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4日，老蒋携夫人自南京飞赴北平，他这次行程的目的是给北平特务发奖。
当晚保密局（前身为军统）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授勋仪式，老蒋亲自授予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一枚宝鼎勋章，还发给保密局多名特务两千至一万元银元不等的奖金。
此前，保密局的特务们查获了中共设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并由此牵出西北、华北、东北等多处地下电台。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在回忆文章中说：“被捕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被捕干部虽然不算多，但他们大部分是潜伏在国民党上层，曾为延安提供过大量高级情报的战略级情报员，其中有2名中将、20名少将。被牵连其中还有两位特殊人物——老蒋心腹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
特务头子毛人凤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报半壁天下”
这一事件被称为北平电台案，北方红色情报系统遭到极大破坏。顾顺章叛变时，红色情报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那次由于提前获知了情报并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人员并未受到太大损失。
北平电台案无疑是红色情报史上最大的劫难。事发后，李克农异常悲痛，甚至还大病一场。
李克农
这场红色情报史上最大的劫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何会牵连如此之广？他对红色情报系统到底产生了大多的影响，是否真如毛人凤所说“搞垮了中共情报半壁天下”？
在这场劫难发生之前，周恩来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9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份来自北平地下电台的报告：“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来商——余心清。”（孙即时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看完这封电报周恩来眉头紧锁，罕见地发了火。他并没有复电，而是找来罗青长，要他转达对北平电台台长李政宣的严厉批评，并命令发报员立即撤离。敌军大员愿意合作明明是好事，为何周恩来却发火提出批评呢？
这要从余心清说起，他曾是冯玉祥旧部，当时公开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也是孙连仲信得过的人。他在孙连仲部搞策反工作。
1947年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我冀察晋野战军发动保北战役、青沧战役，两次对孙连仲造成重大打击。原先对余心清和谈建议不以为然的孙连仲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向余透露愿意与中共接触。
余心清得知孙连仲态度转变后非常高兴，当即找到北平地下情报员王冶秋（公开分身是第11战区少将参议），让他利用北平地下电台向延安汇报。但王认为这违反情报工作纪律予以拒绝，并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陕北方面分析，孙连仲虽然官大，但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力。而且此人胆子很小，他的部队大多处于老蒋的嫡系部队监视当中，一有异动很可能被围歼。当时孙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他更可能是借和谈拖延时间，保存实力。所以，陕北对此事比较冷淡。
但余心清对此事却非常热情，他又找到地下党员陈融生（公开身份是第11战区外事处长）。陈融生未假思索，将电报内容交给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并由其发往陕北。
情报工作不仅要求单线联系，还要尽可能地避免横向联系。余心清属于策反系统，本不应该与情报系统有任何联系，但他竟然能联系到在北平极为机密的地下电台。周恩来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意识极为敏锐，预感到这样违规操作迟早要出大事，所以才动怒提出批评。
策反系统风险极高，一旦他们暴露，极有可能波及情报系统。而且万一余心清是中了孙连仲“引蛇出洞”的诡计，后果不堪设想。
但为了促成孙连仲起义，余心清非常积极。他虽然是出于好意，却办了坏事。他在未通报组织的情况下，在北平举办了一个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并当众宣布：“孙连仲将军将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周恩来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各方关注。美国媒体称：“北平大有‘西安事变’之势。”北平一时间风声鹤唳。老蒋原本打算经北平到沈阳前线督战，但听到此消息后也非常震惊。推迟了赴沈阳的时间，要求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查明孙连仲是否有“通共”行为。
保密局要求严密监视孙连仲，但是孙连仲身边人员来往非常多，一时间难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特务们又转变了思路，从监控电台信号入手。
其实在这之前，国军的军事行动总是提前泄露，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们就在查找中共地下电台。不过北平情况非常复杂，私人商业电台非常多，各方大员进驻北平后又建立电台与南京联系。
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非常为难，万一查到要员头上，搞不好自己乌纱帽都保不住。
恰好老蒋下了命令，保密局调来一批先进的无线电侦测设备和几台吉普车，可以实现移动侦测。这批设备是美国援助的，抗战时期军统与美国在重庆歌乐山下搞了个“中美合作所”，为军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赵容德便是其中之一。
这批电台侦测车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在北平街头游荡，然而北平地下电台并未意识到危险靠近。加上当时又是一个特殊时期，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主动撤离，以套住胡宗南兵力。
中央机关在转移过程中难以及时获知外界消息。此时北平地下电台不仅要将战时的大量情报发往陕北，还要报发社会上一些公开信息。因此电台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保密规定时间，常常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最长时达到7个小时。这客观上为特务检测电台提供了便利。
最终，保密局的特务们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之间的区域有一个异常信号，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发报。然而这一带居民密集，胡同如麻，当时的电台侦测设备并不能精确到具体位置。
按照传统的电台定位手段有两种方法：第一在电台工作时分区停电，只要停到谁家电台发报中止就能确定目标；第二当时电台已经算大功率电器，只要查出电费超高的住户，也能确定目标。
但这两种方法都有缺点——无法确保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还很容易惊动目标。时任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的谷正文思来想去看到一个人——段云鹏。
段云鹏曾是平津地区有名飞贼，在北平拜师学得一身飞檐走壁的绝活，曾盗窃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官邸以及平津地区一些著名商场。后来被军统逮捕，并吸收利用。
电台培训
谷正文让段云鹏每天天不亮就爬上屋顶，监视这一带的动向。但由于房屋实在太多，段云鹏连续蹲守了10多天毫无所获。最后特务们商量将范围缩小：一是天不亮发报，家里必须要亮灯；二是要发报，家里必须架设高大天线。
又经过一番摸排，特务们发现交道口京兆东胡同24号院有一个奇怪的天线，它不仅架得高，天线也拉得很长。谷正文决定把电台侦测车开到附近，同时安排段云鹏专门蹲守这一家。
经过几天的观察，段云鹏发现这一户每天6点左右开灯，一个男子洗漱完毕后会拿出一个木箱子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虽然他背对着窗，看不清具体在干什么，但样子很像是在发报。同时，电台侦测车也听到发报声。
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户就是电台所在地。不过狡猾的谷正文并没有立即出手，他要抓“活电台”。如果在电台发报时进行抓捕，必然会惊动收报方。最佳的抓捕时机是刚发完电报的短暂时刻。这样不仅不会惊动收报方，还可以将该电台利用起来，大有文章可做。
一天清晨，段云鹏看到发报男子正准备将木箱收起来时，给特务们发出了信号。门外的特务便破门而入，抓住了院子里的四个人，即李政宣及其妻子张厚佩，孟良玉及其妻子李毓萍。
特务们还查获了大量电报底稿，其中不少是潜伏在北平的情报人员亲手所写。其中有一份是李政宣写的关于违规发报的检讨书，这等于将余心清暴露。
李政宣、孟良玉被捕后不久就叛变，供出了许多重要情报人员。尤其是李政宣记忆力非常好，他写给军统的名单就有两页纸。随后，军统特务又顺藤摸瓜将北平、沈阳、承德等地的红色电台破坏。
当然，李政宣级别并不高，知道的情况有限，仅他一个人叛变，绝不会导致整个情报系统被破坏。北平电台案中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人物叫王石坚，他是西安总台台长。他发展了大量情报员，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接北平、沈阳、保定、兰州等城市的情报系统，被称为王石坚系统。
李政宣叛变后，军统特务命令他正常与西安联系，麻痹王石坚，为破坏各处电台争取时间。直到事发后的第4天，军统特务到西安抓捕了一个情报员，王石坚才觉察到异常。只是他仍不确定北平电台是否出事，决定亲自到北平查看。他买了机票，正要登机时，被特务抓捕。
谢士炎烈士
王石坚被捕后也向敌人自首，供出了更多的情报人员，波及整个北方情报系统。特务们查到京兆东胡同24号院的房东身份特殊。他叫袁永熙，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长，也是陈布雷的女婿，他和妻子陈琏都是地下党员。军统特务将袁永熙夫妻一并逮捕。
在北平电台案中，叛徒对组织造成的伤害远远大过敌人。
当然红色特工从来不缺硬骨头，被捕的11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之、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代理少校作战科长朱建国、主任参谋孔繁蕤、北平空军司令部中尉参谋赵良璋等5人，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背叛组织，最终被敌人杀害，他们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此外，也有一些人员幸运逃脱。最初帮助余心清发报的陈融生在事发前已经奉命撤离，王冶秋与军统特务擦肩而过惊险逃脱。还有我们上一篇文章说过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赵炜，到北平送完情报冒险返回沈阳，发现情况异常后机智逃脱。
余心清被关押在监狱，但老蒋害怕得罪西北军系统，并未处置他，李宗仁上台后将其释放。陈琏夫妇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后由老蒋交给陈布雷“严加管教”。据王琚回忆，组织原本打算用被俘的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交换王石坚，但未能实现。王石坚去了对岸，后来在敌特务系统工作。
事发后，中央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周恩来电令情报部门，要求立即割断各种横向联系，对其他情报人员给予更严格的指示。迅速查明北平电台被破坏真相，研究营救情报员方案。
这些事务大多由李克农处置，据王琚回忆，李克农因为过度悲痛和焦虑大病了一场。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十多天说不出话了。他的妻子说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脏也不好了。即便这样，李克农仍然坚持工作，避免情报系统遭到更大的破坏。
后来，李克农还主动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即便是武装斗争也有失败的时候，更何况隐蔽斗争，只要认真吸取教训，做好善后工作即可。为了勉励李克农，他最终决定“不必议处”。
北平电台案确实给红色情报系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也未达到特务头子所说的“搞坏了半壁天下”那么严重。
王石坚系统只是众多情报系统中的一个，与之平行的还有潘汉年系统、吴克坚系统、刘少文系统等等。即便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也活跃着几个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隐蔽力量。红色谍网仍然正常运行。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央对情报的依赖越来越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北方情报系统的破坏并未影响解放战争进程。
回过头来看，北平电台案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当时北平发展的情报人员和策反人员许多都来自第11战区，他们原本就非常熟悉，这种人脉上的联系是难以切断的。加上王石坚发展和控制的情报系统过于庞大，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横向联系。所以波及的范围才如此之广。
北平电台案是一个血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正是由于一些人忽视了组织纪律，遇到危险后信念又发生了动摇，才给组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不论任何时候，强调纪律和信仰永远不会过时。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正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组织才日益完善和强大。这也是牺牲的烈士伟大之处，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奠定了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如烈士谢士炎在狱中作的诗“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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