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把一位十四岁参加八路军战士的故事介绍给大家。在我们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那些为新中国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们。为了真实感人，我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本文。）
我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山西省雁北地区平鲁县榆岭乡朝阳湾村。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亩产粮食不到百把十斤，每到春夏季节菜糠代饭。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父亲便去小煤窑掏碳，舍命挣钱补贴家用。父亲早晚不见太阳下矿井，巷道简陋，经常塌方，真是拿命挣钱。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仅靠田地那点儿粮食，全家人都得饿死。
母亲除了缝缝补补还用石磨磨面，饭熟了总是把稠的让给孩子们，自己喝稀的或者别人剩下的。山药蛋既是主食又是菜，最好不过就是甜盈盈的胡萝卜，买回一箩筐全家人管饱。母亲还经常参加田间地头劳动，春种秋收都能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母亲很少串门，封建社会妇女们除了家务就是庄稼地，不相识相互之间很少讲话，三从四德限制着女人们的言行。
我还清楚记得父亲头上留有一条辫子，干活就把辫子盘在头顶。母亲经常给父亲梳头，父亲就像孩子一样坐在凳子上，任由母亲摆布。我们家境虽然贫穷，但父母的感情挺好，从来没见他们大吵大闹的时候。
父母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大哥是一位秀才，在本村教书，二哥比我大三岁，在大哥当“先生”的私塾读书。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五周岁便进了学堂。由于贪玩被大哥的教棍打得手掌红肿，我只念了一年“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教育，家中突发变故，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姐姐应该排行老二，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帮助母亲做些针线活等营生。虽然我们家境不好，但父母、哥哥、姐姐都疼我，我的童年愉快幸福。我们就像大多数中国农民那样，耕田种地，不图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度过一生。
在我上学的第二年，大约是一九四零年，当时我才六周岁，一场瘟疫席卷邻村上下，我们八口之家，转眼之间全部病倒，主要症状就是咳嗽，中草药根本不管用，心衰吐血一个个就像瘟鸡般的倒了下去，只留下我一个人没有见阎王。2020年全球蔓延的冠状病毒，使我一下子想起了儿时的岁月，当时与这个传染病是否相似。如今现代医学都难以防范，旧中国缺医少药岂能保命。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我的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幸，与享福相差十万八千里。叔叔把我的父母以及哥哥、姐姐的后事处理完毕，便带我回到了他们家。叔叔的孩子多，日子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一年四季搂柴拾粪、帮耧、锄地、拔麦子、大人能干的活儿，我几乎都要干。九岁那年就给本村的地主放羊，后来还下窑掏过碳。我就像一只丢弃的小狗无人理睬，夜里梦见亲人们的音容笑貌，醒来泪水湿透了枕头。
那年冬天叔叔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看见我冻的可怜，就给我拆洗了一条旧棉裤。她们住的地方离我们村庄大约十五里地，早晨五点多钟，我独自前往大姐家换上了这条补丁摞补丁的棉裤，暖意融融的感觉顿时涌上了心头。滴水之恩应当涌泉回报，如今大姐都九十二岁了，每年我都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
我十二岁那年，八路军某部经过我们村庄，我便要求当兵。部队首长说，你也太小了，过两年再来吧。我决心已定，第二天又去找他。当他听说了我的身世，立即表示同意我参军。当天晚上我就跟八路军战士们住在了一块儿，第二天部队开拔，我跟上就走。每天要走一百多里的路程， 我有些坚持不住，但一想到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便坚持下来。老兵们看着我小，就替我背行囊，休息的时候再还用缝衣针给我挑脚泡。没用一年的时间，我完全融入了革命队伍中。
刚开始我非常害怕打仗，枪弹身边飞，炮弹不远处炸，熟悉的人说没就没了，我难过的只掉眼泪。部队经常大范围转移，夜间行军打仗，走着走着便睡着了，被旁边的战士们掺扶，才没有掉进万丈深渊里。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新兵团当通讯员，因为我年龄小，不上前线打仗，做看护伤员等工作任务。不久我又从新兵团分配到了晋绥第十一军区当宣传员，每天做一些印刷宣传品、发放宣传材料等事情。革命大家庭的大哥哥们十分关心我，教我学文化，绑腿带，使我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日寇投降以后，我们认为天下太平了，再不用打仗了。可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发动了内战，我们八路军只好应战。每天长途跋涉，脚上起泡，疼痛难忍，即便这样也没有落下。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被分配到了八路军某野战医院当护士，那里的伤员多，医务人员少，我们不分昼夜抢救和护理伤员。看着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有时候干着干着就迷糊着了，听见有人喊叫，又振作起来继续救治伤员。
一九四七年立夏不久，我从野战医院调动到绥南地委丰凉（丰镇、凉城）支队当卫生员，技术级别为野战甲级，每月发放技术津贴三块大洋。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在一次战役中突围，身负重伤，流血不止，差点没命。当时医疗条件差，缺乏液体等消炎药物，只好用土法子治疗，经过八个多月的疗养，我终于归队重返前线。当时丰凉支队改编为七十一团（独立团特殊编制），我被分配到团卫生队任护士班长。队伍扩大了，行军打仗更多了。我们部队参加了绥远（呼和浩特）包围战役，当时傅作义的队伍正在东犯张家口，傅部急急忙忙返回增援绥远。贺龙指挥大队人马立即开往张家口和新保安地区，我们团配合宣化外围作战，消灭了前来增援的蒋介石嫡系103师。新保安战役结束以后，我们又连夜行军返回了绥远。
集宁战役打响以后，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便是老虎山和卧龙山，这两座延绵五六公里的山头中间有铁路和公路等重要交通要道，谁占据这两个制高点，谁便占得先机。八路军部队与傅作义部队你攻我守，反复争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我们卫生团的救护任务非常大，身上沾满了伤员的鲜血，分辨不出谁是伤员，谁是大夫和护士。
集宁战役胜利结束，我们又先后解放了丰镇、凉城、和林格尔、卓子山、科布尔等城镇。在赶赴清水河的战斗前，我们昼夜行军二百四十里，佛晓时刻犹如神兵驾到，敌人惊慌失措乱了手脚，我们一举歼灭了五百多名敌人。常年行军打仗，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大多数胜利都靠两条腿走出来的，趁敌不备，一举歼灭。一般情况下，奔赴战场的作战部队在前边，我们野战医院跟在后边。他们浴血奋战，我们抢救护理，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少有生命危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们部队挺进绥远（呼和浩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安全形势依然严重。为了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战士们昼夜巡逻，遇有紧急情况全部出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当时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地上铺一些莜麦桔倒头就睡，主食以小米为主，副食几乎没有。来年五六月份，大家上山砍树，脱土坯盖房子，干部战士情绪高涨，干劲非常大。
一九五〇年五月，我们三营又被调往包头执行任务。包头的情况更加复杂，反动分子气焰嚣张，暗杀地方干部，扰乱社会秩序。上级一声令下全城戒严，部队昼夜执勤，晚上枪声不断。这样的声势还是难以震慑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党中央部署开展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我国顺利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孤儿，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后来部队整编，上级又选调我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系技术员，后来我又回到了军委卫生部，随后我又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公安军医院。在此期间，我回了一趟老家祭奠祖先，正好遇上了一个村的玉梅，她考上了中学，但家中没钱供养。有人牵线搭桥如果我能赞助她上学，人家就愿意嫁给我。我看见玉梅模样俊巧，聪明伶俐，也就答应下来。就这样玉梅毕业以后，我俩喜结连理。一九五八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儿女双全。父母没有享过一天福，就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如今我却儿孙满堂，延续着贾家的香火不灭。儿子真是苦尽甜来，父母如果能在九泉之下看到儿子的今天，一定能够心满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