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前绝密档案首次披露，她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接收到那句“再见”

“嘀嘀嘀，嗒嘀嗒，就是‘再见’了。”

93岁的李康将举起手，指尖向下，在空气中有节奏地按动，边比画边说。这是她最熟悉的动作，发电报的动作，她和战友们致力一生的工作。时间过去七十余载，许多事情都模糊了，但电报的译法她仍然记得。

2021年6月，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份绝密档案，内容是1948年中央情报部电台与上海“峰台”的联络情况。泛黄的纸页上寥寥数字，背后却是电波两头惊心动魄的一夜。

73年前，在中央情报部担任电台报务员的李康将收到来自上海“峰台”一封以“再见”结尾的电报。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发送的最后一封电报，是他以生命写就的绝笔。1948年岁末，李白被捕入狱，数月后牺牲在黎明到来前的黑夜。

73年后，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在大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2021年9月28日，李立立受邀赴京参加影片重映典礼。4K彩色修复版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亮相，并于10月6日在全国重新公映。

李立立看过许多遍《永不消逝的电波》，每看一次都离爷爷的内心世界更近一些。这是亲人的故事，也是共产党人的故事，是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充满勇气、坚守信念、做出选择，为了新世界的到来，付出爱与生命的故事。

国庆前夕，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在京沪两地寻访，尝试重新连接73年前的电波两端。在这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听见英雄的生命在历史中敲击出重音。余音回响七十载，闻者依然震颤。

李白（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等一等……再见”

北京刚刚入秋，暑气消退，风也沁爽。李康将精神矍铄，坐在沙发上捧着一摞老照片开始回忆，70多年前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

“你看，这个是当时报务员们在西柏坡的合影。”李康将指着黑白照片，满脸笑意。照片上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面庞，青春洋溢，那是支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李康将年过九旬，依然灵活敏锐，能亲自翻箱倒柜找老照片，说话没有半点含糊。老人现在的作息极其规律，早上6点起床晚上6点入睡。但在70多年前，夜晚才是隐蔽战线上报务员的工作时间。

今年，她从国家安全部离休已有36年，当年的电报记录档案解密后，这位党龄65年的隐蔽战线老战士，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年轻时的李康将（受访者供图）

李康将来自革命家庭，包括她本人在内，家族中一共走出了4位革命者，她的父亲母亲都是中共优秀的情报人员。案头放着两本《关露传》，她的姨母关露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曾先后打入汪伪特务总部76号和日本特务机关主办的刊物，开展情报工作。

上世纪40年代，十七八岁的李康将来到延安，李伯伯安排她学习报务。“李伯伯”指的是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上著名的领导人之一。

培训班持续了好几个月，窑洞里光线昏暗，李康将和其他学员们只能轮流坐到窗边，在一小片日光中学习。在中央军委三局电台实习了两三年后，李康将被派往总台，负责联络隐蔽战线上的电报业务。李康将对接的“峰台”是潘汉年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之一，李白就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

与其他报务工作相比，联系地下情报工作者需要极度的谨慎与高效。身处危险之中的地下党员收到的报文底稿要及时销毁处理，无法查阅，发报的内容来不得半点差错。

“一定要非常准确！”说起在总台的工作要求，李康将眼里闪着光。

2021年9月，李康将在家中接受采访李楚悦摄

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8年12月29日。那天，夜幕低垂，20岁的李康将在西柏坡的电报机前坐下。每晚九十点钟，是她开始工作的时间。时值隆冬，寒风凛冽。此刻是1949年到来前最后的黑夜，房间里发报机嘀嘀嗒嗒，隐蔽而忙碌，用于取暖的火炉里闪烁着炽热的光。

起初，一切平静。李康将像往常一样，在约定波段附近寻觅频率。她从未见过电台彼端的战友，但通过电波的联系，对其发报手法已非常熟悉，即便没有出现在规定频率，只要在频率附近，李康将也能找到。

时间过了零点，电波那头有些异常。为了让中央电台能够一次性抄收准确，“峰台”每次发报时都很慢。但那天夜里，对方突然加快了速度，然后急促地拍出了一个“等一等”的信号。

李康将等了许久，对方拍出了“再见”，时间是凌晨1点50分。

1948年12月30日的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1948年12月30日的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显示，零点到2点20分，西柏坡共抄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报告表“值班人”一栏，写着“将安”两个字。“将”就是李康将，“安”是那天的实习报务员王永安。

此后，西柏坡再也没有收到过“峰台”的消息。

“电台重于一切”

一千多公里之外，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在凌晨被捕，“峰台”被破。李康将那天夜里收到的“再见”，是李白在电波中留下的绝笔。

如今再走进黄渡路107弄，静谧的弄堂里树木葱郁。烈士故居在一幢古朴狭窄的小楼里，木质楼梯通向三楼阁楼，就在那里，共产党员李白，战斗至最后一刻。

李立立听家人回忆过那个“再见”的场景，也在文字、电影、舞剧……各类形式的作品中见过那个场景，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觉得模糊。

爷爷为何要成为这样的人，他当时做了怎样的选择，他是在怎样的一种勇气与信念中，发出那句“等一等……再见”，他尝试解读了许多年。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受组织派遣来到上海。当时环境的危险程度他是知道的，但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的安危，而是把党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李立立震撼于李白当年的选择。

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严密监控的险恶环境中，李白克服重重困难，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这部至关重要的电台，架起了上海与党中央的电波通信桥梁。

“知重负重。”李立立说。他觉得今天的话语依然能解读爷爷当年的选择，那是共产党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一个普通人走向英雄时闪耀的光。

1910年，李白出生于湖南浏阳，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红四军通信连的指导员。

当时，电台是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1931年，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还是初创。凭借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那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无线电台，无线电通信队为后来的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半部电台”开始，红军逐步建立了无线电队，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李白在瑞金红军通讯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从此，电台成为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李白结业后分配至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委，1934年10月，跟随红军部队踏上长征。艰苦的长征途中，他曾向所有无线电队员发出“电台重于一切”的号召。

后来的岁月里，这一信念成为李白所有选择的理由。

1930年代，上海滩风声鹤唳，危险重叠交错。如果想要放弃，或者保全自己，李白有太多机会选择。选择逃避、离开，哪怕是稍许顾及自己的安危。

但他一次都没有。

被捕前夕，李白正在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队在长江的布防情况。他选择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一个新政权的诞生甘冒所有的险。

李立立听奶奶说，在当时，危险的来临已有征兆。国民党利用电台测讯车，日夜监听测查。为了快速确定准确位置，当时已经开始了分区停电。直至1948年12月30日凌晨，军警特务闯入家中，李白仍在电台前工作。

那是1948年最后的黑夜，黎明前夕。73年后，夏末的上海日光明亮，碧空如洗，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李立立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函，修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10月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2021年，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里，经4K彩色修复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最快售罄。原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出品，是新中国第一部讲述党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片。

9月28日上午，李立立参加了修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礼。在中国，“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几代人都熟知的故事，无论是电影还是舞剧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这个来自真实历史的故事磅礴伟大，也细腻动人。它不仅是荡气回肠的革命先驱的斗争故事，也是充满柔情的爱情故事。

李立立从小跟着奶奶裘慧英长大。奶奶说，结婚后爷爷曾经给她重新起了名字叫“慧忠”，这是爱人对她的专属称呼。这个“忠”字，既是承诺夫妻之间忠于彼此，更是他们二人并肩战斗，永远忠于党的意思。

1939年，由于环境险恶，组织上派裘慧英掩护李白工作，图为李白和裘慧英假夫妻照。（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爱与信念

1939年春天，局势愈发紧张，单枪匹马的李白面临更多挑战。为了协助李白工作，组织找到了在上海一家绸厂做工的裘慧英，安排她与李白假扮夫妻，以家庭作掩护开展工作。

裘慧英1917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不满12岁就来到上海谋生，辗转在几个绸厂做工。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她与绸厂的工人姐妹一起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州河畔，裘慧英第一次见到延安来的李白。那时他穿着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全然不是工人打扮。搞工运出身的裘慧英心有疑虑，悄悄去问上级：“这个人没有半点工人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搞错了？”

上级笑着告诉她不必起疑，要是能看出来是我们的同志还怎么搞地下工作。并且要求裘慧英也去买几身旗袍，要彻底装扮，才能不让人认出来。

从此，裘慧英成了“李太太”，与化名李静安的李白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李立立记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有一句台词：“相信这个老红军一定能把这个新兵带好。”老红军指的是爷爷，新兵是刚刚投入隐蔽战线工作的奶奶。李立立琢磨过这句台词，读到了更多深意。起初，裘慧英并不适应地下情报工作，一心想要参加新四军去前线战斗。爷爷做过政委，做思想工作很厉害，不断耐心地开导、帮助奶奶。

爱情在革命中萌生。1940年，经组织批准，李白与裘慧英正式结为夫妻。李白牺牲后，裘慧英曾去其湖南老家探望。爬至浏阳的山中，裘慧英感慨，我是浙江山里走出来的，他来自湖南的大山，想不到我们竟有这样的缘分，因为革命走到了一起。

渐渐地，裘慧英成长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有一次，电报机上有个零件坏了，组织上派了同志到家里维修。邻居撞见随口问了一句，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工人打扮的朋友来你们家？裘慧英冷静地解释，家里电灯坏了，找师傅来修。李白夸她应对有方，同时，原本只掌握收发报技术的李白，决定自学机务知识，以后可以自己维修。

1946年1月19日，李白全家合摄于上海。（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隐蔽工作艰难且危险，风暴藏于平静之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以裘慧英为原型的女主人公兰芬，有一个经典的造型是穿着旗袍，摇着蒲扇，那是上世纪上海里弄生活中颇具烟火气的场景，现实中也确有一段故事。

夏日，穿着旗袍的裘慧英在弄堂口乘凉，迎面走来一位组织上的同志，两人只是眼神交汇了一瞬，没有打招呼。裘慧英不确定对方有没有认出自己，在白色恐怖之下，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白嘱咐她不要再到弄堂口乘凉了。

许多年以后，裘慧英与当年的战友重逢。谈起那次相遇，战友感慨，我怎么会没有认出你呢，为了避免彼此暴露，后来每次回家我都要绕好大一圈路啊。

即便是在这样紧迫压抑的环境中，生活俭朴的李白依然乐观。李立立听奶奶提起过，爷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眼睛吃过了”。中秋节，李白领着裘慧英去街上的商店逛一圈，指着橱窗里的月饼说，这是豆沙的，这是莲蓉的，我们饱了眼福就等于吃过了，这个节就过得很好了。

但1942年，李白夫妇没能过好节。中秋节前夜，日军闯入李白家中，将夫妇二人逮捕，分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分别向二人谎称对方已经说了，你也不必坚持。酷刑之下，这对革命伉俪在对彼此爱与信任中，在对信仰的忠诚与坚守下，坚不吐实。

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直至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李白才得以获释。这次被捕的经历，李白瞒着湖南老家的亲人，只说是自己重病一场，不便见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被调往浙江的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儿子李恒胜出生，那是一家三口珍贵又短暂的平静生活。那时，李白曾给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写过一封家书。信中表达了胜利的喜悦，期盼要加紧国内团结早日实现建立新中国的梦想，归家的日子也不远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李白非常激动，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全心全意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但他归家的许诺再也没能兑现。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发给西柏坡那声“再见”后被捕。在连续几十小时、用刑数十种的逼供下，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他始终坚贞不屈。

“天快亮了，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1949年5月7日，是李白39岁生日。他对前来探监的裘慧英说，你们会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临别之际，他对着儿子大声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

是夜，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位同志被押上囚车，在浦东杨思戚家庙被枪杀。那天，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李立立说，奶奶生前聊到爷爷时，常常要落泪，但还是忍不住时时回忆。她总觉得，爷爷曾经逃过日本人的枪口，也一定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枪口。那时候，奶奶跑遍上海所有的监狱都未曾找到爷爷。后来就去所有的行刑地，终于找到爷爷的尸体。听周边的老百姓说，烈士遇害那天，天色极好。爷爷和战友们高喊口号慷慨赴死，举枪的人不敢行刑，手都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