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底，中央初步确定上将名单为51人。1955年3月中央军委对上将名单再次进行评定，确定上将为53人，本文将为军友详解1955年3月共和国上将从51人到53人的变动，现介绍如下：

一，中央军委拟提升22位副兵团级初评上将的级别调升为正兵团级

1955年1月底，毛主席与中央书记处确定上将以上初步名单后，又将51名上将名单发给彭德怀再次征求军委意见。51名初评上将中，军队级别为正兵团级的有29人，为副兵团级的有22人。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评衔标准，其中正兵团级多数评定为上将，个别有代表性的可高评为大将。1955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审议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关于全军副兵团、准兵团、正军级等123名干部调级的意见并预以通过。为使上将人选的级别与军衔相配，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列出了22位副兵团级初评上将拟提升为正兵团级，22人具体人员名单为：

总参谋部：傅秋涛，吕正操
总后勤部：洪学智，周纯全，李聚奎
军事学院：陈伯钧，钟期光
空军：刘震
公安部队：韦国清
西北军区：彭绍辉，廖汉生
西南军区：郭天民
华东军区：张爱萍，唐亮，王建安
中南军区：韩先楚，杨至诚，陈再道，李天佑
东北军区：周桓
志愿军：李志民，王平

1955年2月，彭德怀带着上将初评名单先后拜访军中各位老总，征求名位老总对上将人选的意见，对有争议的人选也进行了一一商定，取得了一致意见。从1955年3月开始，中央军委对授予上将人选又进行了评定工作。

二，1955年3月底上将名单从51人确定为53人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召开期间，中央军委通过了上将名单，鉴于在党代会上对高饶事件的进一步清算，一些受高饶事件牵累的军队评衔干部受到了影响。

在1955年3月中国军队评衔时，苏联军队也在1955年3月11日进行了授衔，其中晋升6位大将为元帅，晋升1位上将为大将。苏联军队授衔仪式结束后，在职的苏联大将仅还有10人。因为中国军队实行军衔制是仿效当时苏联军队，苏军大将名额为10人，这使得原中国评定的11位大将需减少一个大将名额才能与苏军大将名额持平。经过中央军委对原11位大将人选中三位正兵团级人员的综合平衡与审议，决定三位正兵级中红二与红四方面军代表王树声与许光达入围十大将之列，而出身于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因秋收起义已有谭政为代表，加上在党代会上揭发陕西同乡高岗的不做为行为，使得张宗逊在与王许二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无缘大将军衔，张宗逊因而改授为上将。

无独有偶，随着张宗逊由大将调为上将，原51位初评上将需削减一个上将名额。而在54年华东地区批判饶漱石的运动中因拒绝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抗上级组织的王建安则被毛主席亲笔批示为＂授中将为宜＂，由此王建安被排除在上将名单之外。可以说王建安无缘上将评定，完全受饶漱石所累，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拒绝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错误对抗上级组织是他被踢出上将名单的主要原因。

在张宗逊由初评大将改授上将与王建安被除名上将名单之后，中央军委对原审干运动中未有结论的傅钟与周士第也有了结论，二人的政审终于被通过，经受住了诸多考验，二人的军衔鉴定被中央军委通过，二人又重新进入上将名单。这样，共和国上将名额由原51人又上升为53人。1955年3月底，中央军委通过的53位上将的具体人员名单与排序，具体如下：

张宗逊，宋任穷，肖克，王震，周纯全
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
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肖华，甘泗淇，赖传珠，徐立清，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黄永胜，朱良才，杨勇，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
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李聚奎，廖汉生，吕正操，傅钟，周士第，阎红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