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人来说，新希望并不陌生，它可以是新希望牛奶，也可以是近几年逐渐崛起的新希望地产。
对中老年人来说，刘氏兄弟也不陌生，他们是“言行美好”，是希望饲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风云人物。
那么，刘永好等刘氏四兄弟是怎样挖到第一桶金，又是如何做到在创业过程中精诚团结、步调一致的呢？
1.刘氏四兄弟出生
我们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事实上，在创业之前，不仅刘氏四兄弟都上了大学，而且他们的父母也都有爱读书、爱学习的好习惯。
父亲刘大镛从小勤奋好学，曾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了邻县中学，后又升入重庆高等工业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大镛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但不久后，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而这个敏感的身份，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母亲郑康致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郑康致积极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她只身南下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先后投入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一名护士。
后来，郑康致转业到成都教书，在那里遇到了热血青年刘大镛，两人走到了一起。
1945年12月8日，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的农村出生了。
1948年6月，老二刘永行出生。
1949年建国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的一名教师。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
刘大镛给他们取名：“言行美好化”，寓意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的变化”。
2.穷困的童年
刘家四兄弟出生的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的穷村，有民谣这样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刘家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艰难。万般无奈之下，夫妇二人含泪将老二刘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不幸的是，刘永行在这布商家干活时从凳子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没有及时救治，整条腿肿得像水桶，人家又把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
此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上的残疾却要困扰他一生。
老三刘永美延续了二哥的命运，他被抱养给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陈耀云，改名陈育新。
在刘永好的记忆里，贫穷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忠实的伴侣。当时，每天能吃上红薯拌饭，就是他最大的奢望了。刘永好至今还记得，15岁之前只有草鞋穿，衣服也是三个哥哥轮流穿过后才能轮到他。
虽然是最小的儿子，但刘永好从没享受过特殊待遇，从小就学会了拣柴、拣煤渣、挑水。每天早上五点，天都没亮，他就得起床干活，背着一只又大又深的竹篓去捡柴禾，傍晚放学回来后还要又接着干。
夏天下暴雨时，湍急的河水有时会冲来树枝和木头，稍大一些时，刘永好经常纵身跳入岷江，在激流中打捞枯树、圆木，扛回家去晒干后劈成柴禾。留够家用再挑到集市去卖。
刘永好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时挣得的——一年夏天，他居然靠从岷江里捞木头挣了3.5元。
当他把这笔“巨款”塞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很激动，但又十分担忧地对他说：“永好，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情啊，你毕竟是个孩子。”
刘永好自豪地回答：“妈妈，我长大了，应该帮家里做点儿事了。”
对青少年时的受苦经历，刘永好后来深情地回忆说：
“如果我的成功能够给他人以启示的话，那么，我认为最大的两个字就是‘吃苦’。我在20岁以前的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正是那些苦难，给了我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雄视任何艰难困苦的毅力和勇气。”
3.学习改变命运，四兄弟端上“铁饭碗”
生活虽然穷困，但夫妇二人仍注重培养孩子们追求知识、热爱学习的好习惯。
父亲在小学时就给他们订报纸，而且经常去书店精心挑选一些好书，然后在扉页中写上“送给永言”或是“送给永行”之类的字送给他们。在老大刘永言9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上面有收音机原理及制作法、发电机原理等等，这让刘永言爱不释手。
自此，刘永言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分：小学时，他就自制了显微镜；他学会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器，甚至连当时很稀罕的电影放映机都不在话下；在成都八中读初中时，他倡导成立了空气电池厂，他被选为了厂长，并发明了简易发电机，使实验用小灯泡亮了起来……
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在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下，也喜欢上了无线电。
1964年，刘永言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工作。1973年他被选送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深造，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大学生活结束后，刘永言回到成都电机厂，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佳绩不断、深受业内人士尊敬的工程技术人员了。
老二刘永行因为腿伤的原因，只能留在新津县。幸好从小爱好无线电，所以在镇办的一家无线电维修厂谋得一份工作。
1976年10月，国务院宣布恢复高考制度。刘永行抓住这次机会，参加了1977年冬天举行的高考。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复习，便一举成为当年新津县高考理科状元。
不过，由于出身的原因，刘永行只被录取到成都师范专科学校，专业也不是他喜欢的无线电，而是数学。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下，他才勉强踏就读。
相比之下，老三陈育新的早年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了。
1966年初中毕业后，陈育新回到新津古家村当了一名普通的农民。在随后的12年时间，他结婚、生子，生活平淡无奇。
眼看着大哥和二哥都相继去读书了，陈育新也呆不住了，他也想上大学。
一个仅有初中学历，荒废学业12年，而且当时距1978年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还肩负繁重农活的陈育新能考上大学吗？
事实证明，陈育新最终考取了四川农学院。
此时的老四刘永好正在下乡，投身农村建设。当时他们的下乡地被人形象地称为“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
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待就是近5年。
1973年，刘永好因为表现出色，被推荐到四川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上学。1978年毕业时，刘永好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成为该校的一名物理教师，专门教机械和电子这两门课。
4.四兄弟踏上创业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刘永行还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那年冬天，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是：家里只有2块多钱，究竟是拿这钱给自己交学费，还是给儿子过年买肉吃？
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当时4岁，看着邻居都有肉吃，便天天嚷嚷着要吃肉。刘永行犹豫再三，决定用这两块钱去买一只鹅，给家人开开荤。没想到，儿子把鹅带到河边，鹅却逃走了，真是眼看着到嘴边的肉都飞走了！
儿子又哭又闹，刘永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那个春节，他在县城幼儿园门口摆起地摊，白纸上手写着“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
初一到初七，短短7天时间，刘永行挣到了300元！这让刘永行目瞪口呆——300元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这不但解决了儿子过年吃肉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明年的学费，甚至还包括全家一年的生活费。
这300元，更像是一个开端，激起了兄弟四人创业的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四兄弟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科技创业，办一家电子工厂。由精通无线电的陈育新先辞职探路，目标是办一个电子厂。那时候，城里不允许私人办企业，唯一的办法是到农村办社队企业。
带着全家的希望，陈育新回到古家村。几周后，他兴冲冲拿着村里同意开办电子厂的报告到县里审批，但吃了闭门羹。县里说，他们没有资金，没有工程师，瞎胡闹！
刘家兄弟的第一个创业计划就这样流产了。辞了工作，孤注一掷的陈育新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他们连第一个产品——双声道音响都研发出来了。
此路不通，四兄弟只得转换思路，从做一个养殖专业户开始。
1983年除夕前，刘家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家庭会议，会议的主角正是四兄弟。
越无产，越革命！四兄弟中家庭条件最差的老三陈育新，企图改变命运的心情最为迫切，他决定孤注一掷：“我爱人是农民，我也当过12年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其他几个兄弟也热情拥护老三的做法。
创业做什么呢？
陈育新建议，建一个良种鸡场，把外地的鸡种引进来，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然后再回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出售。以此为契机，可以把贫困的新津县变成一个良种鸡的养殖县。
刘家的家庭会议开了三天三夜，越开越明朗、越开越兴奋。最后大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脱公服”当专业户！陈育新先行动起来，其他几个兄弟再伺机跟进。
这个决议在新津县城掀起了一阵波澜——刘大镛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毕业之后又分别进入成都906厂计算机所、新津县教育局、新津县农业局和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好不容易从农村爬出来，每人都捧上了一只令人艳羡的“铁饭碗”，想不到他们竟然要抛弃这一切又回到“原地”！
当时甚至连他们的母亲都难以理解，她这样责问陈育新：“农村太苦，你当了10 多年农民，还没当够？”但创业的热情在四兄弟心中激荡，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