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中央在召开遵义会议的时候，对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也确立了毛主席领导红军作战的路线。几十年后，毛主席每当回忆起遵义会议的时候，都经常说：“他是最早支持我的人，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如何为毛主席投出关键的一票的？
危急关头挽救革命
1934年10月，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由此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长征初期，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中央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特别是遵义会议，在这一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会议上，大家都在思考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对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就将国外作战经验照搬过来的作战方式十分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选为红军军事指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王稼祥，早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张闻天表达了他认为应该换毛泽东来领导的想法，张闻天听后也表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王稼祥此前常常会和毛泽东一起进行深入的谈论，在两人谈话期间，王稼祥逐渐被他的远见给深深折服了。于是在这时候，他的内心对于让毛泽东来领导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紧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又找到其他负责人，都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同志大家召开遵义会议这件事。取得大家的支持后，他便通知博古来开会。
因为转移期间，大量电子通讯器材被毁坏，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就此中断，再加上长征已经进入到了茫茫大山之中。这种隔断，似乎给予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对于这次的会议，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一道做了精心的设计。会议一开始，博古就趾高气扬地总结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但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指挥失误等等这些问题，而是将这次战争的失败都归于了地方资源好、人数多以及火力强盛等方面。他的这一推卸责任的报告，没有得到与会的领导人的认可。
在周恩来做完了报告之后，张闻天随即就做了个反报告，瞬间击中了这次军事路线的要害。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经过充分酝酿研究得出的集体意见。张闻天结束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发言，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说理透辟，语言幽默，着重指出了这次的错误路线。
对于毛泽东的发言，大家都纷纷点头。听这众人的发言，李德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坐在门口不停地抽着烟。随后，聂荣臻继续说道：“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话，李德同志在指挥方面确实有失误。”接着王稼祥也表示：“我十分赞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
大家在纷纷发表意见的同时，对博古依旧是很好的态度，既没有压制对方，又拒绝了个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但此时的博古，依旧是有些不可置信，甚至有些愤怒了。
一直在听众人说话的朱德，此时也很严肃地表示：“有什么样的本钱，做什么样的事，本钱都没有，还打什么洋仗？如果领导层还要继续这样错下去，我们就没有继续跟着的必要了。”听到朱德这一番话，领导人们才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样看来，由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精心策划了会议的议程，使得整个会议进展顺利，达到了会议预期的目的。就在这时，王稼祥再次发话了：“我十分赞同总司令的看法，错误的领导就必须要改变，所以高层领导必须要重新考虑。”
然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是由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和红军，是最为合适的。这可以说是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也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和重要关头，毛泽东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是很关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站出来公开支持毛泽东、并积极为此展开工作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王稼祥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充分发挥了这一个角色的作用，才能在最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这样的情形下，遵义会议的第三天，周恩来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会虚心接受各个同志的批评，也十分赞同并极力推荐毛泽东作为红军的指挥者，也请求组织将他的职务撤掉。听到周恩来这一番话， 博古和李德十分震惊，他们从没想到周恩来竟会做出这一番举动。但此时，周围的其他同志们却纷纷为周恩来热烈鼓掌。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之后，如何让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走向胜利，依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战。根据敌军的变化，毛泽东及时制定了合理有效的策略，很快便取得了四渡赤水河的胜利。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稼祥也一直十分倚重和关怀。长征结束，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王稼祥开始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既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对毛泽东帮助很大。王稼祥伤病复发后，毛泽东对他也是十分关心，并对他的工作做出妥善安排。
后来王稼祥才得知，自己差一点就不能参加长征，跟着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革命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稼祥因为受伤还在休养。红军队伍即将出发时，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
博古当时在商议转移人员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也作为身体不好的给留下。但当时许多同志们都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后，都为他争辩，说他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所以最后博古才同意。
这件事让王稼祥深受感动，并且为自己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怀感激。
初次见面一见如故
1929年底，远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便决心回国加入革命。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上海。第二年，当时根据地急需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中央便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在红军的护送下，王稼祥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并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苏区扩大会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饶有兴味地观察和倾听着毛泽东等人的言谈，为自己能置身于他们中间而感到高兴。
会上，毛泽东那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以及红军将领们对他的信服之情，都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会议间隙，他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忙点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第一次见面就让两人一见如故，为他们之后第二次会见、一起工作做了铺垫。
会议结束之后，部队转移到了五六十公里以外的龙冈古镇。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再次见面时，忍不住一起热情握起了手，王稼祥先开口说：“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很多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
毛泽东也接着表示：“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两人这一次见面，上来并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一落座就促膝交谈起来。
毛泽东首先问王稼祥，从他的个人经历问到莫斯科的情况；从他对马列中的某个观点问到对斯大林的一些看法；从四中全会的经过问到他初进苏区的印象，王稼祥都一一作答。随后，王稼祥也迫不及待地开始请教起对方，从湖南的农民运动问到井冈山的斗争，从红军的壮大问到根据地的发展。
尽管他们的见解很多都不是很一致，但却能坦诚相待、各抒己见。聊完了之后，毛泽东兴奋地坐到桌子前，拿起毛笔，在铺好的毛边纸上行云流水般地写下两行字，然后得意地对王稼祥说： “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王稼祥凑近一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果然一副佳对，王稼祥反复读了两遍，便准备要抄下来。
毛泽东阻止了他，说道：“不必了，这张就是专为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书法，是为了便于你记得这几句口诀。我们苏区军民，特别是红军指挥员，人人背得，并且就是靠这个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边看边听，连声赞道：“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毛泽东也笑道：“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
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毛泽东说：“自己同志，不要客气嘛！我可以介绍些文件材料，请你抽空看看，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本人执笔起草，也请你不吝指教。”
王稼祥也真诚回道：“是，我们都不必客气。”毛泽东笑道：“好，一言为定，从今有什么说什么，还可以争论、吵嘴，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毛泽东边说，边从文件箱中取出厚厚一叠材料。这其中很多都是会议上的决议，和各地方情况报告和总结材料，内容很广泛。
毛泽东一边热心地介绍着文件材料，一边伸手去摸烟，谁知掏出来的是个空烟盒，他们刚才聊天的时候都给抽完了。王稼祥见状，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用以掩护身份装阔气的名牌烟，说：“哦，我这里还有一包好烟呢！”
毛泽东一看，瞬间高兴地说：“好！三炮台，真难得！”但打开烟盒一看，只剩下最后两支了。毛泽东看见后，随即安慰道：“那正好，你我二人一人一根。”
正在两人谈话间，窗外却突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号音，此时他们才反应过来已经是清晨了。于是毛泽东先道歉，说道：“我们畅谈一夜，误了你的好觉，抱歉，抱歉！”王稼祥随即也深感歉意地说：“不，该道歉的是我，我影响了你的休息，实在惭愧！我该告辞了，你快休息一下吧！”王稼祥拿着资料文件，和毛泽东作最后的告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毛泽东心中的王稼祥
在王稼祥心中，毛泽东一直是他所仰慕的对象，而在毛泽东心中，王稼祥也是他一位很欣赏的政治家。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看问题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觉，分析问题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判断问题有他自己深邃而卓越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王稼祥，想要让他来亲自执笔写一篇纪念党的生日的大文章。
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特意来到王稼祥的住处来看望。 警卫员赶忙搬来了两把椅子让他们坐下交谈。毛泽东开门见山，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询问，应该从哪些方面写，并谦虚地说：“我还没个准备哩！”毛泽东说： “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
王稼祥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接受任务后，他很快就进入到了写作的状态。警卫员张志在回忆王稼祥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经过和情景时，说：
“他接受了主席的建议之后，就开始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这段时间差不多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一盏小煤油灯若明若暗，时间一长，窑洞里就烟雾弥漫；加上他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重伤一直未愈，伤痛隐隐发作，经常一边捂着肚子上的伤口，一边伏案疾书。”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王稼祥因负伤而引起的疾病复发。1943年2月间，他的胃病发作加重，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3月11日，中央会议做出决定：王稼祥因病休息3个月。
1943年春天的时候，王稼祥从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同毛泽东、陈云住一排窑洞，互相成为了邻居。此后在病休期间，王稼祥仍一直不间断地阅读文件、电报和各种报刊，有时毛泽东等人还会前来和他一起商谈问题。但繁重的工作和很多会议，王稼祥都可以选择不做。
能看得出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1945年3月，毛泽东函告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50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31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王稼祥收到报告修改本之后，马上就开始认真阅看、思考。接着他又收到一项决议的草案修改稿，在3天内他连续看了两遍。看完这些征求意见稿后，王稼祥在七大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具体意见。
毛泽东收到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后，也是十分重视，在5月2日时还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但也是在这次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因为伤病没有参加完延安的整风运动，最终落选了。
尽管在讨论候选人的过程中，有一些代表很了解王稼祥，尤其是他在遵义会议上起到的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很多的代表对王稼祥缺乏了解，也有的是对他写的两封信不满意，觉得写得太简单了，于是对王稼祥也产生了一些误解。
4月中旬，因为这件事朱德、彭德怀、李富春等先后来到王稼祥的住处看望他，除了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之外，也是怕他心中难过来安慰他的。每次大家来，王稼祥都是笑着迎接大家，他还对杨尚昆说：“没关系，我身体有病，选上了不做工作也不好。”
但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件事，毛泽东却感到很意外，同时心里也很不安。于是在6月10日，第二十次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便向全体代表们做了一次报告，并且专门提到了王稼祥落选的事情，随后他一一列举了王稼祥过去的一件件功劳。
“他现在病重，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一下子让原来不太了解王稼祥的代表们对他有所了解了，原来比较了解王稼祥的代表们，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而这次报告之后，大会对中央委员的投票按先后顺序，王稼祥以第二名的票数当选。
1949年春天，西柏坡召开了全国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正在东北局工作的王稼祥也来出席。会见，毛泽东拉着王稼祥的手，亲切地说：“看你这个外表，病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你在东北局的工作有成绩。”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单独谈了话，毛泽东对他说：“现在要进行一些人事安排，你不必回东北局了，现在有另外两项工作，中央都觉得需要你来胜任，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王稼祥听完后，没有直接给出选择，而是提出需要的考虑，毛泽东同意了。回去之后，王稼祥想了想，觉得两项工作自己都可以胜任，但出任苏联大使，会比宣传部长更有意义一些。所以最后经过再三思考，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职位的选择。
随即，建国后的10月20日，毛泽东便向斯大林写信，说明委派王稼祥去苏联担任中国的驻苏大使。
1966年6月中旬起，王稼祥因为外部特殊的环境和种种因素，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折磨，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之后，心情十分沉重，并且很快就亲自出面予以保护。
而第二次对他的保护，是在这年的10月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的会议上，再次将王稼祥以往的功劳提及了一遍。就这样，王稼祥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1973年，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30日，王稼祥出席了外交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4周年举行的招待会。10月1日，他又出席了北京庆祝新中国成立24周年的游园活动。
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辞世，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为他送上了花圈。王稼祥的一生，一直和毛泽东一样，坚持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准则，同样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