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身在广州的许世友，正在听秘书孙洪宪汇报工作。期间，孙洪宪告诉他一个消息：开国上将王震将军，要来广州看他。

听到这个消息，许世友高兴极了。要知道，王震跟他是出生入死多年的老战友了。1955年，两人又一起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感情自是很不一般。

许世友嘱咐孙洪宪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便亲自到门口迎接“王震”。一见到来人，许世友脸上就露出惊讶的表情，还狠狠地瞪了一眼秘书孙洪宪。

当时孙洪宪并不知自己哪里做错了，直到会面结束后，许世友才把他训了一顿。许世友对孙洪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叫王诤，不叫王震。

这时候，孙洪宪才恍然大悟。王震跟王诤的名字读音这么像，通知电话里也说得不太清楚，也难怪他会认错。而后，许世友怕身边人没听过王诤的大名，还特意告诉大家：

王诤是我军的通信专家，毛主席说他是通信祖师爷，幸亏我和他熟，不然非出洋相不可！

咱们都知道许世友将军的性格，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很显然，对于眼前这位王诤将军，他是打心底欣赏。事实上，不只是许世友，他的老朋友王震将军也对这个跟自己名字很像的王诤，颇为器重。

那么王诤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毛主席对他的评价那么高？世人都说他是从一个国军俘虏，走到开国中将的奇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毛主席正发愁，一国军俘虏称愿出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开始了对我党的各种破坏。但红军在经历3年的游击战后，硬是发展了十多块根据地，人数也发展到10多万，这让蒋介石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于是从1930年起，蒋介石便纠集大量兵力，开始对我党根据地进行“围剿”。而我军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

这次“反围剿”无疑是成功的，我军以少胜多，到1930年12月，我们活捉了国民党军18师师长张辉瓒，战士们也打得相当痛快！但就在大家都在庆祝胜利时，毛主席却一直有一块“心病”：我军没有自己的电台。

电台有多重要，我们如今从很多谍战剧里就看得出来。有时候，为了保护一部电台能顺利工作，我军不得不让多名地下党同志冒险。

而毛主席首次强调电台的重要性，是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几个月前。就在7月份，红军打算向长沙推进。期间，我军曾有过两次进攻都没成功的经历，当时毛主席就在战后报告中表示：

技术条件不具备，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没有无线电电台，意味着我军一切通讯只能靠人力来回跑来完成。而敌军那边，往往一个电报，就能完成沟通。这件事，让毛主席深深地发愁。

发现了问题，该如何解决？

很快，随着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件事出现了可解决的办法。原来，我军在活捉18师师长张辉瓒时，还缴获了1部国军电台。

咱们没有的东西，敌人给“送”来了，但咱们却没有懂电台的技术人员，这可怎么办？最后，毛主席和朱老便想了个一个好办法：在国军俘虏里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会用电台、并愿意效力的。

劝服俘虏的任务，被交到了参谋处处长郭化若手上。他盘查了一下，被俘人员中共有9名国军电台工作人员。

要让俘虏来做通讯工作，显然不能勉强他们。不然以后人家在电报上做个手脚，咱们就非常被动了。所以郭化若从一开始实行的就是自愿原则，他告诉这9个人：如果你们不愿意，也一样可以领到回老家的路条和路费，只要不再为反动派效力就行。

开出这么优待的条件，郭化若本以为这9人都会选择回老家，但没想到还真有人举手。第一个举手叫吴人鉴；第二个是举手的叫刘达瑞，是吴人鉴的徒弟。

很快，我军就搞清楚了这两人的来路。

这个吴人鉴是江苏人，才21岁，但“履历”却很不简单。他不到18岁就考到南京上学，不久又因表现优异，进了黄埔六期无线电科。后来，国军要打仗，便把他征召到18师，当了个中尉报务员。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国军中尉，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前线发报技术，很显然这个吴人鉴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而徒弟刘达瑞，则是吴人鉴在18师时认识的，比他小1岁。刘达瑞虽没念过黄埔军校，但脑子也很活，只跟了师父几个月，就学会了收发技术。

这两个小伙子，一开始参军都是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心里想的都是精忠报国。但在国军部队里待了没多久，便失望透顶。

被俘后，二人了解到红军是支老百姓的军队，便很想加入。此次我军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重新再选择一次，吴人鉴想都没想就举手了，刘达瑞一向与师父立场一致，也一样举手了。

他们担心反动派会伤害自己家人，从此便改了名字，吴人鉴改名为王诤，刘达瑞改名叫刘寅。自此后，21岁的王诤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之路。

二：毛主席和朱老总用人不疑

咱们都知道毛主席和朱老总用人时，从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如何对待王诤师徒的问题上，也一样是如此。

主席听说有俘虏愿意出力，很快就接见了他们。一见面，主席就紧紧地握住了他们的手，热烈地欢迎他们加入。

而后，主席还问起咱们缴获的那部电台，是否还能用。原来，当时这部电台在战斗过程中受损，被砸坏了一部分。王诤看了看后，很明确地告诉毛主席：发报机部分砸坏了，但收报机没坏，侦察敌台情报是完全没问题的。

经他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意识到，这电台只能算是半部。朱老总怕王诤师徒觉得灰心，便让他们先把收报机部分用起来，还告诉他们：我们没有的，以后敌军会陆续再“送”过来。

此后，为了体现对两位人才的关照，毛主席和朱老总还特意做了安排，给他们俩发放特殊技术津贴，两人每个月能拿到30到50块银圆。

但后来，师徒二人才了解到自己的“工资”远高于其他战友，便再也不肯要这笔钱了。他们联名给上级写信，要求跟普通战士一样。

就这样，王诤师徒靠着这半部电台，建立了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直到后来，我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他们的装备才完整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此后的王诤用一个个绝密情报，让毛主席和朱老总拍手叫好！

我们先说第二次“反围剿”。这时候的蒋介石，还不知道咱们已经有了电台，所以他们各机关往来发报时，还比较随意。这就让敏锐的王诤，能轻松截取到敌军情报。

1931年5月，王诤在监听敌军消息时，听到这样一则信息：

国军第28师电台发出讯息：“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国军吉安留守处赶紧回电：“到哪里去？”

对方回复：“东固”。

王诤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信息很不简单，因为东固是当时我军的驻地。于是，他马上把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和朱老总，让他们做好应对。

对于王诤的情报，毛主席和朱老总没有任何怀疑，马上安排东固方面尽快做好准备。第二天，反动派一到东固便傻了眼，红军早就占好了有利地形，打得他们找不到北。此战，我军大获全胜，全歼敌军28师。

此战过后，蒋介石急红了眼，也意识到他们的通讯肯定是出了问题。于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亲任总司令，一下子纠集了30万兵力，誓要全歼红军。

此时的情报截取，已不再那么容易了，敌人换了电台联系方法。好在，王诤是有经验的，他很快便截获并破解了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急电。

可以说，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的根基的。因为上面赫然写着蒋介石的进攻计划：趁我军主力在赣东、闽西时，“围剿”我军赣南根据地。

这一消息传到毛主席手上时，他很快做出了“神级”部署：“避敌主力，打敌之虚”。就这样，第三次“反围剿”我军也一样大获全胜。

此后的多次大小战役中，王诤和他的无线电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些仗打下来，我军各军团都意识到电台的重要性，纷纷抢着设立无线电队。

当时的情况是，电台基本靠缴，技术人员基本靠老师父手把手带。王诤师徒便一次次下到各军团，手把手教。最终，我军的无线电报网顺利成型，各军团之间真正实现了无障碍沟通。曾经只有两人的电讯队，也成了军委通讯联络局，王诤任局长。

三：长征途中师父“失踪”了

1934年，红军没有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此后，王诤跟他的联络局都随着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

当时，红军总部仅两部电台，所有军团的往来通讯，都是靠它们进行。也就是说，联络局必须保证每天24小时，至少有一部电台能正常工作。

为了实现这一点，王诤做了明智的安排。他自己率队负责其中一部电台的工作，另外还要兼顾统筹。徒弟刘寅则带一队人，负责另一部。

那时候的电台，还不像现在我们在谍战剧里看得那么小。当时的电台，基本上都是没经过改进的，十分笨重。为了保护王诤师徒和电台，我军战士们付出的极大代价。

湘江战役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让王诤将军记了一辈子。

那天，王诤为保护战友和电台身负重伤，当场昏倒过去。等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放在一个竹排上。这个竹排是战士们用门板和竹竿，一手一手扎出来的。

当时他躺在竹排上，而其他战士们则在江里推。在敌人的火炮攻击中，为了把他推过江，前后共有7名战士被炸死、淹死。

以前的王诤，从来不哭，当了俘虏他也没掉过眼泪。但看着这一幕，他的眼泪直往下掉。从那时候起，王诤就知道他的命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

伤稍好一点后，王诤又开始高强度工作。当时，中央特意给他配了一匹坐骑。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任何时候只驮设备，不驮人。

因为电台保护得好，在后来的四渡赤水中，王诤和他的通讯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期间，仅是军委跟各军团之间的往来电报，就达到了280多份。破译敌军情报，更是常有的事。

能在长征途中，扛起我军的“移动电台中心”，王诤和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因此，那时候战友们都把他当成了“宝”，时时关照着。

所以后来一路上，他基本上很少再受伤。直到红军进入云南曲靖时，通讯局遭到了反动派空军袭击。

当时，敌军火力凶猛，战士们只能紧急隐蔽在树林里。等敌机暂时离去时，战士们一路跑了数里地。等大家都停下来清点人数时，才发现王诤不见了。

联络局局长“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这件事甚至被上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二话不说，急调一个排的兵力，趁着天黑按原路去找。

结果，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如果牺牲了，怎么会找不到遗体；如果还活着，为何不追上大部队。一时间，各种传言都有，甚至有人怀疑王诤是不是吃不了苦，所以故意离队了。

对于这种说法，徒弟刘寅坚决不信。他向大伙儿打包票：“只要他没牺牲，就一定会回来！”

刘寅料得果然没错，到了第3天，王诤就完好地出现在了战友们面前。原来，敌人空袭时他昏了过去，直到傍晚时才醒过来。后来，他在追部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军团的战友。因为当时他伤得不轻，便在一军团做了治疗，体力恢复后才回来。

此次大难不死，王诤在抗日战争中及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解放前的通信工作，周总理曾这样说：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人，之所以能实现坐在延安的窑洞和偏远的西柏坡，就能指挥全局，正是因为有很多像王诤这样的电讯高手。据统计，仅在3大战役中，毛主席看过的电报就达到了1000多份。

四：老骥伏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成立了军委通信部，王诤当仁不让成了首任部长。而他的徒弟刘寅，则做了副部长。1955年，王诤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我军的电子对抗和指挥自动化事业，都由王诤率队规划。而在他身后，新中国通讯兵受到了越来越多人重视。

1973年年初，64岁的王诤被周总理叫到了西花厅。当时王诤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这一点周总理是知道的，但有一件事，他觉得只有交给王诤，他才能放心。

周总理拿出一张照片，交到王诤手上，直接问：“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造？”

原来，这是去年尼克松访华时，给周总理的。上面拍的，正是卫星通信地球站的照片。所谓“地球站”，其实是卫星跟地球联系的站点，如果没有它，那卫星的多数功能都无法实现。当时，世界范围内拥有这种技术的，没几个国家。而我国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是空白的。

周总理怕王诤为难，给他照片时，还特意说：“你忙成这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你加担子了，可是这件事，非你莫属。”

王诤没有任何犹豫，稍稍计算了一下时间后，当场向周总理立下了“军令状”：“3年内我们把地球站造出来！”

周总理看他这么有信心，还故意问了一句：“包不包括1973年？”

王诤早就习惯了周总理的严格要求，颇有自信地表示：“包括”。这就意味着，他要在1975年拿出我国第一个自制卫星通信地球站。

周总理一听，很是高兴。当天中午，还特意把王诤留在家里，跟这个江苏老乡吃了一顿家乡菜。

“军令状”好立，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王诤亲自带着科研人员，走遍了各电子工厂和研究所，组织了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公关。

白天，他在各地看厂；晚上，他就让通信技术人员跟他讨论。秘书怕他身体挺不住，都劝他要注意休息，但他却总是听不进去。到最后，秘书不得不跟他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王将军一听，倒跟秘书说：“我从来就不会工作！”一句话，说得对方不知该怎么回了。

1975年12月，在所有电讯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国自行研制的地球站问世了。那天，66岁的王将军，匆匆赶到医院跟周总理汇报。

当时的周总理，已住院多日，身体也已虚弱得很。事实上，当年把那张美国的照片拿给王将军时，周总理已经被查出患癌。王将军之所以会答应3年为期，除了相信咱们的技术人员，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周总理的心愿。

到了医院后，王将军也给了周总理一张照片：一张咱们自己卫星通信地球站的照片。

在那张照片背面，端端正正、却又条理清楚地写了几行字：

第一，卫星通信地站的元器件，全部国产化；第二，……图片清晰，色彩协调，伴音清楚；第三，接收到24路电话信号。

周总理听完王将军的汇报，轻轻地睁开眼睛，对他说：“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

而后，周总理还特意交代，让王将军一定要开个盛大的庆祝会。于是，在这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庆祝会召开了。虽然周总理无法出席，但中央派王震将军到场讲话。

1977年，在周总理离世一年后，王将军也被查出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老将军仍带病决策了很多大事。

1978年初，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这是王将军晚年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当时医生不让他出席，他执意要去。所以，当天官兵们看见他时，他是带着氧气袋上场指挥的。他曾对徒弟刘寅说：“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

因为这次劳累，1978年8月12日，王将军病情再次恶化。当天晚上，200多名老战友匆匆赶来，守在王将军病房外，送他最后一程。

1978年8月13日凌晨，王将军病逝，享年69岁。

就在王将军病逝后不久，一份请示报告被送到了叶剑英元帅面前。这是一份关于如何安排王将军身后事的请示文件，当时叶帅也已是81岁了，看完报告后，他顾不得身体是否允许，特意在下面批了5个大字：叶剑英主持。

8月19日下午，王将军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由老帅叶剑英亲自主持。正如当年毛主席评价王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一样，叶帅也公开评价王将军是“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王诤将军21岁被俘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并受到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重用。48年后他逝世，在老百姓的目送下安葬于八宝山。为新中国拼过命的人，老百姓不会忘记。将军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