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1947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形势达到新的历史转折点。为适应新形势，解放区集中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实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集中管理大势所趋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力量坚决予以反击，战争进行一年后，形势开始向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变化。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有430万人的总兵力，一年后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至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解放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后，又接连挫败其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中共中央根据整个战局发展情况，审时度势，针对蒋介石关于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战略企图，先后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在南线，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为依托，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作战，并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超过敌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态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言：“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军队据点被逐步肃清，而我方晋绥、晋察冀、东北和山东等解放区逐渐扩大并朝着连成一片的趋势发展。这一朝着有利于革命力量变化的新形势，也促使我们原来对敌占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办法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由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集思广益汇聚经验
1947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在邯郸以西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工作会议，各大解放区都派了代表参加。党中央之所以选择在晋冀鲁豫开会，主要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开展全面进攻，只能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东西两端重点进攻，晋冀鲁豫地区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战争干扰较少。从3月15日举行预备会，到3月25日至5月11日召开正式会议，与会者对财政经济工作基本方针、财政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具体问题进行详尽讨论，内容十分丰富，集中了各解放区经济工作的经验。
会议形成了《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综合报告》。这一报告的初稿，是由率领华东代表团与会、时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薛暮桥起草的。报告经过与会者多次讨论修改，5月初大体定稿。
报告指出，当前形势下几个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强调必须把战争和生产结合起来，以战争保障生产，以生产支持战争。生产如不发展，这样大规模战争很难长久支持；反之战争如不胜利，则生产也难以保障。
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几个原则：一是独立自主思想，要加大对手工业保护力度，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争取贸易出超；二是克服缺乏长期战争的思想，要认识爱国自卫战争的长期性，努力开源节流，争取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三是依靠农民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必须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手工业发展，金融工作必须为农民服务；四是照顾整体的思想，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要保证邻区物资交流与内地贸易采取同样政策，实现邻区货币互相支持并在财政上相互调剂，协助贫穷地区，避免苦乐不均现象。
报告还指出，货币工作今后发展方向，认为本币在市场上取得独占地位后，必须慎重掌握货币发行数量，以免引起物价剧烈波动。为此，必须争取财政收支大体平衡，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棉布等重要物资，在秋收以后和春荒时期，货币流通需要数量多少不同，也应当作适当调剂。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有步骤地统一各解放区的财政，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统一货币的工作，为统一财政奠定基础。
人民币成统一货币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陕甘宁、山东解放区的形势也从敌军进攻转为人民解放军反攻。各解放区之间的金融贸易关系必须适应新情况，逐步建立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这是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课题，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货币问题。
当时，华北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各根据地原先各自发行的货币需要互相流通，但经常互相压价。同时，各区为支援战争，不得不增发货币，导致物价不断上涨。薛暮桥在1948年1月写的《对于整理货币的意见》一文中说道：“我们现在货币制度存在着两大缺点：一个是不统一，一个是不稳定。由于不统一，各地区间物资交换发生严重困难，部队机动也有困难。由于不稳定，生产和正常贸易有危险性，信用制度难以建立，并奖励投机事业的发展。”
1948年5月，时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来到西柏坡，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认为需要集中管理财政经济工作，很有必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不久之后，党中央取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了董必武担任部长、薛暮桥担任秘书长的中央财政经济部，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那时，周恩来规定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一两点处理财经工作，指定薛暮桥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去，在他指导下工作。在听取薛暮桥汇报后，周恩来指示中央财政经济部及时掌握各地物价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保证各解放区的物价大体上按同等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稳定。他要求中央财政经济部每5天向他报告一次各解放区的物价变动情况，根据物价变动的情况来控制各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数额。通过统一调度和有效控制，解放区物价要比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稳定得多。
1948年秋开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的问题更加凸显，各解放区、野战军的财政入不敷出，物价需要进一步稳定。为了有效统一货币、平衡财政，达到支援战争的目的，12月1日，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同时开始发行新货币――人民币。
人民币发行之初，与之前流通于各解放区的旧币形成固定比价，同时流通。比如，1元人民币等于100元冀南币或北海币、1000元晋察冀边币、2000元西农币或陕甘宁流通券，兑换数量无限制。1948年12月，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后，华北、山东、西北各解放区之前流通的旧币将停止发行，并逐步收回。人民银行新货币的发行，预示着解放区货币的进一步巩固，以及解放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随后，各解放区纷纷发布相关训令、通告等，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比如，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12月发布的一则《通令》指出，自1949年1月1日起实行以新币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及贸易公司代理人民银行总行逐渐收回旧币。凡银行、贸易公司、财政厅、建设厅、联防军后勤部及各所属部门，以及其他机关学校、团体和公营企业，一律改用新币为记账本位币。
当时，中央令各地区提出1949年财政收支预算和要求，发行人民币的数额经中央审查决定。为了审批各地货币发行和财政预算，薛暮桥向周恩来提出了人民币流通原则，也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物价与货币发行数量同步增长；各解放区不论货币发行多少和物价高低，每一人口的平均货币流通量相当于30斤小米。如果货币增加一倍，物价也上升一倍，仍是30斤小米。与此同时，薛暮桥根据财政供给和人民负担的关系，计算出按照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每100个居民只能养活2名脱产人员，超过此数就要依靠“外援”，即由中央发行货币来供应。按照这些规律和数据来审批各地的货币发行和财政预算，就可以大体做到公平合理。
1949年3月，薛暮桥在《大众日报》撰文称，“货币统一以后，各解放区的经济生活即将完全打成一片，这将大大有助于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由此可见，货币统一让人民币在群众中生根发芽，信用日益稳固。这不仅体现了解放区集中财政经济工作的精要所在，而且展现出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领导经济工作的大智慧、大气魄、大担当。（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