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很多人知道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美械师也闻名海内外，但他们可能不清楚，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所谓美械师并没有直接参与对日作战，而成为后来打内战的急先锋。
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是苏联给予了中国实实在在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客观上帮助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才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37年8月26日，晚8时，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
“赴苏实业考察团”副团长张冲和40多名团员，毕恭毕敬地坐在大会议室的沙发上，等待蒋委员长的接见。
王叔铭和代表团另外几名空军军官，虽然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却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周身不自在。
此时的南京，自8月15日日本轰炸机落下第一枚炸弹起，防空警报就此起彼伏地在上空回荡。在日军的频繁轰炸下，蒋介石也不得不东躲西藏。他每天轮换着在清凉山、中山陵四方城、中华门城堡等处办公、休息，不得安生。连召见考察团也只能在晚间进行。
对中国空军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7月13日、16日、23日、26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先后会见国民党政府重要领导人孙科、陈立夫、王宠惠和张冲等人，具体磋商苏联支持中国抗日问题。7月31日，苏联外交部致电鲍格莫洛夫，说苏联政府已批准向南京政府贷款和供给军火，并提出派专家来华考察，了解中国的军事需求。
8月2日，蒋介石亲自会见鲍格莫洛夫，正式决定双方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作为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政治基础。经过一系列谈判之后，条约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
8月23日，也就是中苏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蒋介石钦点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张冲为副团长，抽调各军兵种40多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采购武器装备。为掩人耳目，对外称“赴苏实业考察团”。
到蒋委员长说要接见为止，代表团成立刚满三天，可见效率之高。
客厅的落地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时针指向8时零5分。门突然打开，众星捧月般走进一人，却不是委员长。
此君年近五旬，瘦削的身材穿一身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中山装，脸色苍白，精神疲惫，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
代表团成员面露疑色，不是说委员长接见吗，怎么来了个陈立夫？
陈立夫逐一与满腹狐疑的代表团成员握手，解释说：“原定委座接见大家，但因事不能脱身，让我代表他。”陈立夫收住勉强挤出的笑容，脸色凝重地说：“诸位此次赴苏联采购武器，意义重大。自开战以来，我方损失较大，前线武器急需补充，中日国力相差悬殊，国造武器数量既少且质量差。为了胜利和生存，只好求助于苏联。目前苏联已答应供应中方武器装备，全赖诸位筹办。”
陈立夫正说着，夜空中突然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日机夜航轰炸南京！与会者匆忙钻进礼堂附近的防空洞。沉闷的爆炸声把防空洞顶上的尘土震得簌簌而下。空袭持续了十几分钟，接见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南京机场经常有日机光顾，考察团只好改道去苏联。
8月27日凌晨4点多钟，代表团一行乘坐汽车前往湖北芜湖机场，再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经汉口、西安、兰州、安西（今瓜州）、哈密，一路走走停停，于8月29日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在这里，他们将乘坐苏联飞机前往莫斯科。
9月4日，两架苏制图波列夫TB-3重型轰炸机，载着杨杰、张冲等人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终于抵达莫斯科伏努克夫机场。考察团在机场受到苏军副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将军的迎接。
当天晚上，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到饭店看望和会见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并与杨杰等人进行了简单交谈。他说：斯大林同志三天后将要接见中国代表团，对军事援助的事最后做出决定。伏罗希洛夫要中方人员在两天时间里，拿出需要苏联军事援助的初步方案，届时好与苏方有关人员进行对口商谈。
由于情况紧急，出发时，代表团只是根据战场情况草拟了急需的武器清单，而现在则要根据苏联现有武器的实际进行对接。
装备苏制T26b轻型坦克的国军第200师部队
伏罗希洛夫走后，代表团马上召开会议，明确各自的任务。当天晚上，所有成员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按照分工，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连吃饭都有专人送到现场，凑合着填饱肚子接着再干。终于赶在9月6日晚饭前，确定了需要购买的武器种类和数量。
9月7日上午10点，由伏罗希洛夫陪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杨杰、张冲等部分代表团人员。宾主间简单寒暄之后，立即转入了会谈正题。
杨杰转达了蒋介石委员长对斯大林大元帅的问候，然后向苏方介绍了中日战争、特别是目前淞沪会战的情况。杨杰说：“抗战爆发前，我军飞机总数不过600架，两个月以来被日军直接毁于地面的就有400多架，空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现在日军的飞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想轰炸什么目标就轰炸什么目标，想怎么轰炸就怎么轰炸，就连我们的国都南京都不能幸免。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我方军民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后果难以设想。”
斯大林仔细地听着杨杰对中国战局的情况介绍，听到这里时，他突然插话：“在你们看来，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空中的轰炸啦？还有没有比空中轰炸更大的威胁？”
“是的。”杨杰略为迟疑后，立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现在我国军民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每天都有工厂、桥梁、发电厂被炸毁。”
“哦——”斯大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烟斗送到嘴里轻轻地吸了一下。
“7月10日，日军对北平进行了4次轰炸，造成我方4000多人伤亡；7月13日，日军轰炸天津，造成3000多人伤亡。”杨杰见斯大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说话，继续诉苦道，“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造成12000多人伤亡；8月中旬以后，日军对南京实行连续轰炸，每天都有数百名平民死亡……”
苏制M1902/30式76.2毫米野战炮，在第三次长沙保卫战中重创日军。
“轰炸是可怕的，但比轰炸更可怕的，是你们内部的不团结。”听杨杰说话时若有所思的斯大林，又一次接过他的话，他说：“解决轰炸的问题苏联政府可以帮忙，可以向你们提供急需的战斗机、高射火炮，但搞好内部团结主要还要靠你们自己。”
全场静悄悄的，只有斯大林那清晰沉稳的话音在大家耳边回响。
“不过，现在好了。”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杨杰等人脸上掠过的一丝尴尬，突然话锋一转，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现在，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了，这一点十分重要。只要国共两党真心合作抗日，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至于你们抗战急需的一些物资，特别是作战飞机，以及配备部分飞行人员的要求，我们将尽力给予满足。”
斯大林话音刚落，被接见的几个中国人马上露出了笑容，激动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苏方人员直接到中国参战也好，还是援华武器的计划也罢，都必须由斯大林最终拍板。而今，他已经明确表态，使代表团成员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斯大林提醒杨杰等人说：“我以为，中国不应忽视任何援助，可以而且应当向美国和德国购买飞机和枪炮。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比如说英国打交道。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够的。”
紧接着，斯大林详细地询问了苏方工作人员援华方案的情况，并不时插话讲自己一些意见。原计划30分钟的会见，持续了90多分钟。
斯大林指定伏罗希洛夫为苏方全权代表，由拉宁将军和巴也夫将军具体接洽，中苏各兵种小组分别会谈，根据日军在中国使用的武器性能来决定苏联提供的武器。
在斯大林会见代表团仅仅4个小时后，即9月7日下午3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苏联国防部的要求，代表团立即争分夺秒进行工作，提前1天将苏方需要的侵华日军陆、海、空武器类型、性能和我方拟采购的苏式武器种类清单送交了苏联国防部。
第二天，在苏方国防部的密切配合下，中方很快确定了拟采购的40余种武器种类和数量。
伊-15战斗机
9月10日，代表团随行人员按照各自任务性质，划分成6个小组到莫斯科郊外苏军指定的几个秘密地点，开始接受拟采购武器的专业培训。
为了让中国飞行员尽快熟悉苏联飞机性能，当时中苏双方人员都感到压力很大。理论培训只能采取“填鸭”式，在半天内完成，然后到机场上进行实际飞行。在飞行前，苏联教官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讲解完飞机内部构造、仪器仪表性能、操作要领后，带领中国飞行员开始试飞。
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中国人就全部掌握了所采购武器装备的基本性能和使用方法。这种惊人的速度，只相当于苏军寻常情况下训练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在苏军教官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中国神话”。
后来担任空军司令的王叔铭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道：“如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神话’，这一点真不是夸张。前线每时每刻战火都在燃烧，阵地上每时每刻都在流血——在那非常时期，我们到莫斯科的每一个军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揣着一团复仇的怒火，谁都知道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在学习和训练中，那真像置身于战场，都是在拼命啊！” 随即，中国代表团成员与苏方人员一起，开始对首批运往中国的武器进行清点、装车和伪装工作。10月1日，代表团除杨杰等人留在莫斯科处理一些善后工作外，其余成员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活动，赶到武器的最后集中地——阿拉木图。
对于这次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杨杰在9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对于我方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苏方迅速作出反应。对于所需各项军火，他们都尽量一次给予，且开价极低，一切希望中国胜利之热忱处处表现。双方商定，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等物资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总值为4.85亿美元。仅此一批，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过了德国，其中一些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武器装备都是在贷款协议尚未签订的情况下就发货运往中国的。正如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程天放所说：“苏联满足了中国的需要，在1937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中国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这些交易在贷款的具体协议尚未签订时就实现了。”
装备苏制M1910马克沁重机枪的国军部队
1938年1月，孙科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希望苏联尽可能出兵参战。斯大林在一次从午夜到凌晨5点的长时间谈话中说：苏联面对不稳定的欧洲形势，不能卷入远东的战争，但是苏联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以武器援助中国。斯大林还为孙科打气：“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到底，并且不为暂时的挫折和敌人占领领土而泄气，那么，最后胜利就一定是中国的。”
在这次会见中，双方敲定了两笔数额各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本来孙科还请求第二笔贷款增加到1亿美元。斯大林答应在第二笔贷款5000万美元用完后，再提供第三笔贷款。
会谈之后，杨杰就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第一笔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7月又签订了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此后，孙科又赴莫斯科寻求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斯大林表示同意。这笔贷款于1939年6月签订。中国将分期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丝绸、棉花、桐油、药材、红铜等偿还。贷款期限30年，年利率为3%。
同月，双方还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规定两国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相互进出口及征收关税等问题上，双方享有最惠国待遇。根据条约规定，苏联在中国的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商务代办处。这个条约促进了两国的经济交往，这在日本封锁海岸线的不利情况下，使中国保持外贸往来，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在苏联采购武器装备可谓一帆风顺，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期间，宋庆龄作为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特邀嘉宾，正好也在这里。
名义上，宋庆龄是应邀到莫斯科休假的，但她一点也不比代表团的成员轻松。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曾先后三次拜会斯大林，向斯大林介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和残暴，介绍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空前灾难，并力陈苏联应该援华抗日的理由，从而坚定了斯大林援华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宋庆龄还多次到苏联国防部、外交部、军工部等政府部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妄想北图苏联、独霸东亚的野心，介绍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当时苏联政府内形成了警惕日本人、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良好氛围，最终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援华抗日政策的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0年代宋庆龄在苏联
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及保密原因，宋庆龄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正是宋庆龄这一时期特殊的工作，以及后期有效的策应和配合，中国政府才有可能顺利地从苏联采购到抗战急需的武器装备，才可能在抗战初期岌岌可危的情势下，使中国军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日寇对中国平民的杀戮和蹂躏。
以下苏联抗战初期援华物资的材料，摘自国民政府公布的档案：
航空器材：各类飞机998架。其中作战飞机884架，包括伊-15、伊-16式共计586架，斯·勃式轻型轰炸机和图波列夫-3式重型轰炸机共298架，侦察机及教练机113架，及航空零配件、航空用特种汽车、航空汽油、航空武器弹药等。
装甲兵器材：苏制T-26轻型坦克82辆及辅助设备。
防空兵器：苏制7.62厘米高射机枪40挺，小口径高射炮130门。
步兵武器：可装备20个师的火炮。其中加农炮、榴弹炮计640门，反坦克炮230门，各类炮弹136万发，重机枪1300挺，轻机枪3900挺，机枪子弹7800万发。
运输器材：载重汽车1000余辆。
………
除以上资料外，另有资料显示，苏联援助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冲锋枪50000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00颗，炮弹约200万发，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为了运输这些军事装备，苏联帮助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苏联萨雷奥泽克（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始，经霍尔果斯入境，再经迪化到兰州的公路，全长2925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长2695公里。苏方人员驾驶5200多辆卡车，沿着这条艰辛的公路运输线，日夜不停地跨越高山、穿过荒漠，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1938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将公路从兰州延长至西安附近的咸阳，使公路总长度达到3750公里。在这条公路线上，还有4000多名苏联人进行运输服务工作，以保证苏联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在哈密地区，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在条件艰苦的野外组装卡车运去的战斗机。同时，苏联帮助中国开通了从阿拉木图至兰州的航线，还利用轮船，通过英法殖民地港口，从海路向中国运送武器装备。
在中国最困难的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给予了全世界唯一的大规模军事援助。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披露，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是中国原有作战飞机的2.9倍。苏式飞机直到1944年才大部分被淘汰。
参谋次长白崇禧评价，苏式轰炸机因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屡经改良，故相当优秀。
中国战车工程专家余人瀚经考察确认：援助中国的苏制T-26轻型坦克，也是苏军在30年代的主要装备。
中国火炮专家验收援华火炮时，认为高射炮命中率较高，反坦克炮性能品质均优，比德国制造的要好。
苏联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援助的确是全心全意的，不仅门类全，数量多，还送货上门。蒋介石在1939年初亲口承认，“从苏联获得的武器装备占中国获得外援总数的八成左右”。在1939年至1940年，这个比例实际上比蒋承认的更高。
当然，苏联对中国的所有援助都不是无偿的。
关于武器装备的价格，下面是1938年6月中苏双方确定的价目：
斯·勃式轰炸机：11万美元/架；
伊-16战斗机：4万美元/架；
伊-15战斗机：3.5万美元/架；
T-26坦克（连同无线电设备）：2.13万美元/辆，内装45厘米坦克炮，单独计价7千美元；
…………
斯·勃式重型轰炸机
相比于当时国际市场的军火价格，算是半卖半送了。
孙科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后回国述职时说：莫斯科提供的价值1.6亿卢布的军火，实际相当于国际军火价格的4亿多卢布。苏联给中国订货的价格特别便宜，装备一个中国陆军师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国民党政府将这些苏联武器装备了6个军24个师的军队，他们在全面抗战的最初几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装备苏制T-26坦克（坦克团）和火炮（炮兵团）的第二〇〇师，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中，向从濮县强渡黄河的日军机械化精锐第十四师团发起突击。一举重创第该师团直属战车联队，击毁击伤日军装甲车、坦克30多辆，缴获中小型坦克8辆。1939年中国军队先后发起四月攻势和冬季攻势，毙伤大量日军，收复大片失地，而作为主攻部队的苏械师战功卓著。装备苏械的第七十四军3个师因为战斗力强悍，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军”。
当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顶住日本的巨大压力的。1938年4月，日本政府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一事提出抗议，被苏联政府怼了回去。此后，相继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苏日关系的日益恶化，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苏中关系的日益接近，说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历史证明，苏联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划算，以极低的成本牵制住了日本，确保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而此时，美国人在干什么呢？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次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利”。
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美国仍然为日本输血，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管饱管够。当年，日本从美国进口了2.9亿美元物资，其中1.68亿美元为军用物资。包括钢铁700万美元，石油1630万美元，飞机248万美元，棉花8000万美元。据美国政府统计，1937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有54%来自美国。日本当时进口的硬铝、橡胶、钢铁、机床等与战争息息相关的物资大部来自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物资总额，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急剧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亿美元。
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国1938年卖给日本的飞机总价值高达1745.4万美元，为1937年的7倍。1937年至1940年，美国输送日本的军事物资总额达到7亿美元。除了出口，美国给日本提供了1.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购买美国的机床、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
卖军火发财只是美国战略考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英乐于看到日本以中国东北为前进基地进攻苏联。
1937年9月16日，一向亲美的宋美龄也发表了《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公开指责美国政府当婊子立牌坊，宋美龄说：美国政府蓄意阻止中国获得自卫武器。却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对于罗斯福政府的这种做法，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说日本有德国和意大利两个盟国，事实上，美国才是日本最好的盟国，很明显，我们正在积极配合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战争。”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集会上，美国议员斯克托说：“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
1936年至1938年，陶行知出访欧美亚，宣传抗日救国。临别美国前，他发表演讲说：“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冯玉祥说得更形象：“美国人把钢铁和石油卖给日本，而把药品卖给中国，这是一边卖武器，一边卖棺材。”
与苏联积极援华相比，在武汉失守近两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才得到西方的第一笔贷款——美国的2500万美元和英国的50万英镑（合200万美元）商业贷款，并且规定只能以此购买非军用物资。直至助纣为虐的美国被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正式拉开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序幕。
但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与其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相比，可谓少得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