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即国民党撤到台湾16年后，台湾特务系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接替张庆恩，成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第三任局长。
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后，老蒋在明面上撤销了特务系统，但实际上，军统的核心部分被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中统的核心部分被改编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党员通讯局。
撤到台湾后，两统再次更名：军统成为国防部情报局，中统成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因此，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调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相当于军统大佬担任中统老大，无外乎中统的创始人、CC系首领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哀叹：35年心血没了。
当然，此时的陈立夫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自食其力的“农夫”了。
新任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还在大学期间就被戴笠看重，据说此人记忆极佳，任何人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他就能过目不忘。
根据中统老人的回忆，调查局的人员不下万人，但是沈竟然能够逐一叫出每一位调査员的名字，甚至对所有调査局同志的家庭情况、亲属老小如数家珍。
在被戴笠引荐给蒋介石后不久，沈之岳就被派往延安潜伏，1941年间，沈之岳返回重庆，马上提拔为军统局东南站站长，之后历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国防部保密局（情报局）副局长等职。
应该说，从头到尾沈之岳都是军统的人，由他出任司法行政部调査局主任标志着中统在与军统的数十年的权力斗争中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那么，成立最早、煊赫一时的中统，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
一、难产的内政部调查局
1947年中统局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陈立夫等人经过多方的活动，终于保住了中统的核心框架，党通局实际上就是缩减了的中统局。
1948年中旬，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内战，为了获得舆论上的主动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要“还政于民”。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属于党务系统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及其 所属机关也就不好再从国库中支取活动经费了，党通局的前途再次让陈立夫等人伤透了脑筋。
既然国民党党务系统要“自力更生”，那么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机构的党通局自然也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从1946年开始时就着手把党通局的一些机构分散到行政部门里，但是指挥控制权仍把持在自己手中。
但是随着党务经费的日益困难，人们对附属于中央党部的党通局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因此陈立夫又在想办法把党通局完整地从党务系统完全分离出去，成为行政系统的一部分，这样既可以继续利用这支特务组织，又能减轻经费 和舆论的压力。
早在抗战胜利后在议论两统的出路时，陈立夫等人就曾想到把中统局整体分离到国民政府司法院行政司法部，并拟其名称为“司法行政部调查统计局”。
如果这个方案得到通过的话，那么按惯例党通局局长叶秀峰极有可能被任命为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加上“CC”系原本就在司法院内颇有实力，这样就能进一步控制司法系统了，而特务组织得到司法系统这层外衣，以后在各种行动上将大为方便。
但是这个提案当时因遭到了司法院长、同盟会创始元老居正的强烈反对，因此未能通过。这次陈立夫再提案，交立法院讨论。
1948年7月，陈立夫等人把筹划好的《司法行政部调査局条例》的草案送交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审查，但是谁知立法院的反“CC”派联合起来反对这一提案，致使提案搁浅。
而时任立法委员的沈重宇等人则认为：与其把党通局划归司法行政部，不如划归内政部，这样既可以避免中统借法律做护身符，肆意胡作非为，同时若中统划归内政部就可以与控制着内政部警察系统的保密局互相牵制。
其他立法委员也大多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样，等到《司法行政部调査局条例》草案受阻后，沈重宇等人立即提出成立内政部调査局的提案，这一提案的署名者多达170余人，超过了全体立法委员的半数。
据沈重宇回忆，在立法会议上讨论这 一提案时，“在大会发言和讨论的过程中，不少委员颇不客气地揭露和斥责了中统特务目无法纪、胡作乱为的罪行，还牵扯到某些不为人知的黑幕丑闻，吸引了南京、上海舆论界的注意。”
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二陈兄弟的预料，他们本来以为“CC”系在立法院占据的席位具有优势。在1948年5月举行的立法院副院长选举中，陈立夫就是依靠立法院中的“CC”分子的支持，击败反“CC”系联合阵线提名的傅斯年，当选为“行宪”之后的第一届立法院副院长的职位。
陈立夫在掌握了党务大权后又顺利地在立法系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在这样 的情况下通过这一提案应该不难，谁料不仅提案未获通过，反而被反“CC”系的立委摆了一道。
他们不仅联合了各种反“CC”势力,甚至连属于“CC”系的分子也因为缺乏政治智慧且摸不清事情的背景和底细，被其他人连哄带骗的在成立 内政部调查局的提案上签了名。
这样，“CC”系想通过党通局挂靠司法行政部进而攫取司法权的努力宣告失败，陈立夫等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二、撤台时的混乱
自1948年开始，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大批的军队或被歼或被俘或是起义。截止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共被歼灭92个半旅，共计93万余人，其总兵力下降到360余万人，而其能直接投入到前线作战的仅170余万人, 还被分割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等数个战场。
而此时的解放军则已经发展到 280余万人，并且斗争气势高涨。曾认为有把握在6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的将介石此时心急如焚，他一面重新部署军队，改编军事编制；一面想好自己的退路，开始不断地向台湾运送物资，以防一旦军事失利就退据台湾以求“东山再起”。
既然连蒋介石都想好了退路，那么其他的国民党官员们当然也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他们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找出路。
从1948年12月起，党通局局长叶秀峰就已经在为自己和党通局准备后路了。
他首先将党通局本部所有人员尚在南京的家属乘包下的几节车厢，经过上海、杭州，送往湖南衡阳事先已经租下的几十间相距不远的民房居住，随后又分别派遣人员赶赴台北和广州寻找适合的办公场所，为将来的迁移作准备。
并且还在台北租下了不少较有档次的住宅，以作党通局高层领导及其家属人员将来退往台湾时的居所。
党通局外派单位的人员也于1949年2月迁往广东。由于南迁人员过多，交通秩序混乱，一些党通局分子留滞上海不能前行，他们要求叶秀峰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并提出要党通局给予遣散费。
叶秀峰起初借口生病不肯见面，只由郭紫峻和季源溥两位副局长出面安抚，但是这些人态度强硬，甚至扬言要强行与叶秀峰见面，声称若是问题不解决叶秀峰就休想离开。
最后叶秀峰无法，只能拿出了一笔钱给了要求离去的人作为遣散费，另外一些人则安排他们乘海轮前往广州，暂时安置在佛山的一个祠堂里。
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立法院正式讨论了在内政部下增设调査局的提案，这次的提案顺利获得了通过。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宣布成立，简称内调局，从党务系统划归到行政系统。
这时的内政部长已经不是原来亲“CC”系的张厉生，而改由之前粤系的大佬李汉魂担任。李本来也是不愿意接受这么个特务机关到自己的部门里，但是既然提案已经在立法会议上通过，他也就只能接受。
对于内调局局长的位子，作为上司的李汉魂也没有任命权，而只能是按照双方的事先安排让原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担任内调局局长，但是李汉魂为了不让内调局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提出让非党通局分子张益民来担任内调局的副局长，为了同李汉魂搞好关系，党通局也同意了他的交换条件。
这样，中统在经过短暂的党通局时代后，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内政部调査局。内调局成立后，这个已经元气大伤的特务组织内部再次掀起了权利之争。
李汉魂
三、延续数年的内斗
内调局的成立，让一个人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这个人就是党通局老局长叶秀峰。
叶秀峰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属于部长级别。之前党通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旗下，也算个部级单位。变成内务部调查局后，一下子降格为厅局级单位，叶秀峰便不愿意当“厅长”，但是他又不想把内调局局长的位子轻易让给他人。
因此，叶秀峰企图一面以党通局局长的名义在幕后控制内调局；另一面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原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局长。
这样在内调局内部，竞争局长的人就有3个，分别是原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曾任中统局主任秘书的王思诚和王保身。
季源溥，江苏沐阳人，原是汪精卫的人，1932年前后投靠中统，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实验区区长、上海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队长、铁道部劳工科科长、交通部调查室主任。1944年季回到中统局本部担任第二处处长，日本投降后以中统局特派专员身份担任上海办事处处长，1947年党通局成立后担任了副局长。
他虽然不能称得上是中统的元老，但是他凭借立下的诸多“汗马功劳”在中统内部的升迁速度非常快。1947年，他主持破坏了我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是抗战胜利后中统最大的一案。在中统（党通局）内部，从本部到地方都有季源溥的关系。
王思诚，四川白沙人，中央军校第六期特警班毕业。毕业后参加调查科，属于中统初创人员之一，进入调查科后担任特工总部首都试验区区长、机要室书记。中统局成立后，担任局本部第二组（即党派工作组）组长，1942年升任局本 部秘书，后又调任粮食部任督导室主任。
王思诚为人老成持重，工作能力颇强，深得中统局高层，尤其是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在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主要在交通部办公，因而去中统局的次数就减少了，他便将私章交给了王思诚，除了重大问题需要向徐恩曾请示决定外，其他的一般问题都由王思诚自行办理，可见徐恩曾对其信任度之深。
王思诚在中统多年，各种反共文件大都由他作最后修改或直接出于他的手笔，因此他又号称中统内的党派工作专家。
在这三人的权力角逐中，叶秀峰起初属意的王保身资历浅、人缘差，因而最不具有竞争力。
叶秀峰经过思考后觉得王保身战胜另外两人的希望不大，而王思诚与季源溥本来在中统的资历威望不相上下，但是因为叶秀峰与王思诚有矛盾，因此他以亲信王保身当副局长为条件，支持季源溥任局长。这样，内调局局长的最后人选确定为季源溥。
谁料想，新局长季源溥并不领老局长的情。担任内调局局长之初，他就因为副局长的人选问题和老局长发生了矛盾。
前面说到，内政部部长李汉魂为了不让内调局的独立性太强，便保荐了亲信张益民担任副局长。季源溥初任内调局长，对于直接上级李汉魂的面子不能不买，只能“爽快”地同意了李汉魂的要求。
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拒绝了叶秀峰提出的让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副局长的要求，这就引起了叶秀峰的不满，叶秀峰也就在内调局的各种事务上和季源溥作对。
这两人的矛盾一直到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后好几年都没消除。在台湾时，季源溥甚至指使内调局亲信万大鍵组织“清算团”，向叶秀峰清算中统历年的财政账目，让叶秀峰很是难堪了一把。
季源溥就任内调局局长后，处心积虑地想要更上一层楼。他工作能力较强，野心也很大，就任内调局局长之初就拟定了一个海外工作计划，并上呈蒋介石批 阅。
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计划，并承诺拨款10万元，作为海外工作布置经费。这笔经费指定由中央财务委员会支出，而叶秀峰此时兼任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就凭借自己的身份要求只发给内调局4万元，剩下的说是交由党通局支配。
这一招非常狠辣，原来的党通局虽然变身内调局，但搞笑的是，国民党中央并没有明文下令撤销这一机构。也难怪，1949—1950年之间，国民党自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内斗加剧，哪里还管得上什么党通局撤销的事情。
这招一出，季源溥当然认为叶秀峰在有意和自己为难，多次与其发生争执。
三、“大陆工作”的溃败
内调局成立以后，因为只是内政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比原党通局低了一个级别，更谈不上当年中统局时的“辉煌” 了，因此这时的内调局已经很难继续保留党通局时的人员规模，无论是编制还是经费都比党通局时期更为减少。
为了缓解压力，内调局再次进行了编制的压缩，资遣了一部分人员，这同中统局改组成为党通局时的人员资遣不同，季源溥规定凡是夫妻两人同时在中统（内调局）工作的必须资遣一人。
同时，季源溥也利用这次人员调整，重新配备了局本部和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排斥原叶秀峰的亲信而安插自己的人，为以后独自掌握内调局大权提供方便。
季源溥在原有的党通局各省市调査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5个办事处。并计划由季源溥本人按照局势的变化情况，随带一个小型的领导班子，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之间。
但随着解放军的不断推进，季源溥对国民党军队能够坚守大陆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他开始筹划大陆解放后内调局的行动，亲自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秘密潜伏大陆，从事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
第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选派特务进行潜伏活动。这一秘密地点定在绥远或北平。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对起义问题犹豫未决时，张庆恩将此情况密电蒋介石，蒋立派徐永昌飞往北平，企图劝阻傅作义部起义。傅作义将军决定起义后，张以私人关系，向傅要飞机，将中统北平、天津两区的大部分特务人员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高级特务空运南京。
季源溥企图借重张庆恩在华北的势力及关系，建立华北潜伏据点。
第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 一个情报包围圈。为此，特拟定计划呈报将介石，后经蒋批准拨发银元10万作为海外工作布置费。
中统广州办事处主任徐公严自吿奋勇，要求到越南去，得到季源溥的同意，结果徐公严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拿着数万元的经费逃往南美洲，这还引发了内调局和徐公严连续几年的官司。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29日，国民政府从重庆再次迁往成都，蒋介石的以西南为据点与中共抗衡的计划眼看即将瓦解。
面对这样的情况，季源溥等人十分慌张，不久乘飞机逃往台湾，留下的特务由仍留在大陆的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和第一处处长张庆恩负责领导。
11月中旬万县解放后，重庆眼看即将被中共军队攻占，张益民从重庆逃往成都，很快就乘机前往台湾。剩下的特务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他们便推选张庆恩为总负责人。
随着解放军的日益逼近，剩下的特务更是成了惊弓之鸟，纷纷要求逃往台湾。张庆恩召集尚留在大陆的处级以上内调局分子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逃跑。
他们先是商议好由重庆乘汽车沿川黔、黔桂公路向海南岛方向逃跑，但是因为得知贵阳已经不通电讯，极有可能已被共产党攻占。因此他们决定改变方向前往成都, 但是又担心成都没有飞机可乘。
后来他们又想由重庆乘汽车沿川滇公路向印度边境方向逃跑，但是随后又传来了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率部起义的消息，让这个计划又无法实施。
随着坏消息的不断涌来，剩下的特务们几乎成了无头的苍蝇, 根本找不到路逃跑。
就在他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季源溥从台湾给留在重庆的这些特务们发来了一封电报，特务们见到电报后就像获得了救命稻草一样兴奋。 原来季源溥在电报中声称：“已经向航空总司令部交涉好，在渝人员即转成都乘机来台。”第二天，这些特务就乘4辆卡车、2辆轿车带着家眷全部前往成都。
但是，这批人员到达成都后并没有能够等到他们望眼欲穿的飞机。他们只能暂时在成都安置下来，这样一等就是一个星期。这让张庆恩等人十分焦急，他为此不断地向航空站交涉，最后终于争取到了一架小飞机。
但是这架飞机仅可乘坐几十人，不可能把剩下的这些特务及其家眷全部带走。为了谁先走的问题，这些留下的人员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张庆恩在与处、科以上人员商议后，决定几条规定：依照局本部意见，先把必须逃往台湾的人员提出姓名，但是被提名的人，只允许其个人乘坐飞机，其家眷则自行安排，局本部不再照料，处长或者科长以上级别的人员和党派情报处及其他处、科里负责重要业务的人员必须飞往台湾。
这里的人员包括张庆恩，处长级别的朱凌云、朱翰、邹春生等人以及科长级别的关中文、陈瑞光等，没有指定前往台湾的特务，则釆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剩下的飞机空座。剩下的不能前往台湾的特务，则由内调局发给每人100两黄金自行疏散。
计划是定好了，但是当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才发现，这些计划根本就不现实。
当这些人到达机场时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当时想要从重庆逃跑的国民党党政人员极多，解放军已经即将进攻成都外围的县城的消息传来，造成了成都新津机场混乱不堪，飞机不断起降，人员繁杂，四处只听见吵闹声。
这时的机场 人员则乘机倒卖机票，造成了机票价格疯涨。张庆恩、朱凌云、王难三等少数人凭借平时搜刮来的财物向航空站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疏通，终于以三两黄金一张 机票的价格获得了几张机票，匆匆逃往台湾。
而剩下的特务们是既没有钱又没有关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上司丢下自己独自逃命，纷纷气得大骂。这些人只 能继续与航空站交涉，但是均无结果。
后来，他们又逃到新都县机场，想要乘胡宗南军队的飞机逃跑，但当他们到达新都机场时，机场已经见不到一架飞机。这样，他们只能无奈地回到成都，住在春熙路西边的一个旅馆内。
这些特务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担忧，朱翰等人建议向越南、缅甸边境逃命，邹春生、赵象彬等人则主张通过关系参加国民党军某团举行起义。而另一些人主张就留在成都，等解放军占领成都投诚。
由于各方的意见不同，他们就此分散行动。这样，最后一批留在大陆的内调局特务也就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内调局在大陆的组织就此完全崩溃。
四、在台连遭打击
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后，蒋介石仍然颇为重视情报特工系统的建设。早在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理中华民国总统时，蒋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经营他们最后的基地。
8月，蒋介石在组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时，成立了一个直属于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情报特工工作以及大陆反共武装的游击行动。
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从他的人员组成上就能明显地看出其性质，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有郑介民、毛人 凤、唐纵、季源溥、陶一珊等人，这些人均是原中统及军统的首脑人物。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蒋经国为督导。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定要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这样一来，对于国民党失去大陆自然要有人负责，执掌国民党党务大权的陈立夫就成了替罪羊，陈因此被迫前往美国定居。
内调局的实际最高领袖陈立夫已经倒台，原中统势力也就失去了权力的中心，一时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要打击陈立夫的势力扶植蒋经国，自然要对其控制的特务组织进行改造。
1956年6月，内政部调查局改组成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由内政部改属司法行政部，这倒实现了陈立夫等人一 心想要利用司法的外衣为特务工作服务的目的，不过陈立夫已经远离政治，跑到美国开养鸡场。
不久，蒋经国接受了毛人凤的建议，命令中统（内调局） 原来所有的反共业务、组织、人员一律移交军统的国防部情报局。而中统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则专门负责台湾地区的“保安调查”业务，专门对内。从此彻底与特务系统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