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江苏省盐城市建军东路的新四军纪念馆里，静静躺着一只棕红色的女式皮箱。皮箱表面有多处磨损痕迹，提手处已经布满了裂纹，看得出以前的主人经常将它带在身边。这只皮箱虽不起眼，却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曾经与它的主人一起立下过奇功，其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谍战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隐姓埋名的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代号——“400小组”。
这只陈列在新四军纪念馆的皮箱，曾见证过一段谍战传奇
“400”的故事要从1944年11月说起。一天，扎着两条麻花辫的26岁宁波姑娘乐群，来到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办公的地方。乐群于191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八·一三”事变后，她回到老家宁波，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初，乐群与其他12名队员一起，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乐群一行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亲自介绍她们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初，为促进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乐群与其他300余名被抽调的军政干部一起，奉命南渡杭州湾，进入四明山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教导队的一名指导员。
出身于上海富商家庭的乐群，被派往宁波领导“400小组”
谭启龙非常严肃地对她说：“乐群同志，区党委决定，派你去领导一个已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里的情报小组。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考虑到你有城市生活背景，宁波又是你的老家，情况熟悉，组织上经过研究后，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谭启龙一边交代任务，一边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递给乐群。乐群打开信封，读了起来：“何司令、谭书记：我现在被软禁，敌人想争取我投降。我认为可以乘机打入敌人内部，不知组织认为可以否？如认为不妥，我即与敌人一拼。”信上只写着这样短短几句话，落款是“周迪道”。看得出来，这封信几经辗转，才到了谭书记手里。
时任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
周迪道到底是什么人？组织上指派的任务怎么才能完成？乐群告别谭启龙后，在回去的路上，不禁陷入了深思，她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小组的详细情况。第二天一早，乐群收拾起一身戎装，把从家里带的压箱底衣服拿出来换上。她穿上羊绒大衣，戴上耳坠项链，披下一头长发，俨然是一位城里的富家大小姐。根据前一天谭书记的指示，她迅速动身，穿过封锁线，来到宁波城内的“大陆商场”。这里是新四军敌工委的秘密驻地，主持日常工作的敌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同志(当时化名粟后)，正在这里焦急等待她的到来。
当时丁公量化名粟后，是中共浙东区委城工委副书记
与乐群接上头后，丁公量就宁波日本宪兵队和情报小组的基本情况作了一番介绍，并明确她主要担任区党委敌工委与该小组之间的交通任务，代表上级组织与他们进行单线联系，考察掌握小组成员政治思想与工作生活情况，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丁公量最后叮嘱：“如果遇到十万火急的情况，你有临时处置的权力。”
原来，区党委指派乐群联系的情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就是给谭启龙写信的那位周迪道同志。此时的宁波，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了3年有余。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就在全城大肆搜捕抗日志士，有100多人先后被捕，被关押在宪兵队驻地——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办公大楼。1944年初，四明山根据地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当时化名朱人达）被日伪军抓到，虽遭严刑拷打，一直坚贞不屈，后因叛徒出卖，不得不承认自己担任新四军的财经委主任，但并未泄露任何机密。宪兵队队长大场金次跟他说，只要以后为日本人办事，就可以获释，意思无非是让他叛变当汉奸。周迪道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他想：“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过在烈士名单里多了一个名字，不能这样白白送死。”于是他口头上表示“同意”，暗中却设法写信给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主动提出想仿效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党工作。
化名朱人达的周迪道决心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
当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地方面正苦于对日军内部情况不甚了解。在此不久前，浙东区党委刚刚收到上级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情报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何克希、谭启龙深知周迪道是冒着极大风险才把这封信传出来，与丁公量等人研究后，他们认为这正是个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的好机会，完全可以将计就计。何克希回信给周迪道：“组织上相信你，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去作可以避免的无谓牺牲，希望你尽心尽力，多动脑筋，埋伏在敌人的心脏里，完成革命的反间谍的伟大任务。但在做出重大决定前，要向组织上请示报告。”
“400”小组的重点任务是了解驻宁波日军的情报
就这样，周迪道成了日本宪兵队的1号“密探”，被安排在呼童街101号徐家日本人租用的房子中住下。他在虎穴狼窝内巧妙周旋，逐渐成了大名鼎鼎的“朱大密探”，实际上担负起了隐蔽战线的艰巨工作，并陆续营救出多名被捕的同志。经向上级请示同意，周迪道把这些同志吸收进了情报小组。为隐蔽与联系方便，成员对外用化名，对内用代号。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401；组员周斯明，化名周列平，代号402；组员冯禾青，化名马鹤九，代号403；组员王福林，化名王福舟，代号404；组员莫奇，化名徐国芬，代号406。而乐群的代号就是这个小组的代号：400。其中，组员莫奇（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徐笑奇）与周迪道假扮夫妻，而乐群则对外声称是莫奇的表姐。
周迪道作为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每天早出晚归,行踪诡秘。莫奇则每天穿旗袍、戴首饰、烫卷发,脚蹬高跟鞋,天天与敌伪长官太太们看戏、打牌、下馆子，还替一些不识字的太太看信、写信,与她们聊天交朋友,探听各种消息,有价值的就迅速传给组织。其他几名成员则分散在日本宪兵队组织的各种“密探队”里，多方刺探军事情报。乐群的住处表面上是一个灯红酒绿的交际场，实际上是组员们汇总、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就这样，一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关系错综复杂的富裕“汉奸”家庭，其实是一把尖刀，深深地插进了日军宪兵队的心脏里。他们坚持“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的工作方针，每个组员每天都面临着“刀尖上跳舞”的挑战，默默承受着地下工作的巨大压力。
解放初期的宁波永耀电力公司营业所，抗战时期曾是日军宪兵队驻地
驻宁波日本宪兵队下设警务、特高、思想三个课，其中特高课专门对付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课长叫木场重雄；思想课则专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并负责抓捕我地下党人员，课长叫铃木政一。思想课与特高课的宪兵都受过专门训练，惯于采用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法，是一伙穷凶极恶的职业特务。周迪道的顶头上司是思想课长铃木,他手下有八支“密探队”,互相钩心斗角。要想得到铃木的信任，就必须做到对他“忠心耿耿”。“400小组”与组织上联系，由丁公量向他们提供新四军的情报，再由周迪道假装是经过侦察所得，“殷勤”地提供给铃木。这些情报都是真实的，但都打了时间差。比如告诉铃木新四军将在何时何地召开重要会议,等日寇研究制定对策后,赶到那里的时候,我军及领导人早已开完会走了。虽然敌人扑了空,但情报确确实实是真的,这让铃木在宪兵队里经常得到表扬。这样几次三番，铃木就不再怀疑周迪道，在八大“密探队”里，周迪道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干将”。
驻宁波宪兵队长大场金次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被公审后枪决
有了铃木的信任，周迪道他们开展工作就游刃有余多了。他们多次营救被捕的同志,前后救出10多位。1945年春天，周迪道对莫奇说：“敌工委指示，有个名叫张小萍的上海进步女青年来宁波后，准备去四明山投奔新四军，不料被伪军抓去，关在鄞县监狱，要我们设法营救。”此时，莫奇已跟伪军军官赵清鸣的母亲、妻子交上了朋友。这些官太太都没有什么文化，经常让莫奇帮她们写写信、算算账。这天，赵清鸣的妻子又喊莫奇到家里说话，莫奇心想，机会来了！到了赵家，她做出一副忧心忡忡、茶饭不思的样子，赵妻很是纳闷，便问起缘由。莫奇哭哭啼啼地说：“我的一个表妹，兵荒马乱的，多年联系不上了，最近老家写信给我，说不知道怎么就被抓了起来，就关在您家长官的监狱里。”赵妻当即就挂了个电话给赵清鸣，趁着这个机会，莫奇提出去“探监”。当赵清鸣陪莫奇走进监狱时，张小萍一开始感到很疑惑，莫奇就高声说：“我是你表姐呀！多年不见，怎么不记得了？”张小萍也很机灵，立刻答应起来。莫奇把事先准备好的包着钱与食品的小包袱递给她，说：“家里人很关心你，正在设法保你出去。”这个小包袱里就藏着密信，教张小萍如何应对，设法脱身。周迪道、莫奇等人接着又打通其他关节，里应外合，不久张小萍即被营救出狱，被秘密送往四明山根据地。
莫奇通过与敌伪家属交朋友，多次刺探情报、营救战友
另一次，浙东纵队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竺扬到宁波执行任务，谁知船刚一靠岸，就被守候在码头的两个叛徒认出，抓到宪兵队里。面对叛徒的指证，竺扬只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对其他的则坚决不承认。这件事惊动了区党委领导，急命埋伏在宪兵队里的“400小组”设法营救。周迪道跟竺扬联系上后，竺让周立即通知在开明街以开“浙江文具店”为掩护的吴唐华尽快撤离。等日军前去抓捕时，吴唐华刚刚撤走，不久安全上了四明山。后来，周迪道想方设法，把竺扬给保释了出来。日军投降后，竺扬随部队撤到山东，后来分配到山东省工商总局，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离休后，竺扬还积极撰写党史，为烈士正名，为老同志平反作证，做了大量的工作，直至1994年病故。
竺扬刚到宁波就被叛徒认出，被捕入狱，幸得“400小组”搭救
当时的四明山根据地受到日伪顽四面包围夹击，物资奇缺，特别是药品、纸张、印刷机、炸药等物资供应更是困难。为此，“400小组”还承担起来购买、转运物资的重任，其间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搞到了一批急需的高级炸药,但无法运出。上级便命令“400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炸药是违禁品,一旦被日伪查到，必定是死路一条。周迪道、莫奇本打算亲自去一趟上海,但他们的行踪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掌控之下，铃木更是老奸巨滑，不要说远赴上海，就是私自离开他的眼皮下半天，也可能引起怀疑。周迪道等人虽然为此急得要命，但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没想到，居然天赐一个良机。原来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重雄想去上海游玩,且打算带着他的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而周迪道与程明他们混得极熟，听程明说起这件事，他立即接上话茬：“老兄，你看我们夫妻都是乡下人,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你要是能带我们一起去一趟上海,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程明一听有人为其吃喝玩乐买帐，自然高兴万分,于是积极向木场吹风。木场也知道，周迪道是铃木最信任的“密探”，便点头同意了，这下铃木也无话可说，只好做个顺水人情。
当时的浙东根据地受到日伪顽包围夹击，各类物资奇缺
到上海后,周迪道、莫奇顺利地与我党地下人员接上了头，拿到了炸药。莫奇买了一只棕红色的女式皮箱,正是故事开头提到的那只。莫奇将炸药紧紧塞在皮箱下层,上面盖着几件衣裳。回宁波的那天,莫奇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夫妇后面。箱子由于塞满了炸药，分量很重,莫奇硬着头皮拎着它,半步都不敢落下。到了火车站入口处，看到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要逐个打开来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莫奇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可怎么办?
周迪道见莫奇有些着慌，忙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保持镇定，顺手就把皮箱接了过去：“你看你，平时在家娇惯的，连个箱子都拎不动。木场课长，让您见笑了！”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箱子顺势塞到木场手里。因为木场的行李有程明替他拿着,他两手正空着呢。周迪道对木场说:“请太君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您!”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悄悄地发财呀?”周迪道故意挤眉弄眼，“谄媚”地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不是也能多孝敬孝敬太君吗，哈哈哈！”就这样，他们跟着木场从日本人专用入口处进去,避开了宪兵检查,顺利上了火车。一路上，这样的检查碰上多次,每次两个人都像经历一场生死考验。但由于箱子一直放在木场身旁,检查人员都没过问。一路上虽然风平浪静，其实周迪道和莫奇都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万一暴露,就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宁波，由“400小组”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莫奇一直将那只见证他们艰险的皮箱带在身边，直到2012年逝世。2015年9月4日，她的子女将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无偿捐赠给了新四军纪念馆。
莫奇子女将当年运炸药使用的皮箱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
“400小组”多次在日军眼皮底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6月，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浙东抗战局势也越来越好。驻宁波地区的日伪军军心动摇，先后有数十名日军携械投奔新四军浙东纵队。此时，乐群向小组成员传达了城工委的指示精神，要求“400小组”通过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大力策动日伪军向我投降，同时指示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日本宪兵队几个头目也在为今后个人前途作打算。铃木本来就对这场战争的前景不看好，早已开始做撤回日本老家的各种准备。这一天，在呼童街101号徐家，也就是周迪道、莫奇的住处，铃木偶然跟房东徐章翠老太太谈起，自己要出售一些东西，方便以后回日本，正巧让周迪道听到了。
要说这位徐章翠老太太，可不简单，她年轻时曾随丈夫在日本神户做生意，与当时在日创立同盟会的孙中山先生有过交往。1931年，徐老太太全家回到宁波，不久丈夫去世，家道随之中落，靠一些积蓄和出租房屋为生。日军侵占宁波后，宪兵队有几个头头曾住在她家里。铃木是神户人，因此主动认徐章翠为“干妈”，目的当然是想利用她，为日本服务。而徐老太太爱国心未泯，表面上应付铃木，答应监视住在她家的人，暗中却协助、掩护小组人员。每每在铃木面前帮他们说话，反过来还把铃木提到的宪兵队的一些事情告诉小组成员。当然，她并不清楚周迪道等人的真实身份。
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军心逐步动摇
周迪道听说铃木打算卖东西，这表明日军正在做撤退的打算，于是将这个消息通过乐群传给了丁公量。不料，丁公量那边的工作人员却出现了严重失误，竟把这一消息写进了宣传稿件，公开登到了新四军名为《浙东通讯》的报纸上。这份报纸被铃木看到后，自然大发雷霆，当即怀疑到了周迪道头上，召他去质问。周迪道只装什么都不知道，先将铃木稳住，同时又抓紧做徐章翠老太太的工作。徐老太太深知日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便大包大揽，把这件事安在自己头上，说这个消息是她与牌友打麻将时无意间说出去的，当时没想到这么多，铃木自然也就不好再追究下去了。但经过这一事件，铃木对周迪道的信任已不似以往，“400小组”面临暴露的危险。
周迪道等人乘坐日军汽艇，经水路胜利返回根据地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政府接洽请降。8月15日，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宪兵队的大场、铃木、木场及其他一些头目见大势已去，也一改过去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在一次会议上，大场公然说：战争结束了，大家都有什么打算？你们如果和重庆(国民党)方面有关系的，可以回重庆；与四明山有关系的，也可以回去。跟双方都没有关系的，由你们自己决定……周迪道故意在大场面前说，自己叛变了共产党，看来很难回去了，但要设法保全手下的弟兄们。大场等人即将被遣返回国，自身难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表示可以送周迪道一些枪支弹药甚至汽艇。
其实，周迪道早就注意到日伪人员并不是铁板一块，平时就物色了一些可以“交朋友”的对象，劝他们不要跟日本人贴太紧，少干一些坏事，一来二去都成了“莫逆之交”。抗战胜利在即，经过对宪兵队其他密探及联络员的串联，有7人有向新四军投降的意向。他们对“朱家人”平时的为人处世，都很信任，衡量利害得失后，表示愿意率其手下跟随“朱家人”一起行动。8月16日下午1时，“400小组”全体成员和所有愿意跟着走的其他人员，一共60多人，分别乘上宪兵队的两艘汽艇，沿着姚江一直开往四明山根据地，丁公量派出城工委工作人员，在渡口迎接他们。就这样，“400小组”成员结束长达近一年的潜伏任务，全部安全返回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深入虎穴，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事迹，永远镌刻在党史的功绩册上，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段不朽传奇。
前“400小组”成员1980年代在西湖合影，从右至右分别为冯禾青、周迪道、丁公量、乐群、周斯明、王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