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重庆战犯管理所迎来了两名新的战犯：徐远举，沈醉。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这里还叫作“白公馆监狱”，是关押革命志士的地方。
而徐远举和沈醉彼时是“高高在上”的军统高层，在审讯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时毫不留情，如今自己也成为了阶下囚。
等待审判的日子对于曾经的军统大特务来说格外难熬，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若是按照他们过去的习惯来审判自己，恐怕个个不得好死。
沈醉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战犯管理所为了稳定战犯情绪暂停让他们看报的时候，徐远举却将此理解为自己即将被公审处死了。
过段日子战犯管理所恢复了战犯读报的权力。正值镇反运动浩浩荡荡开展之际，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地庆祝着国民党战犯们被处死。
但看在徐远举的眼中，这就是一封封对自己下的“病危通知书”，每得知一个经过公审被处以死刑的消息，他就觉得自己离见阎王近了一步。
当这个名单中出现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时，他更会食不知味。他深信：无论如何，公审的结果都会将他判成死刑。
徐远举
有了这样的思想，在日常的审讯中，徐远举什么都不交代。这是他多年军统生涯的后遗症：他深知只要开了口，就是给了审讯者突破口，接下来所有事情都会从这个口子像是挤牙膏一样被挤出来，直到把全部秘密榨干。
而徐远举的秘密就太多了——他的手上，全是共产党人的鲜血。这段日子，徐远举拒不配合交代罪行，只是经常眺望松林坡上的戴笠公馆，回想跟着戴笠耀武扬威的日子。
徐远举虽然外号是“徐莽子”，却并不是草莽出身。他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毕业后出于兴趣加入复兴社——即军统前身之中。
在复兴社杭州特训班中，徐远举如鱼得水，对这些特殊课程有着非凡的天分，各科成绩都是拔尖的。
他也因此受到了戴笠的注意，被列为勤奋学习的典型，多次获得戴笠奖给的金笔。徐远举也不是什么低调的人，在特训班结业的时候，他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上，挂满了戴笠奖给的金笔。
戴笠
此时的戴笠虽然欣赏徐远举，却称不上重视他，毕竟戴笠用人最重视的一点——“忠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验证。
而他也不是戴笠或者蒋委员长的同乡，没有往上提的捷径。从复兴社毕业之后他庸庸碌碌六年，都只是一名少校。
他的机会出现在西藏。淞沪会战之前，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制造事端，戴笠派徐远举以“护卫队长”的身份随行，实际上是搜集情报工作。
徐远举在西藏一干又是五年，率领自己的谍报组在当地踏实搜集情报，自己成为了“西藏通”。这次经历终于让戴笠相信了他的忠诚，有了往上走的基础。
戴笠
抗战爆发、军统成立后，徐远举担任了西昌站站长，后又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开始崭露头角。
作为时任成都经检队的第三任大队长，几乎整个川西平原上，凡是与物资有关系的事情都由他说了算。
而且徐远举可以随时跟戴笠打小报告，所以邮电检查站、航空检查站、省警察局等地几乎全都要看他的颜色行事。
这也是徐远举立威的结果，第一个被他用来“开刀”的人是吴绍章，新都县一个靠聚赌抽头起家的小混混，靠关系和钱开路一路当上了民食处顾问，利用手中的权利操控当地粮食价格从中渔利。
侦知该情况后，徐远举当即派出宪兵将吴绍章拘捕，将他多年囤积的四万多石油菜籽和六千多石大米统统没收。
国民党宪兵
同样因为私自囤积油菜籽和大米而被徐远举办掉的还有地方望族，时任川盐银行郫县分行主任、福川银行郫县分号主任叶溪柳两人，他们俩仗着与川军有姻亲关系，在家中囤积菜籽油七千多石，大米一万五千石不对外出售。徐远举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关了起来。
但以这两个例子说徐远举“公正”、“为民谋福祉”也是高抬他了，他只是柿子捡软的捏罢了。这两个人的背后都没什么后台，真正有后台的他也是“轻拿轻放”。
1943年，有人举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囤了大量棉花意在哄抬物价。徐远举接到情报后表面上拍案大骂，声称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实际上拖了足足一个星期才命令宪兵出动。
这时因为当时蒋介石退居重庆，急需拉拢川军地方势力。大案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一个星期迟迟不动，对方早已将多余的棉花转移了。
徐远举最终给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事就草草了了。只有不知内情的人还在夸徐远举是“硬汉子”。
蒋介石
“硬汉子”徐远举在抗战期间只在后方发挥作用，内战爆发之际反而逐渐走到了前台。全面内战爆发时，徐远举已经被戴笠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戴笠坠机身亡后他又对毛人凤表示了忠诚。
1948年春天，一封装有《挺进报》的“公文”送到了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手头，拆开后朱绍良大怒，将徐远举叫来痛骂一通，要他限期破案。
在破案期限临近时，云阳县逮捕了一个名叫盛超群的人，严刑逼供后他承认自己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还提供了一份人员名单。
毛人凤
徐远举以为这是第一个突破口，结果按照名单逮捕了一群人后，发现要么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要么是土豪财主，显然这份名单是假的。徐远举不得不一一放人并逐个道歉，盛超群也在之后不久被杀掉了。
万县也密报上来一个人，说该县的一所中学是地下党机关，该中学一名教员是中共负责人，据说还发布了密谋暴动的文件和小册子。
徐远举将此人抓来后一审，也只是一个教书的普通人，而且他还和军粮局重要人物有关系。
接二连三抓错了人让朱绍良的火更大，徐远举压力非常大。此时不仅逼近了规定的破案期限，还花光了几乎所有的办案经费。
朱绍良威胁道：再不破案，军事法庭见！徐远举唯有走最后一步路：逮捕重庆民生路文成出版社一名青年店员陈柏林。
盛超群
此人之前被怀疑是地下党员，但被判定价值不大所以一直没有逮捕。在被朱绍良催得急的时候，徐远举此举实际上是“死马当做活马医”。
没想到沿着陈柏林这条线，徐远举刚好抓住了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任达哉，并从其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找出十几份《挺进报》。
面对仅有的两个人，徐远举亲自上阵，动用了48套美国刑法严厉折磨任达哉。熬不过酷刑的任达哉供出了地下党市工委委员许建业。
许建业丝毫没有开口，但也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害怕牵连同志，从看守所里带了一封信给家人以起到报警作用。
许建业
没想到所托非人，狱卒将这封信交给了徐远举以换取功劳。这封信帮了徐远举大忙，他找到许建业就职的志成公司，搜了大批《挺进报》和入党申请书，又用“守株待兔”的办法扣留了一大批来志成公司的人，其中包括无意中被扣的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
接着徐远举动用了更大一批“红旗特务”，进入学校、工厂等地接近那些像是地下党的人。“随抓随放，就地埋伏”、“直捣核心，抓捕重点”，这是徐远举引以为傲的“二部曲”。
他用这个方式将已经逮捕的重庆银行职员余承安放出，通过他抓住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作为重庆地下党核心人物，冉益智却很快叛变了，他指认出此前误被扣、身份却没有泄露的刘国定。
刘国定也没有挨很久的刑便叛变了，他供述出了重庆、川东的大批地下党员，陈然等《挺进报》负责人也因他的供述而落网。导致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就连中共上海局也险遭毒手。
此事被称为《挺进报》案，因此案被捕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8人。
陈然
烈士的鲜血遍洒，重庆的大地血染，徐远举却因此升官发财，受到蒋介石和毛人凤的赏识，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在重庆，徐远举还抓捕和杀害了江姐。1948年6月14日，江姐江竹筠在万县被捕，得知此事的徐远举亲自前往审讯江竹筠。
审讯的过程在沈醉后来撰写的《我这三十年》中有提及，记载了某次沈醉目睹徐远举审讯江姐的过程，其中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极其的残忍。
江姐受到了许多酷刑的折磨，最后被关在了渣滓洞里。在后来的大屠杀中，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全部惨遭杀害，而这次也是徐远举下的手。大屠杀中，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被杀者三百余人，仅有15人幸存。
江姐一家
“11·27”大屠杀后，徐远举无心再为“党国复兴”出力，一心想要逃到台湾。他天天要专机想要逃走，毛人凤一直没松口，直到12月9日蒋介石走了，徐远举才和总务处长成希超等人一同兴冲冲地爬上了飞机。
当天下午飞机落在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加油，徐远举来到了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见到了站长沈醉。
所谓“保密局”，实际上就是军统因泰国臭名昭著，迫于压力改的名字。沈醉一看到徐远举也是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这种时候还到昆明来？”
徐远举反倒笑沈醉小题大做，说成都还再在国军手里，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现在到昆明。沈醉不以为然，他悄悄告诉徐远举：云南省主席卢汉态度暧昧，很可能会“图谋不轨”。
沈醉
以现在的角度观之，卢汉的确是云南解放的功臣，当时卢汉也的确被蒋介石多番安抚和威胁以求他稳住云南。
徐远举此前不知此事，被沈醉告知后便只想尽快离开昆明，甚至想连夜离开。没想到沈醉告诉了他一个更差的消息：卢汉早已下令，经过昆明的飞机准进不准出。
是夜，徐远举被安排在卢汉的副官朱家材家中。作为军统数得上名的大特务，徐远举此前也不是没有涉过险，但此次他极其不愿意。
或许是因为知道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他的意志也被摧垮了；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最后，还是沈醉派了几个人跟着他，他才放心在朱家材家中过夜。
就在这天晚上，徐远举已经在朱家沉沉睡去的时候，沈醉被卢汉诱捕成功，并供述出徐远举正在朱家材家中。
卢汉
第二天凌晨五点，昆明市警察局长李志正拿着卢汉的手令就要抓人。朱家材深觉在自己家中抓人没面子，便要求等徐远举出了门再抓。此举险些让徐远举逃走。
那天早上徐远举起来第一件事便是给沈醉打电话，结果一直没人接，主人家也不见露面，他便心知不好。
徐远举立刻拿出特务的看家本领：化装成平民，私自开着朱家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夺路而逃。
幸好李志正早有准备，在各个路口都设了路障要求车辆停车接受检查。起义的警察们手执武器，团团围住了徐远举，将他逮捕归案。
警察
就这样，徐远举和沈醉一同进了重庆战管所。一开始他极度不配合，不仅不供述不认罪，甚至拒绝领取管理所发放的生活用品。他说：“我徐某人死了也要落个清白，免得人家说我沾了共产党的光。”
当时战管所中许多国民党战犯已经开始悔过了，特别是在陈赓做客重庆时。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到西南军区做客时听贺龙说起战管所里关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军官，有很多人也是黄埔一期的。
出于会会老同学的心情，陈赓来到了战管所，这里果然有很多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宋希濂、钟彬……这些人一一到场与陈赓见面。
陈赓请他们吃了饭，并鼓励他们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临走的时候，他指着前来作陪的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说：“你们有困难就像周部长反映，他会帮忙解决的。”此次饭局后，宋希濂等人心情都很激动，经常讲起此事。
陈赓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事听在徐远举耳中就是另一层意思了：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虽然不是一期的。但陈赓此次来没有见他，肯定是知道他案情重大，不可能逃过一死了。这么想着，徐远举的求生欲望就更低了。
于是，在一次例行传讯中，徐远举爆发了，他大喊着：“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一天到晚折磨我。”
当天主审的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段大明几乎要气笑了，他怒拍桌子喊道：“你进战管所之后，我们给你开中灶，不打不骂也不加刑具，哪一点算是折磨你？”
徐远举一下子便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自己也是干惯了审讯的，焉能不知自己的情况在战犯中已算是极好的了？
给了一棒子，段大明又塞了一颗甜枣：“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但现在人民政府花这么多钱白白养你们，无非就是要对你们进行改造。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才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理。”
段大明
过一阵子预审处长刘正明给全体在押战犯开会的时候，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你们都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瞎猜会判死刑。按照目前政策我们对战犯是宽大的，有些人虽然罪行极大，但只要悔过自新，最多只是死缓，不至于掉脑袋。”
徐远举的心这才算是放了下来，也不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了，甚至要求补发生活用品。
多次审讯后战管所的人也摸清了他的脾气，审讯他时更注意方式方法，尽量不去激怒他，徐远举也供述出了一部分军统内幕的情况。
有的时候，他还是端着架子。例如有一次印度代表团访华，提出想要参观抗战期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的住地。
此事中共方面一概不知，只能到战犯中找线索。问来问去大家都说不知道，只有徐远举慢条斯理地说：“王陵基知道，他是老重庆。”
结果王陵基回想半天没想起来，徐远举又说了句：“就在你老先生的公馆旁边嘛。”原来他才是那个什么都知道的，就是要卖个关子。
王陵基
公安部没跟他计较这个“卖关子”，反倒说他解决了印度代表团的一个问题有功，表扬了他。这让徐远举看到了“将功折罪”的希望，他转而特别积极地写书面材料，请求减刑。
他估计也没想到，这么一积极导致被捕的军统另一个大特务周养浩特别看不上他。两人有一次在白公馆就争了起来。
周养浩说徐远举：“五大三粗，不学无术”，徐远举反击说他：“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靠着裙带关系爬上来。”
两人这矛盾是早年在军统中就积累下的，如今延续到了战管所中，差点打起来。尽管后来管理员做了协调，但后来周养浩看到徐远举检举他杀害杨虎城的材料时，两人又大闹了一次。
1956年1月，徐远举与王陵基、沈醉等人首批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编号12号。
周养浩
在这里他带头改过自新，甚至主办了墙报《新生园地》。从表现来看他是特别积极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军统的人特赦都比较晚。
徐远举这段时间心理上又备受折磨，因为特设名单中一直没有他。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杜聿明、宋希濂等人都被特赦了，他忍不住发牢骚：“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卖力流汗，积极配合写历史资料，哪个地方不符合特赦标准？”
1966年后，在押战犯特赦的工作基本停止，徐远举被转移到了秦城监狱，已经被特赦的人中有些又被投入了监狱中。
徐远举看到这样的场景后心态基本“崩了”，他开始有事没事找别人吵架，好在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即使挨打也不乱“咬人”。
徐远举
徐远举的生命结束在1973年寒冬。某次他劳动期间因为工作不合格而受到了批评，对此他十分不服气，当场大吵大闹，回到住处后又用冷水冲澡。
对于一个患了多年高血压的人，他这种做法实在不明智。刚刚冲完冷水澡就晕倒在了卫生间里。被发现送往医院时已经晚了，最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身亡，终年59岁。
两年后，毛主席将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战犯全部特赦，暴躁的徐远举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也是唯一一个病死在秦城监狱的战犯。这个结局对于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军统特务来说，也算是便宜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