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某一天，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找来自己的手下谈话，要求他帮助自己寻找战友梁明德失散14年的儿子。但聊着聊着，曾希圣觉得项英的身份与梁明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由地与之更为深入地交流下去。在基本掌握了项英这些年来的经历后，曾希圣突然惊呼起来。
“你难道就是红色特工梁明德的儿子吗？你还记得大胡子叔叔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内容，将为您讲述为我党隐姓埋名14年的红色特工梁明德（项与年）的传奇经历，以及其子项英在父亲失踪后的成长经历，他们父子两人最终的相认可谓是感人至深。
父亲14年前的突然失踪
梁明德的原名叫项与年，我们要了解他为何在14年前突然失踪，首先就应当明白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1934年9月中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地区纠集了重要的军事将领，秘密地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部署兵力，集中力量彻底地将我党我军“剿杀”在瑞金一带。这次秘密的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就被称之为“铁桶计划”，它是由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主要策划的。
“铁桶计划”的核心思路是“分进合击”再“铁壁合围”，也就是指国军以瑞金为中心，企图从四面八方各个击破我军的力量，然后依靠强大的兵力以及火力切断红军的退路，像“铁桶”一样将我军围在瑞金后“一网打尽”。
为了使得所谓的“铁桶计划”能够成功，国军从四面八方集结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以及200门大炮，在距离瑞金150公里左右的地方组成巨大的包围圈。在全部的兵力到达指定地点后，这些国军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前进，每到达一处就修筑大量的工事和铁丝网等障碍物，同时配备严密的火力网和戒备力量。
“这样一来，一个月后在瑞金地区就形成了30道封锁线和火力线，任凭谁也插翅难逃！”
为了防止我方在发现他们的计划后突围，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还要求部署1000辆军用卡车，以高机动的方式及时对突围的红军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国军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方式“暗度陈仓”，他们派遣一些兵力在瑞金城区不断地袭扰红军，希望以此来分散我方的注意力。
“势必在一月之内，拔除瑞金地区的匪徒！”
当时在庐山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无不摩拳擦掌，他们信誓旦旦地向老蒋表示，要利用“铁桶计划”将红军彻底地消灭在瑞金地区。会议结束后，每个与会人员都领到了一份包括战斗续了、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以及作战时限在内的“绝密文件”，蒋介石要求所有人都签下保密协议，再三叮嘱他们此事绝对不能外泄。
但是，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份“绝密文件”就落到了共产党人的手中。
原来，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莫雄将军，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正是他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毕业于陆军讲武堂的莫雄将军在1930年的时候遇见了刘亚佛，在入党后与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取得了联系，而项与年和莫雄将军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
在获悉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以后，莫雄将军将联络瑞金中央的任务交给了项与年。由此，红色特工项与年在此后化名为梁明德，从自己的妻儿身边消失长达14年之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寻找他们。
项与年是福建连城县人，他在31岁（1925年）的时候光荣地入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福建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有“下南洋”的传统，项与年虽然是福建闽西连城县的客家人，但他身边不乏沿海闽南以及闽东部分的朋友，所以他对南洋是十分熟悉的。正是这种机缘，使得我党在1926年将联络南洋同志的任务交给了项与年。
当时，项与年的儿子项南（原名项崇德）已经8岁了，父亲在临出发的时候告诉他自己出门做生意。1年以后，在南洋从事地下活动失败的项与年回到了家乡，他在同去南洋做生意的伙伴中显得尤为落魄。对于自己的窘境，项与年只是淡淡地告诉家人自己做生意亏本了。
不久后，项与年就接到组织上的任务，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项与年带着一家人来到上海，居住在八仙桥附近，项英当时就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当时领导项与年的是周总理和陈赓大将，项羽年参与了除掉叛徒白鑫的任务，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是十分有成效的。正是“下南洋”的经历，使得项与年成功地伪装成为了一名商人，就连妻子和儿子都信以为真。
1933年10月份，项与年来到了江西德安，与打入敌人内部的莫雄将军一同展开情报工作。告别爱妻与爱子的项与年，直到建国之初都没再见到他们，双方只是通过书信来往了1年多。而在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出来以后，负责传递情报的项与年就消失在家人的视线中， 直到1935年后彻底地与家人失散。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项英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父亲的缘故。因为他一直以为父亲项与年是商人，就连自己的母亲都是这样认为的，母子俩从来都没往红色特工那方面讲。虽然在读书的时候，有同学看到项英母子生活那么贫困，但早出晚归的项与年又号称做生意，打趣地问项英他的父亲是不是地下党。
项英断然地否定了这样的想法，直到父子相见的那一刻，项英才明白父亲的身份并原谅了他。但年幼时曾责怪过父亲的项英并不知道，项与年几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才将这份影响我党我军日后前途的重要情报，送到了瑞金地区领导人的手中。
打掉4颗门牙的教书先生
莫雄将军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冒着全家被杀的风险将“铁桶计划”告诉了项与年，并要求他火速将文件送到瑞金。当时刘亚佛等人考虑到项与年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且了解当地的文化，才将这一重任交给他的。
莫雄将军与项与年等人连夜将重要的情报用秘制药水写在学生字典上，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分别用了四本字典记下了“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将作战图用学生描字的透明纸描摹下了敌军的作战地图。这种秘制的药水在平时是不会显示字迹的，要通过特殊方式处理之后，才会将上面的字迹显示出来。
在带上这四本学生字典后，项与年装扮成了教书先生，准备从南昌乘车到吉安后经过泰和县，然后由山区的兴国、于都绕到瑞金。但是，项与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路上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他几乎要死在半路上。
在来到泰和县后，项与年就发现自己进入“苏区”的路被完全封死了，每一条路上都有重兵把守。很显然，国军在制定了“铁桶计划”后加强了警备，他们也害怕消息被泄露出去。无奈之下，项与年只能放弃从泰和县城直通兴国的计划，绕到丛林密布的山区继续前行。很快，他带出来的干粮就吃光了，幸好是深秋时节，山林中的野果成熟了，项与年才得以充饥。
从泰和县到兴国县的这段路，项与年虽然饥寒交迫，但还算比较顺利，没有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盘查。马不停蹄地赶路以及营养不良让项与年很是憔悴，他的胡子很多天没刮变得很长，头发也乱蓬蓬凌乱不堪，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很明显，他已经不能再伪装成体面的教书先生了，项与年为此很是着急。
在更为接近瑞金的兴国县，敌人更是哨岗林立，连山林的出口都设有关卡。项与年远远地望见这些国民党士兵，他深知自己这样的形象是无法过关的，包里的四本字典必定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思来想去，项与年决定伪装成疯疯癫癫的叫花子，以此来蒙混过关。
但是，他这样邋遢的形象虽然引人注目，但也不太像是叫花子啊。项与年把心一横，敲掉了自己的4颗大门牙，决定到第二天再冒险过关。可怜出发时体面的“教书先生”，短短数天内就成了打掉4颗门牙的疯癫叫花子。
第二天一大早，被疼痛折磨得彻夜未眠的项与年就出发了，他此时的样子变得狰狞恐怖。硬生生打掉4颗门牙后，项与年的双腮都严重地肿胀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一夜未睡加上水米未打牙，项与年的双目通红又虚弱不已，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浑身恶臭的他已然成了名副其实的疯癫叫花子。
但项与年决定自己这样做还是不够，他将要来的之前一些馊饭馊菜盖在四本字典上，然后把随身携带的布袋弄得十分污秽，远远地就能闻见一股臭味。就这样，项与年赤着脚走下了山，当哨兵盘问他的时候他就用客家话含含混混地说着一些脏话，有时候突然笑嘻嘻地自言自语，有时候又大喊大叫起来。
一路之上，国民党的哨兵看见这样的叫花子都像遇到了瘟神一样，捂着鼻子把他赶走。从兴国到于都，再从于都到瑞金，项与年一路之上要着饭抵达了目的地。
敌人的层层哨卡都被他以这样的方式突破，现在读来真是令人叹惋不已，项与年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牺牲真是太大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在10月7日抵达了瑞金沙洲坝的临时中央所在地。
当时项与年来到沙洲坝以后，红军战士也要赶他，因为他的样子实在是过于恐怖怪异。但项与年就在门口赖着不走，指名道姓要见李克农，并且说出了很多党内的事情。战士们只好将此事报告给李克农，将项与年带到了接待室等候。李克农与项与年是老相识了，但他一开始也没认出来来，直到项与年开口说话且拿出那四本字典后，李克农才确认他就是项与年。
“你真是了不起！”
李克农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与项与年拥抱在一起。项与年也在哭，因为他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成功地完成了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就这样，国民党的“铁桶计划”被我党彻底地知晓，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断然地采取了措施，快速地趁着敌人的“铁桶”还未合围，寻找突破口跳出包围圈。
当时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5城还在红军的手中，除此之外都被敌人占领或者正在告急。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军主力部队进行了战略转移，在10月8日这天向着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于16日到18日这两天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红军主力8.6万人在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
而打入瑞金主城的敌军发现红军早已撤走，急急忙忙地向蒋介石报告，他们的“铁桶计划”就此落空。
往小了说，项与年是不惜以生命代价完成组织上交代的任务的特工英雄，往大了说，他与莫雄将军是拯救瑞金地区8.6万红军的我党我军大恩人。也正是如此，我党历来重视对地下组织的培养，像项与年这样的红色特工在大后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红色特工”这样十分特殊的身份，也造成了项与年家庭方面重大的隐痛。很多隐姓埋名一辈子的我党特工，即便在建国以后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家人，而与家人失散14年的项与年，无疑是幸运且幸福的那一个。
18年后的父子重逢
1935年春节前夕，项与年曾经回到了上海的家，这是他与家人度过的最后的春节。对于当时年仅16岁（过年后17岁）的项南来说，这段时间无疑是父亲陪伴他最久的一次，但这幸福实在是逝去得太快了。
接到紧急任务的项与年，在春节过后急急忙忙地称自己有事，再度离开了项南以及妻子。此后项与年化名为梁明德，与自己的骨肉分别了整整14年，直到建国以后父子才再度相认。当然，项南也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他的原名叫项崇德，是从事革命工作以后才改的。
项南在上海一直待到1943年，当时的他已经20多岁了，他和许多有识之士前往苏北地区参加革命。在项南入党的时候，组织上的成员还特意询问过他父母的职业，项南只是告诉组织上父亲是商人——他从小到大都这样认为。
但被问及父亲具体从事的生意是什么，项南又回答不出来了，他和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这样的回答虽然引起了组织上的怀疑，但考虑到项南平时的表现良好，也没有过多地追究。项南与他的父亲项与年一样能干，在1949年的时候就成为了安徽省青年团的团委书记，当时的曾希圣任安徽省的省委书记。
或许上天不忍心拆散项与年一家人，冥冥之中安排了这一场相遇吧，项与年与曾希圣是多年的战友。解放后，项与年请求曾希圣帮自己找到失散14年的儿子，曾希圣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曾希圣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他根本就腾不出专门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14年前失散的人可不容易啊。从1935年到1949年，我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很多档案资料都毁于战火，这就更增加了寻人的难度。
于是，曾希圣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项南。他告诉项南，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1935年后项与年就使用这个化名）要求找到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们已经走散整整14年了，目前能够参考的线索并不多。
“他是福建闽西人，曾经居住在上海的八仙桥，儿子8岁以后就在附近的小学读书。”
曾希圣原本以为，要想凭借着这样的简单的信息去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在他与项南的谈话中，却得知了非常重要的几点信息。项南告诉曾希圣，自己也是福建闽西人，而且小时候也在上海的八仙桥居住，8岁以后就在附近的小学读书，直到20多岁的时候才前往苏北参加革命。
项南原本以为这只是巧合，但曾希圣在听完他的话后却大吃一惊。曾希圣仔细地看了看项南，突然觉得这位青年人与自己的老战友梁明德有几分相像。平日里还不觉得，但此时曾希圣越看越像，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浮现了出来——项南是不是就是梁明德的儿子呢？
于是，他进一步问项南，你小时候住在八仙桥的哪里呢？
“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听到项南的回答后，曾希圣几乎确认了他就是梁明德的儿子，因为项南说出的地址其实是当时我党在上海的地下交通站。曾希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却遭到了项南的反驳：“不对不对，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商人，他不是什么地下特工，您肯定是认错了！”
曾希圣想到自己在当年与梁明德合作的时候，曾经数次去过他在上海的家且与其年幼的儿子交流过。不过，当时的曾希圣为了逃避国民党人的追杀，留着非常浓密的大胡子，这与他现在的面貌截然不同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曾希圣询问项南。
“那你还记得家里来过大胡子叔叔吗？”
听到这句话，项南明显愣住了。当年曾希圣的一脸大胡子，给年幼的项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曾经来过家里的客人项南都忘记了，但对那位大胡子叔叔却念念不忘。他不由地看着曾希圣，十分难以置信地问道：“您是？”
“我就是那位大胡子叔叔啊，当年我还抱过你呢！”
说完这句话后，曾希圣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老战友失散14年的儿子这就算是找到了。这世界上的事情，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曾希圣一面跟项南说明他父亲的情况，一面感叹造物的无常与世事的纷繁。不过，上天还是怜悯这一对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父子，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得以重逢。
不过，这对父子由于工作的关系，并未马上就相认，而是保持了长达4年的书信联系。在这些一来一往的书信当中，项南与自己的父亲项与年倾诉衷肠，当年所有的不解和误会就此烟消云散。项南这才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多年来的不易，他悔恨自己年轻时的怨恨。
1953年，项南被派往北京参加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与父亲分别18年后再度见到了他。父子两人约定在颐和园见面，满头白发的项与年见到自己的失散多年的儿子后，与他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种父子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描述的，正如苏东坡所写的那首著名的悼亡词一般。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虽然苏轼是为亡妻而写，但这种情感是人类共通的。项与年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项南后，十分关切地询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同时也讲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为了革命亏欠家庭太多了。但此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项南，已经能深深地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为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父亲而骄傲。
只不过，父子两人在短暂的相聚后再度分别，他们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效力。1978年，84岁的项与年在福建省龙岩市去世，远在意大利考察的项南未能参加父亲的追悼会，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年以后，项南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这一对伟大的父子永远地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