决心，揭穿土匪的谣言。勒流村中的一条河被繁茂的水仙草堵塞，来往船只无法通行，生产受影响。
391团工作队刚进村时，有人就放风说：“我就不相信大军会真心帮咱干活，想干就下水把勒流河搞通它。”可是工作队进村以后，集中力量，连续干了好几天，把河道疏通了，劳动不要任何报酬。群众见了十分感动，一传十，十传百，再也不信土匪谣言了，不拒绝工作队劳作了。
广大群众纷纷向工作队靠拢。可是伪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土匪还在暗地里捣乱。南海良涌村的土匪付家祥背地里对群众说：“谁去报告情况就打死谁!”工作队掌握了这一情况，立即将付家祥抓起来，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揭发他暗地造谣的罪行。会上，我们公开表示解放军支持群众的斗争，引导大家不必害怕坏人报复，号召群众揭露土匪、消灭土匪，并警告土匪“顽固下去没有好下场”。群众的顾虑打消了，大会开过之后，当即就有7名土匪向工作队交代了罪行，交出了枪支。
工作队抓紧时机深入进行宣传，开大会，贴标语，讲政策，并广设告密箱，号召人民群众随时揭发土匪的罪恶，从此土匪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三，发展“知情人"
经过广泛思想发动之后，师剿匪办公室研究认为，大规模号召自新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普遍召开群众大会，让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号召土匪自新。开展自新运动，除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之外，关键是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在当时，我们叫发展“知情人”。
剿匪一开始，我们便着手培养积极分子，充当清匪的骨干。办法是首先摸底，选定可靠的、有工作能力的对象，在劳动中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投入清匪斗争。三水花塘小组在助民劳动中认识一个叫唐大嫂的贫苦妇女，她知道一些匪情，就是有些怕。我们的女工作队员就教她唱《谁养活谁》的歌，对其进行阶级教育，使这位唐大嫂很快懂得了“怕贼反会受贼害，灭贼才能保平安”的道理。于是，她勇敢地帮我们侦察情况，劝土匪自新、起枪，她一人就搞出10多支枪。
391团工作大队在石龙培养了一个熟悉匪情的积极分子陈亮。他向工作队报告情况说，石龙的农会会长当过土匪，有新枪6支、子弹2030发。他知道埋枪的地点，让工作组去取。工作组在他指出的地点起出5支枪。陈亮看后，说这些不是他见过的新枪，估计在另一个地方还有。工作组又在他指出的地方挖出5支枪。陈看后说也不是这5支。于是，工作队又到新的地点去起枪。陈亮前后带工作组共起出10多支枪。像唐大嫂、陈亮这样的积极分子，各大队都培养了上百名。他(她)们主动召集群众会议，组织群众起枪，报告情况，对剿匪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自新运动中，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一个人带动一大帮人，由一个匪劝降很多匪的喜人现象。391团工作大队在六区冲鹤十三保，将一个贫苦农民培养成积极分子。这个积极分子报告了土匪杨令的情况，并带杨到工作组自新。杨令自新后，又向工作队报告了土匪郭新知的情况，并带郭来自新。郭新知又将土匪杨子孔带来自新。杨带工作组起出了“大天二”(黑社会头目)隐藏的4支枪。他们的这些行动，受到工作组的赞扬。
在清剿土匪中，我们发现农村中的旧保甲长、“自卫”队员、二流子、地痞、烟鬼等人员社会联系广，对土匪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些人中，有的或许就是股匪的一员，或者帮过土匪的忙，教育改造这些人员，对彻底清除土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旧保甲长，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启发教育，另一方面则强制其立功赎罪。工作组开始号召土匪自新时，他们总是说：“我们保(甲)内绝对绝对没问题。”我们掌握了一些匪特线索后，就在他的保(甲)内捕几个土匪，起几条枪给他看，然后公开在大会上对其进行警告。此后，这些人就再也不敢“绝对”了。
391团工作大队在勒流用这样的方法，从一个甲长的嘴里供出情况，3天内即起出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掷弹筒8具和子弹5000多发。经过我们做工作，保甲长主动领土匪自新的也不少。
至于利用地痞、二流子，则有一些区别。有的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有的还要进行暗中保护。在南海，有一个叫郭元的二流子，很愿意接近我们，但不敢公开靠拢我们，怕土匪整他，也怕我们不信任他。我们便在与其接触中注意场合，暗中保护他，使他很感动。有一次郭元给我们报告情况，画图指出了土匪埋枪的位置。工作组按图挖掘，果然起出长短枪9支、子弹2000余发。
在清匪斗争中，我们研究分析了匪属心理状态，他们既怕亲人被捉，又怕亲人因抗拒而从重办罪或长期流落在外。但只要工作做得好，匪属是可以配合我们清匪的。师直工作大队女队员李月群、陈琼珍得知匪首陆杰比较孝顺，就耐心地做陆母的工作，讲明利害，晓以大义。陆母终于被感化，三番五次写信到香港，劝儿子回来自首。陆杰在其母亲的规劝下，终于回到了内地。
391团工作队在冲鹤镇东坊剿匪时，女队员注意做土匪潘同顺姐姐的工作，教她认字，启发她同土匪划清界限。土匪潘同顺的姐姐认识提高后，不但争取了她的两个弟弟自新，后来她的两个弟弟又带了几个土匪自新，前后经他们争取自新的土匪共有14名。
四，特别训练班
随着自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自新土匪的人数逐日增加。对于这些土匪，条件成熟的，可以登记取保释放；而对于条件还不成熟的，则根据情况让他们进管训班学习一周或几周。因为我们曾经发现不少土匪自新后，表面上装得老实，或者“进步”，但暗地里却又通匪。为了防止假自新，以免放虎归山，我们将95％的自新土匪编入管训班，经教育后，根据情况释放他们，或者交地方处理。
392团工作队办的管训班，过的是军事生活，每天起床、学习、讨论、娱乐、汇报，都严格按时间表进行。教育内容分为国内外形势、两个前途、党的政策、坦白反省等。他们还对原是贫苦出身的土匪中的胁从分子进行阶级教育，发动土匪立功赎罪，使他们真正幡然悔改。
393团在办管训班时，专门划出时间，让自新土匪每天报告情况，交给自新土匪新任务。土匪潘福在管训班劝导了7个土匪向我自新，还擒获了一个特务，起出了一些枪支。393团第1期管训班结束时，受训人员还联名写劝土匪自新书，自动组织起来写标语，沿街张贴；组织狮子队，敲锣打鼓，以表示只有走自新的路才是光明大道。到这个团办第2期管训班时，又有60多名匪特自九江圩写信要求向我自新。
全师推广了393团办管训班的经验，对剿匪工作推动很大。392团工作队在管训班审查自新土匪过程中，号召报告匪情，结果又揭发出土匪130余名、枪130余支，还暴露和审查出一批假自新的惯匪。
各团工作队在办管训班的同时，同整顿民兵、农会组织结合起来，效果较好。三水沙头乡忠义村的民兵20人中，有16人或长或短、程度不同地当过一段时间的土匪。自新训练班成立后，这些不纯的成分全部进了管训班，给予教育改造。后来，这个村的民兵组织改由在剿匪斗争中锻炼出的积极分子充任新的领导，补充新的成员，民兵组织焕然一新。三水县的群众反映说：“国民党来了把好人变成坏人，共产党来了把坏人变成好人。”
五，法网难逃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处于孤立境地的土匪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当然也有少数死硬分子或逃或匿，但由于这些人已被人民群众列入“另册”，处于人人喊打声中，最终逃不出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顺德官田的匪首刘坤早潜逃香港，但仍暗中指使内地的土匪进行破坏。
391团工作组早就注意监视刘家的动向，发现刘的妻子在一楼睡觉，而将幼女放到楼上，分析这个反常现象，估计可能是刘匪潜回家里了。工作组了解到刘坤的岳父谭富就住在东头村，分队长滕枫就带两人去调查，从东头村妇女主任所提供的情况中了解了到谭富的住处以及刘的相貌特征。工作队员们火速赶到谭富家，见一眼角有痣的陌生人进出，立即将其逮捕，经审核果然是刘坤。这个匪首虽然鬼计多端，仍然难逃法网。
南海县著名匪首罗勤、罗耀曾经横行一时，不可一世，但在人民群众的围追下，暂时不敢露面。一天，有个群众提供了该匪匿藏地点的可靠情报。我剿匪部队即在地方同志配合下，分南北两路，突然严密包围紫洞圩和瓦灶沙，在一座地下仓库和夹墙密室中，将血债累累的罗勤、罗耀擒获，搜出快慢机驳壳、左轮手枪94支，步枪380支，各类机枪70多挺，掷弹筒20具，子弹15万发。执行枪决那天，6000多群众观看，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1950年12月底，我师主力奉命开往东莞执行海边防任务。70多天的剿匪任务胜利结束了。剿匪期间，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全师捕捉和管训土匪共4500余人，收缴各种枪1万余支，为珠江三角洲人民清除了一大祸患，为这个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收兵的当天，师直工作大队驻防的花塘村贫雇农送给工作队一面锦旗，上写“打动了穷人的心”七个大字。这面锦旗至今仍在我的心中飘荡。
邵震（1915年－1996年），山东省峄县(今枣庄）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
邵震生于旧军人家庭，父亲邵泽瀛原是位武功高强、颇具正义感的旅法华侨富商，响应孙中山感召变卖家产回国投身北伐，曾任北伐军第2混成旅旅长，后因反蒋被杀害。邵震自幼随父返国，寄养在北京读书。
1931年初，邵震在济南读书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及反帝大同盟。
1932年3月，邵震因多次参加和组织学生抗日救亡 而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而英勇不屈，后经邵泽瀛的旧部爱国将领裴昌会营救出狱。
1934年，邵震考入中央军校(黄浦军校）第十期炮科，在洛阳分校军事总队学习期间联络进步同学王德等，于1936年8月毕业后投奔陕北瓦窑堡林彪部，参加了红军。
1937年1月，邵震进入红军大学二期学习，后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军事二队学习。
(二）
1937年11月结业后，邵震历任中央军委四局参谋、八路军总部留守兵团教育训练科科长、129师385旅参谋处长。
(三）
解放战争时期，邵震历任东北辽吉军区参谋处长、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代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44军130师副师长、131师师长、军参谋长。参加和指挥了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四进四平）、锦州攻坚战、黑山、打虎山追歼战(辽沈战役）、天津攻坚战(平津战役）、解放广州、海南岛战役、解放万山群岛等战役战斗。
(四）
1953年2月，邵震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54军130师师长。不久回国，调任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负责指挥过浙东沿海海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5月-1956年6月，邵震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5月-1956年9月，邵震兼任大连海军指挥学校校长。
1956年6月-1959年3月，邵震任南海舰队参谋长。
1959年4月，邵震赴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学习(本科第四班），获全优学员称号(荣获将名字铭刻在苏联海军学院大门前彼得大帝巨型铜像基座上的唯一的中国人），被授予金质奖章。
1963年回国后，邵震任海军学院副院长(8级副兵团职）。
1973年10月-1975年5月，邵震任第二海军学校校长。
“文革”中，邵震备受屈辱折磨，作水电修理工全家每月只18元生活费。“文革”后，邵震为争取重新工作，不计名利地位，高配低用去重新筹建海军工程学院，没日没夜与战士工人一起扛水泥修电站、盖教室，为海军工程学院重建、恢复教学次序呕心沥血！
1975年5月-1983年8月，邵震任海军工程学院院长。
1983年8月起，邵震任海军工程学院顾问、海军军事学术委员会常委。
1984年，邵震主动申请离休后受聘参加中国海军编年史、海军舰船手册、海军战役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邵震同志赴苏留学笔记》共十—册、—百六十余万字，作为“文革”后海军学院高级指挥班正式教材使用，其中电子对抗、海军 战术使用等方面内容为“文革”后海军新教材填补了空白。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以海军学院副院长晋升海军少将时以莫须有借口说在苏联留学得到苏军格外器重有政治问题需审查而扣压晋衔命令），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9月7日，邵震因病逝世，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