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人凤回忆在山东清河坚持抗战的山东八路军三支队第十团的历史

　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是临淄、广饶、益都、寿光地区人民的一支主要的子弟兵。这个团的历史很曲折，而且已过去了二十二年。我是尽力想把它写得完整些，至于是否正确，还要请知情的老同志校正，特别是杨国夫、陈梅川、崔振华、陈洪波、刘春圃、韩连贞、孙玺玉、许云轩、黄铸九等同志指教。
　　原有十团指战员的绝大多数，已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团级干部有刘斗辰、李希晨、岳拙元同志；营级干部有吕乙亭、任圣符、连东壁、崔亦鲁、安硕亭、徐东洛、崔栋生、李光荣、寇芝田、王渭源、李守本、于警钟等同志；连的干部有张林、陈大学、寇方田（县科长）、王寿昌等同志，以及大批排班干部和优秀的战士，他们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我对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百不记一，愧歉之至。希望今后在整理烈士史时幸勿遗漏。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丧师失地，望风披靡，官则卷款潜逃，兵则流散为匪，正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群众自“九·一八”以来民族民主革命的怒火，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对国民党政权表示了无比的憎恨；对共产党、八路军表示了爱戴和向往。坚决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形势。
　　当时，临（淄）、广（饶）、益（都）、寿（光）地区广大军民始终处在抗日民主力量和反共投降势力的斗争中。一方面，以国民党投降派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利用人民要求抗日的情绪，和知识分子中的“正统”思想，依靠原有的地方民团、警察武装，大量收编土匪和散兵，打出“抗日”的旗号，欺骗与奴役人民。如临淄的冯谦光（国民党临淄县长）、王尚志（兰衣社分子，即复兴社分子，下同）的“别动队”，广饶李寰秋的“保安十六旅”，寿光张景月的“保安十五旅”，博兴周胜芳、傅象坤等部，都属于这一类。所谓“司令如牛毛，土匪皆团长”者是也。他们在国民党省政府头目沈鸿烈等人的指挥下，干尽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先则与日寇和平共居，继则与日寇合流，变为投降派或“皇协军”。日寇投降之后，又变为蒋介石的师长、旅长。这些牛鬼蛇神，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铁流的冲击之下，他们不能不由大变小，由强变弱，最后为人民所消灭。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些坚决抗日又坚持民主的人民武装，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那时，有起自寿光的马保三、韩明柱同志领导的八支队，有起自邹（平）、长（山）的马耀南、杨国夫、霍士廉同志领导的三支队，和开始隐蔽在临淄“别动队”中，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式揭出八路军旗号的三支队第十团，还有起自益都的十支队，和起自博兴的陈竹村部队等等。尽管这些部队一开始在形式上比较弱小，但由于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革命力量，因而它是不可战胜的。它在同日寇不断战斗以及在反击顽固派、投降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顽固派、投降派，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山东八路军三支队第十团同知识分子有着较大的联系，在上述斗争形势下，知识分子队伍所起的变化大致如下：一部分主张抗日民主的人，他们从宣传抗日救亡、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民团武装入手，建立抗日武装。他们有的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或者积极寻求党的领导，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小部分人，在战争艰苦的年月里又分化出去，绝大部分则在革命与战争的锻炼中，成了党的干部。他们主要是贫苦的知识分子或是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另外是所谓“流亡派”，他们主张并号召知识分子逃到蒋介石的“大后方”去。其理由，据说是“为国家保存人才”。这些人中，有中学教员、大学生，及一部分高中学生，多是“正统”思想极严重的人，也有少数盲从者。这些到大后方去的人后来转回家乡，少数人参加了敌顽阵营，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如益都师范校长徐轶千，学生商拙亭、赵景周，临淄中学校长于景梁等都是这一类。再是所谓“稳健派”，这些人开始既不积极抗日，也不主张流亡，是中间派。他们要看形势发展如何，分出谁胜谁负，然后出山。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少部分参加了保安旅，这些人抱着地主阶级观点，仇视人民的新生力量，他们宁肯参加“保安派”，如于百川；或者投靠日伪，如李中肃；也有先是”速胜论者”，认为乌云瞬息即过，后来变成“亡国论者”，干脆当了汉奸，如于希夫等人。
　　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就是在上述形势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它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毕竟是党所领导的临、广、益、寿地区的一支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一支武装力量。
　　宣传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很快为日寇所占领。这时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临淄西关小学成了当时策动武装抗日的一个中心。其主要成员是李希晨、陈梅川、崔栋生和我，除了李希晨是一个刚刚出狱的共产党员以外，其他都是群众。由于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活动的方式是利用“合法”的形式。一是在学生和学生家长中宣传抗日救亡，组成化装讲演团四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鼓动武装抗日。对高级班学生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对区民团进行定期上课，宣传抗日，讲游击战术。再是通过社会关系，秘密收集枪支。这些工作为建立抗日武装，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武器收集却很少成绩，一共只有三支手枪。民团的争取工作更难，先是不愿听课，后来由区队长出面，干脆拒绝上课了。在西关小学校门上出现了一条粉笔标语：“李××是共产党”。不久，国民党公安局又通知禁止学生打靶演习。后来知道，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已经遭到县内头号绅士、大地主王子相的破坏，他在辛店车站宴请冯谦光（县长）和陈瑞符（三区队长），说：“陈××、李××图谋不轨，临淄县将不为县长所有。”跟着散布流言的是国民党特务、县督学翟雪泉，粉笔标语就是他们写的。
　　组织学生志愿军
　　九月间，李笑文（国民党党痞，本县中埠人）来到西关小学，他同陈梅川和我曾经是抗战前的朋友，但我们知道他负有蓝衣社的使命，想通过冯谦光抓取县民团和警察武装，要求我和陈梅川帮他引见冯谦光县长。接着，李笑文又引来王尚志、李资廉等大批蓝衣社分子。
　　王尚志带有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委任令，只要在委任状上填个名字，冯谦光立刻可以变成国民党嫡系的别动队司令。我们四个人（李希晨、陈梅川、崔栋生、李人凤）估计到冯谦光这个名利薰心的政客，必然见而心动，如此全县武装将落入蓝衣社之手，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合法形式，为自己创造条件。田我负责组织一支学生军。先说通李笑文，他满口答应，并保证向县长提出。不出预料，冯谦光、王尚志、李笑文等一见如故，冯谦光果然当了司令。五个区的队长都为大队长。另成立一个学生兵的“教导队”，由我任队长。为了成立教导队，先招学生训练。冯谦光以县长身份亲自定名为“学生志愿军训练团”。我们提出招生二百人，县教育科反对，限八十人名额，后来折衷，不超过一百二十人。县长兼军训团团长，陈梅川同志和我都是教官。陈教“民众组训”，我教“游击战术”，另外有几个蓝衣社分子也是教官。
　　严重的工作是争夺学员。蓝衣社通过翟雪泉四出动员，然而他们却远远落后了。我们掌握了高中、初中、高小学生数倍于录取人数的报名名额。录取结果，除了一个半蓝衣社分子（王余乐和一个嫌疑分子）之外，全是我们计划中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李希晨和李清桂同志。
　　原定训练时间三个月，由于日寇占领洛口，不久又进到周村、张店，城内大小官僚已大部星散，临淄城朝不保夕，训练只进行一个多月即中止。迫切的问题已不是训练，而是武装。训练结束，但教导队的武器从哪来？成了当时最迫切的大问题。
　　日寇占领张店之后，蓝衣社分子李熙光带了一批人员投奔西关小学找王尚志，有崭新的“湖北条”四十支，每支枪四十发子弹。这时教导队的学生也住学校里，见到武器，个个馋涎欲滴，趁张店来人疲惫不堪、蒙头大睡的时候，李希晨出了一条妙计：当夜带教导队到中埠地主家“起枪”。据说这个姓王的地主有二十支步枪和十多支匣枪。但“起枪”必先有枪，于是通过李笑文，说服张店来的李熙光，暂借他们的武器一用，起枪后奉还，李表示同意。既然应允，几分钟之内，枪支子弹已全部挂在学生的肩上，这时马上宣布出发，住了几年的西关小学，就这样一下离别了。有枪的走在前面，后边更多的人是徒手，最后跟着几个蓝衣社教官。我和李希晨、李清桂是尖兵，一支喜气洋洋的学生军，划开夜幕，向临淄西南方中埠村快步走去。
　　这些初生的牛犊，斗志高涨，但缺乏经验。当进入地主院里时，地主家里人都跑光了，闹到拂晓，只搞出了一支马枪和一支手枪，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来的枪，却成了教导队的武器，这是很大的收获。
　　首战告捷
　　起枪之后，我们没有回西关小学，而是越过胶济路，在矮槐树南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任务是迎击从张店东进的敌人（夜里得到日寇东迸的情报）。我们一方面选择地形，布置伏击；一方面报告冯谦光的司令部，请派兵援助。
　　我和同学们，抱枪隐蔽在路沟里，望着西方愈远愈窄的铁路线，静静地躺在晨曦之中，田野寂静如睡。初次临敌，大家没有丝毫恐惧，只有说不清的神秘和兴奋。有一个学生自豪地说：“同学们，我们在干真正的抗日战争呀！”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一九三七年旧历十二月初四日，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西方路轨上，出现了摇车子（在路轨上用手摇前进的小车）。一辆、两辆、三辆、四辆……架着机关枪、抱着步枪的鬼子兵，也愈来愈清楚了。四百米、二百米，……一声命令“打！”四十支“汉阳造”一齐开火，前边两车鬼子的过半数，几乎没有明白发生什么事就送了命。后边的鬼子乱叫乱跑，爬爬跌跌地躲进路北坡去，企图抵抗我们的攻击。有三个鬼子，从前面不远的涵洞穿过路南侧，顺着路沟向我们射击，一个同志牺牲了，就在同一时间，战士们也由另一涵洞穿过路北坡。另有儿个同志没有涵洞可利用，索性抱枪就地滚，越过铁路滚到北坡去，打退了北坡的敌人。大家乘势冲锋，占领了敌人阵地，三个穿洞的鬼子都被击中，死了两个，一个小队长还没有死，他绝望地举起小手枪向战士瞄准，被我们一枪打得他脑浆流满了半个钢盔。我们缴了敌人的手枪、战刀、战旗，敌人丢下两个摇车，退到后面继续顽抗。
　　中午时刻，我的四十发子弹只落下五发了。敌人增援的到了，但没有前进，只在远处打枪。我们守在原地，间或还他几枪。战斗处于停滞状态。太阳偏西的时候，才来了民团、警察局的“援兵”，灰的黄的一大片。然而他们远远地站在后边看热闹，副司令王尚志也在其中。他们中有的人实在过意不去，三三两两，自动跑来参加战斗。日夕，敌人退却了。这时“援兵”才一轰而上，抢走了两个摇车子，算是他们的“战利品”。
　　这次战斗，是日寇东进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对十团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学生军”的名字，在群众中广泛地传开了，从此打开了扩军的道路。警察、民团再不敢轻视我们，原来企图缴我们械的阴谋也中止了。张店铁路上的李熙光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还枪的事。借来的四十支“汉阳造”成了学生军的家底。
　　乘送伤亡同志之便（亡一伤一），黄昏时我赶到城里，向冯谦光报告战况。他只对战利品感到兴趣，拿去几个日本战旗，又要刀要枪。我向他要子弹，他答应“立即补发”。不待说，子弹没有发，刀枪也没有送。后来这位县长见到国民党专员张里元时大吹“辛店抗日”的战绩，凭着从我手里拿去的“膏药旗”，居然招摇撞骗，可谓无耻之尤。
　　我赶回部队时已是初更，我们估计明天敌人一定大举东进，必须当夜转移。我们主张转到北部平原去，因为兵源、武器、粮食等供应条件都很有利，但王尚志、陈瑞符他们却力主进山。当时李希晨同志偷偷告诉我说：“进山百弊，只有一利”，我问利是什么？他说。“民团老爷一进山，少开不了小差，我们可以捡枪。”又考虑到过早同他们分裂对我们不利，于是决定进山。到了益都的躲庄，王尚志的幕僚杨秀峰还据“阴阳之说”评论道：“兵进躲庄，大吉大利”。原来我们打了一天仗，倒把这些看热闹的人们吓破了胆。
　　这时王尚志把部队整编为三个大队：新来的一股土匪是一大队，陈瑞符部是二大队，我们是三大队。果不出李希晨同志所料，二大队的人马愈来愈少，闲枪越来越多，三大队的人则越来越多，枪支则不够用了。我们的人员不断南来入伍，他们的兵则不断向北开小差，当时人们叫做“南来北往”。在躲庄吃的是粗粮，喝的是臭水（没有井，存雨水为饮水，日久水臭），睡的是地铺，但全队无一人叫苦。队伍逐日扩大，通过李笑文、王尚志说情，又从二大队“借”到五十支步枪。没有枪的同志一见到枪，就各抢一支背在肩上。刘玉林是个小同志，一进门就抢了一支马枪，又蹦又跳，两手死抓住枪身，好象怕被人夺去。刘玉林是淄河街人，军训团成立时，因他正念初中一年级，只有十五岁，没有被录取。可他一直不回家，跟着学生们作军事演习。这个同志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当过排长，一九四四年在袭击石槽盛敌人据点时壮烈牺牲了。当时象刘玉林这样的青年太多了。
　　一九三七年阴历十二月中旬，王尚志和他的蓝衣社分子，企图借助土匪一大队之力，把部队拉上鲁南，这是一个十分毒辣的阴谋。在这个问题上，二、三大队结成了统一战线，坚决主张开回路北。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家乡。出发前，又借到五十支枪，部队发展到三百多人，主要成员还是青年学生。二大队住城里，我们三大队活动在临淄二区和五区。部队如鱼得水，迅速发展起来，正式建立了党组织。在清河特委直接领导下，广饶县委派来大批党员担任连、排干部或当战士，如岳拙元、任圣符、吕乙亭等同志都是这时来的。部队建立了政治处，李希晨同志为政治处主任。初步有了兵工厂和医院。益都张禄斋同志自动带着全部医疗家当当了军医（这个老人从那时一直随军，对十团，对三支队，是有功绩的，人已去世，谨此志念）。一九三八年初，部队已发展到近千支枪，这时主要成员是农民，学生大部当了干部。这一时期不断对胶济线的日寇进行小规模的战斗。
　　赶走蓝衣社分子
　　过去四个月的一切活动是为了发展武装，后来的活动则是为了巩固武装，这时斗争的焦点是同蓝衣社的斗争。三大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王尚志之流的注意。他们急忙抓取二大队，并建立自己的特务分队，巩固他们的地位。王尚志、陈瑞符两人经常躺在鸦片烟灯下策划阴谋，派其爪牙在连队中挑拨离间，企图搞兵变。一九三八年一月末，王尚志的特务分队（队长赵继尧，是个土匪，一九五三年已服法），到我们一连挑拨是非。乘此机会，我们首先下了特务分队的枪，然后迅速地解除了王尚志司令部的全部武装，同时把部队中所有蓝衣社分子全部逮捕（一人逃走），押解驱逐出境。当时没有杀掉王尚志这些人，以致后来他们制造了太河惨案，现在想来，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加强党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清河特委决定将益都的十支队并入三大队，为第七连。支队领导人刘斗辰同志任三大队大队副。四月，党派杨涤生同志来到三大队，任政治处主任。经过他的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合并和调整，党的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在这个期间，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主要是破袭敌人铁路、列车和火车站。四月间，我军以五个连的兵力攻占淄河车站，与青州增援之敌大战于辛庄，毙伤日军多人。日寇进袭朱良、段村时，我们又在良孟伏击了敌人。
　　在破袭战斗中，我们争取李寰秋的保安十六旅同上前线，同李部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而拆散了陈瑞符同李寰秋的联合，粉碎了陈瑞符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的阴谋。
　　前四个月我们建立了武装，后四个月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部队。当时的斗争锋芒，又转到对付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
　　国民党CC派于治堂（临淄人，沈鸿烈时期的临淄县长），一向以陈瑞符部为护卫，以封建势力为靠山，对我部进行刁难。过去一个时期，CC派同复兴社（即蓝衣社）有矛盾，在我们同王尚志作斗争的时候，他采取旁观而又企图从中渔利的态度。当王尚志被清除之后，特别是当三大队党的旗帜愈来愈鲜明的时候，他采取的手段也愈来愈毒了。他凭借县长的合法地位，断绝我部给养。我们则建立了一个动员委员会，代替政府职能，实行合理负担（贫农不纳粮，地主富农多纳粮），自足自给。他们又散布流言说：“奉沈（鸿烈）主席谕，敌后一切游击队须经政府承认，进行登记，否则视为非法”。其登记标准是“一人一条枪，枪必须是‘汉阳造’”。我们针锋相对，在部队和群众中揭露顽固派的阴谋，不听他们那一套。于治堂见不听他的，就请了所谓“省政府特派员”王念根来威胁利诱，被我们当而骂走了，又拉出李笑文来“疏通关系”，我们用驳壳枪弹招待了他。这位专使吓得跌下马来，大草帽也没有来得及拾就跑走了。最使他们伤心的有三件事：一件是为打击封建势力，我们发动群众没收了王子相的“官盐店”，把盐全部分给了群众，王子相几乎气死。第二件是我们武力收编了耿兰亭的第五区民团区队，把陈瑞符的势力压缩到城区，他们大伤脑筋。再一件事是安硕亭、刘竹溪、寇方田等青年人从铁路上带了一排武装找三大队，半路被陈部截去，安硕亭等在一个晚上，又带队投奔三大队。这使陈瑞符大发雷霆，说三大队挖他的墙脚，于治堂和一些士绅前来要人，被我们严词拒绝。矛盾的结果是于治堂被我们赶走，同陈瑞符由冷战发展到热战。
　　正式建立三支队第十团
　　一九三八年七月，杨国夫同志率部东来，三大队正式改编为三支队第十团。党派我为团长，陈兴为政治委员，刘斗辰为副团长，李希晨为政治处主任。下编三个营，十一个连。第一营营长王翰西，教导员吴祝存；二营营长陈梅川，教导员崔栋生；三营营长开始是李墨轩，后来是吕乙亭，教导员赵子谦。每营三个连，另有一个特务连和炮兵连（除了生铁老炮以外，还土造了一门迫击炮）。同时，临淄四区武装被编为三支队特务团二营。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临淄境内除陈瑞符三百个大兵守孤城之外，城外全部归到人民手里了。
　　十团建立之后，对敌斗争和反顽斗争，逐渐紧张起来。“双枪将”（匣枪、烟枪）陈瑞符，八月间勾结博兴的周胜芳，由北而南向我进逼，企图占领我大夫店、苇子河一带。胆怯的周胜芳，进到桐林，却没有敢东顾，陈瑞符也未敢出临淄城。我军连夜佯攻，准备给这些敢于侵犯我们的顽固派以应得的惩罚。这时荫蔽在周部的陈竹村同志密派相炜同志来取联络，当晚他们把部队拉到十团驻地。周胜芳看事态不妙，马上跑回博兴去了。这时形势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迅速歼灭陈瑞符部，以扫除抗日战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当即移兵包围临淄城，在杨国夫司令员亲自指挥下，很快攻占了县城，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了陈瑞符这个封建势力的看家狗。
　　一九三八年，日寇军事力量只限于维持铁路交通，暂时还没有力量向内地进攻。陈瑞符在占据临淄县城的十个月期间，一直和胶济线的日寇“和平共处”，辛店车站东西两侧的敌人铁路线，在陈部势力范围内很安全。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如金岭镇、淄河以东几段，则经常闹翻车。所以日寇对陈瑞符十分赏识。临淄城被我军解放，辛店一段铁路线就不断遭受我军破袭，大段铁轨被运到我们兵工厂。敌人对这个形势很不安，在我军进驻县城的第一天，日寇就从辛店车站向县城发炮威胁。九月，日寇占领临淄城以后，我军予以围困打击。在敌人试图从于家庄河口东渡时，一连三天都被我军配合民兵用“五子炮”（把老抬枪改装活栓，威力很大，日寇名之日不炸的黑炮）打退，日寇再不敢轻易出城。十月间，日寇以步、骑、炮联合兵种进攻郑家辛，我军因早有准备，毫无损失。
　　粉碎了顽军的围剿
　　日寇对我们的进攻，顽固派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十团的部队经日寇进攻后大受损失，便想趁火打劫消灭十团。于是在王念根的统一指挥下，以收复临淄城为名，组织十五旅、十六旅、二十四旅以及周胜芳部共一万之众，四路进兵，围剿十团。我们事前得到这个情报，即时报告三支队司令部。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分析：顽军最强的是东路张景月部，最弱的是西路二十四旅和周胜芳部，北路李寰秋部无斗志，不过虚张声势而已。而且顽军各部之间矛盾百出，互不相能，王念根虽有豺狼之心，但无力统一指挥。根据这个分析，我部决定放弃淄东，集结兵力于苇子河、刘地官庄一线，迎击西路二十四旅等敌，司令部东来支援我们，由杨司令带特务团一部驻北高阳一带。
　　十月某日，顽军四路出动。东路张景月是先打临淄城，企图以此作为反共的资本，他们预料县城极易打下，然后挥戈北进围攻十团。可是这些狼心兔子胆的家伙，没有打了鬼子，反而被鬼子打得七零八落，灰头土脸的各不相顾，乱轰轰地跑回寿光去了。王念根率十六旅进到姬王，周胜芳部进至大夫店，与我苇子河部队对阵（十团团部住苇子河），二十四旅进至桓（台）、临（淄）边境，按兵未动。
　　大夫店顽军先则送来公函，称：“本军奉命南进抗日，收复临淄城。请贵部假道，让出苇子河”。我们复信：“贵军果然抗日，无任欢迎，且将率部相助。临淄境内不乏通城大道，何止仅碍于苇河？请贵部自便”。接着是王念根送来挑战通牒说：既不让路，就要“扫除抗日障碍”。接着李寰秋也送来亲笔信，劝我“以国事为重，让出苇河”。我给李复信，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请他主持正义，“如王念根先生不欲制造反共内战，弟敢不从命？苇河虽小，尚可一战”。我们根据司令部的指示，严阵以待。就这样，从日出到日落，打了一天嘴仗。顽军知道杨司令率兵临阵，十团又早有准备，他们知其东路大军行止不明，周、李两部又是冤家对头，于是夜间各自撤去。李寰秋撤退前还送来一个“人情”，说：“王某密计，愚兄毫不知情，接弟来函，恍然大悟，即当率部返防，诸希珍重”云云。“毫不知情”是假，相机勾结是真，无可奈何，只好“率部返防”了。顽军的反共计划，就这样破产了。在苇子河，十团部队迎接了一九三九年的元旦。
　　两次伏击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寇占领了广饶县城，打通了辛（店）石（村）公路，相继占领寿光、博兴等各县城。国民党的“保安”老爷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紧张气氛一时笼罩了鲁东平原。我军为打击日寇，二月间，在城北岳家庄辛石公路上，以三个连的兵力配合民兵抬枪队，伏击了敌人。我们设伏的围墙，紧靠公路。早晨，十一辆汽车满载着黄橙橙的鬼子兵，从临淄城驰来，呆头呆脑的敌人，完全没有发觉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在离敌人汽车几码远的土墙上，我们战士的枪，从枪眼里伸出来几乎可以触到日寇的胸膛，除了预先指定的几支步枪专打敌人司机和轮胎外，所有的步枪、手榴弹、老抬枪象雨点般地倾泻在鬼子身上。霎时间，前几辆汽车完全不能动了，最前边的四汽车鬼子兵大部死在车上，剩下三个鬼子没有死，一个冲到土墙内，扔了一颗手榴弹没有炸，接着被打死了。另一个鬼子，爬在汽车底下向我们开枪，被一颗手榴弹结束了。最后一个鬼子则抱住一个汽油桶作掩护，吱吱哇哇的乱叫，一粒子弹穿过汽油桶，他随着油桶仰面朝天倒下去，再没有叫唤一声。最后三辆汽车的敌人，由于离我们火力点较远，有不到半数幸存者，据车顽抗，用火力封锁了我们的出击口。鬼子兵最后凭借一条沟向我们的背后迂回过来，以密集的子弹向我射击，迫使我军左翼撤退下来。估计到敌人很快增援，于是我们凭借熟悉的地形全部安全转移。我军伤一亡一，敌人二百人有半数伤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后来检讨这次战斗的缺点：发枪太早，只有左翼部队截击了敌人，右翼没有参战，使敌人后队能够向我迂回，这是经验教训。但是骄横一时的日军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同时对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鼓舞很大，使那些扰民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在人民中更加孤立起来。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十团又伏击敌人于临（淄）、广（饶）界上的赵家庄，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但我们于战后未及时转移，在苇河被敌包围，受了些损失。经过这两次战斗，迫使敌人不得不把公路搬了家，远远地离开了村庄。
　　我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又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相继建立了妇救会、儿童团的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土炮、抬枪、红缨枪为武器，站岗、放哨、盘查汉奸、传递情报，接连不断地破袭敌人的交通线，逐步形成了全民抗日的群众运动。
　　一九三九年春，司令部决定，调十团二营去路南整训，并调许云轩同志为二营营长。由团政委罗文华同志率领，随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南下。考虑到敌人可能扫荡，我带一营、特务连随杨国夫司令东去寿光开展工作，副团长刘斗辰同志带三营活动于益（都）、临（淄）地区。
　　就在我离开的期间，刘斗辰同志在益都杨家营被日寇重兵包围，激战竟日，最后英勇牺牲。牺牲前，他把武器拆散打烂，不使落在敌人之手。这位饱受旧社会风霜的老军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次战斗，是十团建立以来所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在我赶到战地之前，当地群众已协同三营和突围部队，包扎了受伤的同志，收敛起烈士的遗体，拭净了他们身上的血迹，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好象对待亲人一样的收敛牺牲的烈士。
　　大破袭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来打击日寇的气焰。以连为指挥单位配合抗日自卫队，西起金岭镇，东至青州站，分段负责，一起动手。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两头的埋地雷，专炸敌人的火车头并袭击列车；中间的派兵包围敌人车站据点，掩护自卫队拆除铁轨，连同路轨夹板一同运离铁路线埋藏起来，道钉则全部带走。一夜之间，三个火车头中雷炸毁，列车象死蟒一样脱轨不动了。大段铁轨被拆走，若干涵洞被炸毁，使敌人在胶济路的运输瘫痪达一月之久。破袭的夜里，群众看到远近都有人打击敌人，听到东西两方都有雷鸣般的轰炸，他们兴奋地说：“鬼子呀，鬼子！看你再来杨家营胡闹不！？”
　　太河惨案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团奉命派三营营长吕乙亭同志，带两个连护送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等同志去鲁南。路经太河（博山）王尚志部驻地，因我队领队同志麻痹大意，陷入他们预设的伏击圈。鲍主任、潘团长、邓科长、吕营长等同志被当场杀害。部队一部突围，大部伤亡或被俘。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同志被俘后坚强不屈，被敌人活埋于五色堐。这就是有名的“太河惨案”。这个惨案的凶手是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秦启荣、王尚志、聂英、王育民（王尚志侄子）、李子廉、潘然台、韩慎吾、赵继尧等。这些刽子手的大部分，如秦启荣、李子廉、赵继尧等已先后落入人民法网，有的如王尚志、王育民等已死掉，有的下落不明。
　　惨案发生后，杨司令电令我带五个连（一营全部及特一、三两连），连夜由淄东出发南进，与司令部会合于博山太河、下册。在这里听了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同志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刘家井大战
　　五月，随杨司令过路北来临淄。司令部与清河特委决定。编益都地方部队陈乙斋部充实三营，陈乙斋同志为营长。旋随杨司令西去邹（平）、长（山），与马耀南司令及本支队各兄弟部队会师于邹平刘家井。（此时三支队特务团大部及十团二营仍随霍政委驻淄博池上、太河一带整训。）这是三支队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会师，士气非常高涨。
　　六月六日，日寇调集重兵，合击以刘家井为中心的我军阵地。我军坚守阵地，奋力阻击。从拂晓战斗到中午，敌人始进至刘家井外围。它先以重炮轰击，然后以密集的火力冲锋，但均被我击退。我军据守围寨，与日寇肉搏苦战，从中午到日夕，敌人三次增援，伤亡八百余人。最后我军乘黄风迷漫的机会，退出阵地，转移到刘家井西南大碾村。
　　整天的战斗，给了日寇以重大杀伤，成为渤海抗战史上的一次重大战斗。当日我军虽有伤亡，但士气极为高涨。当我军转移时，在炮火尾声中，群众男女老幼，四面八方赶来慰劳部队，他们似乎没有听见近在咫尺的枪炮声。
　　黄昏后，我军在章丘附近集合休整。夜里，司令部决定仍向东转移，十团部队宿营于窝村（距刘家井不远），作为司令部南面的警卫哨。由于驻地仍在战地腹部，预计到天明敌人可能扫荡，全团指战员连夜做工事，一直守在工事里。辰牌时分，日寇大队汽车和骑兵直向窝村南面扑来，距敌二百码以内，展开了阻击。接到转移命令时，敌人已突近前沿。我们估计到敌人以快速部队追击我军步兵的不利形势，遂集中所有骑兵向东北方撤退以诱敌，同时令步兵向西北方司令部驻地转移。此时秋苗方生，一望平野，敌人见我骑兵突围，果以车队猛追。我骑兵专走松软崎岖之路，得以摆脱敌人火力。至邹平辉里庄，集合到部分部队，知其余部队已由一营长王翰西率领直去临淄。夜间我找到杨司令汇报了情况，奉令转回临淄。
　　十团在临淄苇河一带隐蔽集合，检查损失四十多人（后来有三十多人又从司令部归队）。一九三九年六月，清河地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到了十团，报告了政治形势，对部队鼓舞很大。
　　不久，我们设埋伏于广饶军屯子，伏击大王桥出动的日寇，将日寇一个班大部击毙。缴获了六五机枪一挺，十团第一次有了机关枪，士气大振。我们开始到处袭击敌人据点，发动民兵不断破坏敌人铁路、公路和桥梁。自刘家井大战以来，游击战争的火焰，在临、广、益、寿地区强烈的燃烧起来。这时十团收编了临淄四区的王六部队，为十团独立营。
　　这个时期，日寇集中力量对保安旅进行诱降性的扫荡，给我们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一个有利时机，因此发生了“平原山区”的争论。即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的问题。后来徐向前、王建安同志批评了那种对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信心的错误态度，决定三支队全部回到路北平原，这个争论才彻底解决了。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是三支队战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关系着清河八路军和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一九三九年八月，马、杨司令东来途中，马耀南司令不幸牺牲。杨司令旋即转去路南，不久发生了“淄河事件”，秦启荣、王尚志进攻我三支队于太河、朱堐一带。十团路北部队接杨司令急电，即集中全部（包括王六部队），越过铁路，冲过王保团防线，当夜抢占对面之天堂寨，同时占领虾蟆岭，直逼井桶。拂晓，顽军昏头昏脑，叫骂着“冯毅之土八路”冲上天堂寨。我部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将其全部歼灭，并进驻井桶，很快与司令部会合。不久，又收编了益都顽军王保团之蔡建亭部。
　　三支队在王建安同志主持下进行了整编，取消团的建制，作为支队直辖营。我调任副支队长。十团历史至此告一段落。以后，清河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向平原全面大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是八路军三支队第十团的建设、发展和战斗的历史。只能作为参考素材，不妥之处请知者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