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敌人回师“扫荡”华北，冀鲁边一分区的环境又紧张起来。敌人到处修鸿沟、建岗楼，真是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封锁沟纵横交错，把我根据地都封锁分割了。特别是山东乐陵、宁津一带更紧张，我主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活动。做群众工作的男同志都随县大队、区中队活动。我们女同志由政府负责找两面政权的人，安排到据点附近隐蔽，做一家一户的宣传工作。
当时二分区的环境还比较好，为了保存力量，从一分区往二分区调了一部分干部。1942年底，我调到二分区任各救会主任兼妇救会主任。和我同去的还有王毅如、常克弱、王少英、朱昭华等。我主要活动在平原八区和陵县三区，化名孔若虚。
1943年春，二分区的环境也紧张了。敌人用拉网的方式，经常进行“大扫荡”。当时分区的部队也划整为零配合县大队行动。 麦收时，敌人疯狂地到处抢粮，我们就与敌人展开反抢粮斗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把粮食都埋起来。
那年蝗虫灾害很严重，麦收后没能种上玉米，农民颗粒未收，生活很艰难，只靠野菜、苜蓿和糠等度日。人饿得面黄饥瘦，饿死的人也很多。但群众的迷信思想很严重，说蝗虫是神。我们就到处宣传、督促群众捕灭蝗虫，把收来的蝗虫晒干，炒着吃。我们还发动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并组建农会小组、青年小组、妇女小组，充分发挥这些积极分子的作用。
当时我们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不能公开召开大会开展宣传，只能用访贫问苦、走门串户的办法了解情况，进行教育，建立感情，建立抗日家庭，动员他们做抗日工作，如做鞋袜、缝衣服、慰劳部队和伤病员，送信、送粮、抬担架、参军等。并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民兵们经常配合部队袭扰敌人据点。我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学校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到据点附近扎樱花、牌坊，散发标语，动摇瓦解敌人。
1943年9月2日下午，关锋派人通知我明天在陵县（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赵马拉村开会。当即我和王少英到纪家找到关锋，由我的房东和关锋的房东把我们护送过岗楼。赵马拉是个回民村，离罗院 据点三里路。当时认为在据点附近开会比较安全，敌人不注意。准备3日开会，传达邢仁甫叛变事件。我们到赵马拉时已经很晚了，由村长和回救会主任季益民把我们分别送到住户，王少英把文件包埋好后，我们就睡了。
3日拂晓，我们还在梦中，忽听四处枪响，急忙爬起来。我们断定是敌人来了，马上采取了应急措施。我和王少英坐在窗下纳鞋底。我告诉房东大嫂说，如果敌人问你，你就说我们是来走亲戚的。她一句话没说，就到墙边去了，我也来到墙边纺线。不一会儿，村长来了，我对他说：“你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他没吭声走了，房东大嫂也走了。我让少英出去看看，她穿了一件红衣服，装成拾棉花的样子出去了。
这时枪声更紧了，我心里很慌，因人地两生。我想还是用以往的办法隐蔽，躲过敌人。我跑到对面的小柴屋，用高粱叶子把自己盖起来。我藏起来以后，鬼子就来了，没在小屋里停留就搜查别处去了。可是一会儿，鬼子又回来了，围住小屋喊：“八路，快出来。”边喊边用刺刀乱挑高粱叶，这样我就被捕了。
村长这时就站在鬼子的身后。我被推搡着来到胡同口，看见很多人围着两个满脸是血的人，我不认识他们，心里轻松了一点，没有人认识我，我怎么编口供都行。
敌人把抓来的人排成队。我被拉到队中间，那两个被打伤的人也拉到队里，两边站着持枪的鬼子。这时候，我积极编口供，边走边嘟噜，想让老百姓把情况告诉党组织，好营救我。
我们被抓到罗院据点院内，排成一个大队。鬼子和汉奸就一个一个地审问那些老百姓，叫什么？住在哪里？干什么的？问完上下打量一遍就放了。最后剩下了一个50多岁的老人、一个十七八的青年和我。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谷家村的，来亲戚家借粮的。这时敌人挑来两担水，放在两张桌子的边上，还拿来了棍子和皮鞭等刑具。汉奸开始审问老人：“你是八路？"
“我是老百姓。”老人从容地说。
敌人不容分说，就把老人绑在桌子上，用棍子和皮鞭朝老人身上一阵猛打。老人被打昏了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把他浇醒。老人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放下来，又审问那人青年人，敌人同样一无所获。
我站在旁边，看见敌人用毒打来逼供，心里有了底，敌人是用酷刑逼我们承认是共产党，不承认他们也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给党丢脸。我想起了张晔同志对我们的教诲：“在敌人的法庭刑场，要经得起酷刑和死的考验，要保守党的秘密，敌人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也不能暴露百分之零点一。”
我下定决心，宁死不能暴露党的机密，和敌人斗争到底。正想着，鬼子把我推到桌边绑了起来。敌人问：“你是女八路的干活？"
“我是谷家人，是来走亲戚借粮的。”
敌人仍说我是女八路，我不承认。他们就用棍子、皮鞭往我身上乱打，我昏了过去。敌人用水浇醒我后，又继续审问。我仍说是谷家人，是来亲戚家借粮的。敌人又连打加灌，我几次昏了过去，肚子也被灌得涨了起来。他们又用脚踩我的肚子，我上吐下泻，混身是粪便。鬼子又让狗来撕我的裤子，裤子被恶狗撕得一条一条的。但我的思想很坚定，心想，这是我经受考验的时刻，决不能向敌人屈服。
敌人多次用刑仍不能得到什么，没办法只好把我放下来，把我关到一间小屋里。我身上被打得到处是伤，疼痛难忍。我躺在一块门板上，一夜都无法入睡。
9月4日早晨，汉奸把我带到院西边的一个屋里，桌上摆着茶水、点心，还放着一把大刀。鬼子让我坐下，我站在桌边没动。敌人是想软硬兼施，现在敌人要用软的了。
敌人问我姓名、年龄、住处、家庭人口等。我说，老家是山东乐陵李胡马家，姓李，没名字，36岁，很小就随父母到奉天样子哨住，父母都死了。丈夫叫马德友，在样子哨和别人合伙开铁器铺。今年秋天，我的两个孩子都病死了，东北又遇上灾荒，生意不好做，我们就回我丈夫老家谷家村来了。他家没地种，生活很困难，他又回东北了，直到现在没有音信。我在家只好靠纺线、做鞋卖来挣几个钱。前晚我去姑家借粮，因口音不对，一听见枪声就躲起来了。我说完了，鬼子拍着大刀说：“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说出八路军在哪里，皇军优待你。”
我还是说不知道。
敌人嚎叫着：“你回去再想想，不说，死了死了的。”
然后，汉好把我关进了木笼里。木笼里还关着那个被打伤的老人、青年和其他一些人。躺在木笼里，听那两个人疼得直喊，心里很难过。我身上的伤口也很疼，但我忍住不出声，还帮他俩赶苍蝇。
晚上，敌人又抓来了一些人，有个叫练子的中年人。他劝说他们：“你们有什么就快说出来，看那两个人被打得多苦啊，你们只要说实话，就免遭这皮肉之苦了。” 练子劝了半天，也没人理他。那两个人的伤势越来 越严重了，伤口处都长了蛆。他俩在在木笼里躺了五、六天，后被敌人拉出去枪杀了。
有一天，木笼里又关进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妇女，还抱着一个五六个月的孩子。敌人是去抓她丈夫的（八路军的交通员），没抓到，就把她抓来了。木笼里的人是经常被提审的。
我趁放风的时候告诉她说：“敌人审你的时候，你别多说话，他们很可能打你，你要挺住。”第二天，敌人审问她时，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头上破了好几块，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几天都不能动。我帮她看孩子，把难友们给的玉米 面饼子嚼碎了，一口一口地喂她。我还让她枕着我的肚子睡，难友们就抱着柱子脚伸到外面去睡。
9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后，看守把我提到一间小屋里说：“大嫂，你的官司快打完了，让你给区长当老妈子去。”
我说：“我不会侍候人，我不去。”他又对我说：“希林来了，说三哥让你快写信出去。”
“我不会写。”
“我不会干那缺德事的，今天是大集，鬼子都赶集去了。
谷希林在外面等你的信，我和他是朋友，不会出卖你。日本鬼子快完蛋了，我要争取条出路。”这个看守说着都有点着急。
他说完拿来了纸和笔，催我快写。我心里想，这个人从来没打过人，有时还给我们送吃的喝的。他可能真地认识谷希林。于是我就冒险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他。中午那个汉奸 翻译也传下话来说：“你的官司快打完了，你去给区长当老妈子去。”
我没有吭气。难友们问我，为什么不愿当老妈子呢？
我说：“我不会侍侯人。我从小在东北跟父母做买卖，跟邻居学划码子，不认字。”
我说这话的目的，是想让出去的难友带信。练子听了我的话，很快就出去了。他刚回来，敌人就来提审我。敌人把一张地图放在桌上，问我认不认字。我说不认字。鬼子就拿起一条板凳腿，猛打我的臂膀，边打边问。我想，肯定是练子报告了我会划码子的事了。打完之后，鬼子又给我一支铅笔，让我写字。我照地图上的“山”字，歪歪曲曲地写了一个“山”字。鬼子又把我毒打了一顿。问我：“你是八路的头吗？"
“我是谷家纺线、做鞋卖的。 ”
“谷家是哪个县？"
“是平原。”
汉奸又用板凳脚猛打我。这次毒打审问了我半个多小时，把我的胳膊打肿了，连衣服都穿不上，出入木笼时，由难友扶着，胳膊疼得很厉害，到现在我的胳膊还有疙瘩。
从那以后，我对练子提高了警惕，在放风或他不在时，我就告诉难友们，讲话要注意。敌人出去“扫荡”，练子就去带路，回来后便很得意地说，又到哪村去抢粮了，又抓了多少人回来。
9月底的一个下午，伪所长把我提了出来，门口有辆大卡车， 车上车下站满了持枪的鬼子和汉奸。 伪所长说；“今天送你去陵县。”他们把我拉到车上，我站在车角边。敌人把我按下，紧紧地把我围了起来。我没带手铐脚镣，也没捆绑，鬼子和汉奸不断地敲打我的头。
我在车上想，王兴荷、张哲生同志是5月份被捕的，也关在陵县监狱里，我们见面一定很难过。我要坚决装成不认识他们的样子，无论如何不 能暴露我们的关系，还要告诉她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想办法把口供捎出去，好让组织上营救我们。
押解我的汽车一直开到陵县监狱门口。当我走进女监时，王兴荷、张哲生都在门口呆呆地站着。我看见她们，赶紧低下头，让头发披散在脸前。她俩急忙跑进屋去。一会儿，我借上厕所的机会，告诉她们；“你们要冷静，要保守秘密，你们快出去了，无论如何不能暴露我们的关系。”她们告诉我，打官司通过县监狱就好办了，再不会打你了。你可以控告他们。我们想办法和外面取得联系，想法给你送饭来。
我们三个是不敢公开接触的，我每天躲在屋角，或坐在门口不动，也不说话。她俩有时用隐语讲几句安慰我的话，也有时说她们在狱中的情况。她俩把我的口供写好，让汉奸副队长邱登岭捎了出去。他是因为赌博被抓进来的，他想立功赎罪，愿意和八路军联系。因为王、张是公开的女八路，所以，在放风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说话，他还常送烟和吃的给她们，关系较好。因为他也认识谷希林，所以，她们就让他把信交给了谷希林。
我到陵县大狱的第三天，就被提出去过堂。两个穿便衣的汉奸问我的姓名、住地、为什么被抓等，我按原口供回答了他们，并把在木笼里受毒打、水灌和打死人的事都说了一遍，并让他们看了我的伤口。
天渐渐的冷了，女监阴暗潮湿，女犯们都拉肚子。我们要求换房子，得到看守所长的同意后，我们搬到男监对面的屋里。这时，张哲生又被提出去过堂，然后办理了出狱手续。 我对她进行了气节教育，她表示决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有一天，宋俊声给我送来了棉被和棉衣，他告诉我，组织上正帮我办出狱的事，要我保重身体。我把写好的信让他 带出去。一天， 张看守抱来一床红花被让我们做，王兴荷说不给他们做。我想，这是敌人试探我是不是农村妇女，会不会做针线活？我俩缝被子时，偷偷拿出了一点棉花和被里，在棉被里撒上一些土。
有了棉花，我俩每天捻线，收集难友的旧鞋布，用狱卒煮粥的锅底，在监狱的门板上打夹子，张老头还支援我们针、剪子和鞋面布等。不放风时，我们在屋里做，放风时我们就在外面晒着太阳做。王兴荷还利用放风的时间，边做活边向难友们宣传抗日必胜，日本鬼子注定要失败的道理。我们很快就做了七、八双鞋，先后送给了关锋、曾旭清、王毅如、常克弱、金绍华、张金华、王少英等。
12月底的一个上午，张老头拿了一件棉袄来说，宋俊声有信来了。我会见宋俊声时，他说衣角有封信。我回屋急忙拿出信，看完信，我忍不住盖上被子痛哭了一场。信是组织上写来的，内容是：“你们的表现，组织上都很清楚，请你们保重身体，注意隐蔽。组织上很关心你们，现在正设法营救你们。”
我盖着被子给领导写了回信，大意是：我们还好，虽然敌人很残酷，但我们坚决不动摇，张哲生已经变了。我们在狱中，每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兴荷还做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我还画了一张监狱图捎了出去。在狱中能听到组织的声音，我们倍感温暖，我把信保存了好几天后，才不得不烧掉。知道上级要营救我们，我和王兴荷也积极做越狱的准备。我俩用罐头盒做成小刀，把牢房的窗棂锯断了好几根。
我们在狱中曾经进行过一次越狱斗争，但因男监有人不慎，被敌人发现，越狱失败。那是临近春节的一个下午，天上下着大雪，天气很冷，狱卒说，今天下雪了，可以随便大小便。我们女监的门没上锁。我和王兴荷在屋里走动，忽听窗外喊：“振铎，你们快准备，我们要出去了。”我们马上整理了炕上的东西，然后又听动静。
这时，又听到男监那边 “哎哟”、“哎哟”的喊叫声。我意识到出事了，于是赶紧把门锁上，上炕盖好被子装作睡下了。一会儿，狱卒来摸了一下锁又走了。这时外面的人多了，有喊叫声，有铁链子声，有大皮鞋声。鬼子和汉奸来到女监门前问：“女八路的没动” 伪所长和狱卒都说：“天冷，她们早睡了。”汉奸和鬼子没说什么就走了。他们给用砖头打狱卒的韩德胜带上手铐脚镣，第二天早晨就把他杀害了。
我们在狱中，也很注意教育狱卒。王兴荷公开向他们宣 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卖命，要多做些抗日工作。你们家都有老婆孩子，你们要多为他们着想。被抓来的人都是附近的，你们不要扣他们的东西，他们在这就够苦的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出去后，他们会向政府报告你们的表现的。你们多争取政府记红点才好。
狱卒中有个叫刘二哥的人，他对犯人很凶，经常克扣难友们的饭和东西，我们就动员难友们给他提意见，让看守张 老头儿撤换他。狱卒们都知道王兴荷是八路军，都有点怕她。当时外面的形势发展很好，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在放风时，就把这些消息告诉难友和狱卒。教育难友们，要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教育狱卒，要主动立功赎罪，多争取红点。
1944年3月23日下午，宋俊声来接我出狱，张老头说“马大嫂，你的官司打完了，你可以回家了。”临走时，我对王兴荷说：“你别着急，要好好保重身体。”
因为长时间的狱中生活，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从陵县到宋俊声家只有三里路，我却走了半天。当天晚上，我就住在宋俊声家。他一家人对我都很热情。他家虽是富农，却是当地出名的绅士人物。我在狱中时，他妻子就给我做棉衣、棉被、棉鞋，还按时给我送饭送钱，我对他一家很感激，当晚认他妻子做了干妈。
3月24日，宋俊声把我送到谷希林家。他们一家见到我都忍不住哭了。谷希林向我讲了罗院营救失败的原因，并说让我受了这么多苦，他很抱歉。饭后，他送我到小纪家找到关锋。我向他汇报了狱中的斗争情况，他也向我介绍了罗院营救失败的原因和这次营救的情况。他让我好好休息几天，早日恢复健康。当时我身体很坏，吃东西就吐，行动很吃力。我在小张村住了一段时间，由王少英照顾我。
到陵县开会时，我又向曾旭清、郝炬、关锋、李萍等领导汇报了情况。他们批评我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特别是让伪中队长捎信，太冒险了。同时决定，不能再和赵马拉的村长保持关系了。后来，政府处决了这个村长和叫“练子”的人。
我出狱后，组织上派我到济阳县任县委委员、农会主任等职，后来，王兴荷也出狱了，并且也调到济阳工作。
邱岩桂同志简介：1942年5月，敌人回师“扫荡”华北，冀鲁边一分区的环境又紧张起来。敌人到处修鸿沟、建岗楼，真是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封锁沟纵横交错，把根据地都封锁分割了。特别是乐陵、宁津一带更紧张，主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活动。做群众工作的男同志都随县大队、区中队活动。邱岩桂等女同志由政府负责找两面政权的人，安排到据点附近隐蔽，做一家一户的宣传工作。当时二分区的环境还比较好，为了保存力量，从一分区往二分区调了一部分干部。1942年底，邱岩桂调到二分区任各救会主任兼妇救会主任。和邱岩桂同去的还有王毅如、常克弱、王少英、朱昭华等。邱岩桂主要活动在平原八区和陵县三区，化名孔若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