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酷夏时节，济南军区高墙铁门外，一排荷枪实弹的哨兵挺拔整齐地列队站在门口。
一个蓬头垢面的老汉一直在大门外徘徊，时不时地向大院内张望，似乎在等什么人。
过了一会，他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到哨兵面前：“哨兵同志，杨司令员在家吗？”
“不知道。”哨兵见他身份不明，便推脱地说道。
老汉继续问：“我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你能告诉我，他在家吗？”哨兵听到眼前这个“乞丐”一样的老农，竟然和杨司令员有旧，便指了指门卫说：“传达室去问”。
在传达室那里他得到的答案是：“杨司令出去开会了，你改日再来。”
然而老汉并没有死心，在距离军区大门一百多米的空地上坐了下来，每过一辆车他就起身上前看一看。
他多么希望里面坐的是杨司令员呀，然而每次都不是，眼看天黑了也没有等到杨司令。
最后，还是一名文书将他安置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
几天后，老汉口中的杨司令员——杨得志开完会回来，听文书说起此事，立即让他前去将那位老汉请来。
这时文书才明白，那个被自己安排在小旅馆的老汉，竟是失踪多年的红军团长“李祥”。
李祥与大名鼎鼎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底有何交集？身为红军团长的他又为何会神秘失踪几十年？
一、红军团长“失踪”
1955年9月27日，位于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内，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1955年授衔）
授衔典礼完毕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神采奕奕地走出了会场。
此时，这两位久经沙场的老伙计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曾经在长征时期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老部下李祥。
杨得志之所以对这个人记忆犹新，是因为他曾经跟自己拜过把子，后来还当上了团长。
然而自1939年之后，两人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联系了。
杨得志认为，如果此人如今还在部队的话，至少会被评为中将。然而此时的李祥早已下落不明，他曾多次设法打听均无结果。
最后只好将他以牺牲的红军干部对待，名字被记载于军事博物馆。
据说毛泽东也曾询问过有关李祥的事情。毛主席为何会记得他呢？原来，早在长征期间，李祥便已经是红军先头部队的基层领导。
（1930年荆州旧景）
“李祥”其实叫做侯礼祥。1912年，侯礼祥出生于湖北荆州江陵县。小时候因家境贫寒，他只念过四年私塾。
十几岁时，侯礼祥又遭遇了父母双亡的惨剧。
后来，他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侯家台，来到荆州，希望靠着自己以前在私塾里学到的知识谋得一份差事糊口度日。
可惜，那年头工作很不好找，因此他只好在大街上游荡。
这时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年轻叫花子“盯”上了他，对方悄悄凑到他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礼祥。你呢？”
“哦，李祥。这个名字好听。我叫梁子，你就叫我梁哥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让他拿去买点吃的。
吃完后，侯礼祥有了些精神，正四处张望思考着接下来要去哪里时，又注意到了那个叫花子。
“李祥，你要到哪里去？”叫花子问。
“不知道。”
（民国时期的乞丐）
“我今天要到汉口去讨饭，你愿意跟我去吗？”
“去汉口？”侯礼祥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善良的叫花子，心想反正也没去处，就随口说道：“那当然好啊。”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搭洋船，下汉口。”
当天晚上，二人就登上了前往汉口的洋船，自此便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到了汉口之后，梁哥给小老弟“李祥”找了份招待所的“工作”。不久之后，他就被派去了武昌。从那个时候开始，侯礼祥便白天工作晚上恶补文化知识。
1928年5月，他受组织委派前往江西开展革命工作。
次年春节前夕，红军扩编，他加入了红三军团，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李祥随中央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在此期间，他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了一名红军团长。
因为从一开始，他的革命领路人“梁哥”便将他的名字错叫为“李祥”，所以在后来他就一直使用“李祥”这个名字。
长征时，作为先头部队，“李祥”参加了多场著名的战斗，比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打腊子口等。
那时候他是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而杨得志是他是直属上司，一团团长。
他曾多次受伤，有两次极为严重。一次是在攻打四川的小河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冲锋，不幸被子弹射穿颈部。还有一次是在会师前攻打陕西甘泉，他的右大腿骨几乎被打断。
为了让他尽快把伤养好，组织在红军会师后将他安排到瓦窑堡后方医院养伤。
待他伤愈之后，回归部队，已是红一师十三团团长。而他曾经的老团长杨得志已经离开了红一师，到红二师当师长去了。
（杨得志等人合影）
自此以后，侯礼祥便离开了杨得志，在新任一师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侯礼祥奉组织之命进入“抗大”学习。那段学习时光，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快乐，文化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那时候，经常有中央首长给他们讲课，还能接触到很多来自不同部队的新战友。就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许世友。
“抗大”学习结束后，他没有回到原来的部队，而是被中央军委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
1939年初，由于在长征途中伤势过重，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工作。
万般无奈之下，李祥只好向组织提出到后方边养伤边工作。年底，带着组织的介绍信，李祥几经辗转到了武汉，在那里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随后，在办事处领导叶剑英的安排下，侯礼祥被湖北省地下党组织安排到了中共江陵中心县委。
（抗大学习场景）
从革命圣地延安，回到老家江陵，作为一名红军团长，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那也完全可以算是荣归故里。
然而，他只能将满身的荣誉隐藏起来，因为当时江陵还处在日本鬼子的占领之下，所以他的那些成绩一点儿也不能“夸耀”。
出于隐藏身份的要求，他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与身份及红军相关的证件，全都装进同样是从延安带回来的心爱的皮箱里。
然后悄悄地把它放在床铺底下，并精心藏好。
（地下党组织旧址）
或许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回到家乡后的第一年，组织并没有给侯礼祥安排任何工作。
为了养活妻儿，他跟侯家族长商议后，借用侯家祠堂开了一间牌铺，成功从红军团长摇身一变成了牌铺老板。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虽然牌铺的生意一直不错，但是他藏在床铺下的那只心爱的皮箱却不见了。
皮箱丢了之后，他就把牌铺关了，在家闷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因为他原本打算，等身体好一些了，再利用那些证件，到部队工作。
然而，一夜之间他竟然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再到部队去参加革命谈何容易？！
（民国时期店铺）
二、死心塌地当起了老百姓
其实,在后来他曾有机会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然而却阴差阳错地再次错过了。
1942年7月，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张秀龙带领部下转战潜江，知晓这一消息后，侯礼祥十分激动，匆忙赶到潜江县的一家客栈。
在这里，他见到了张秀龙，向对方亮明了身份，并提出要求加入他的部队。
然而，就在此时，前方传来消息，敌人已经向熊口袭来。
如此一来，侯礼祥不但没有重新回归部队，反而差点被张秀龙当成是敌人派来的奸细。
无奈之下，侯礼祥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老家。
（张秀龙夫妇）
随后，侯礼祥又带着一家老小搬到了离老家不远的普济镇上开了一家茶馆。
除此之外，他还跟老师傅学会了篾匠手艺，闲暇时分编些簸箕、竹篮等生活用具，卖给周围村镇的村民，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自此之后，侯礼祥似乎再也没有寻找组织的热情了，安安心心地在小镇上守着妻儿过起了安稳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外闯荡过、见多识广的侯礼祥被村里干部召回了侯家台。
这时候，他本来有机会公开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并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
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加上证件丢失，根本没有人能为他证明。
（生产队集体劳动场景）
所以他没有跟村里干部提及自己的过往，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与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去。
因为不会干农活，侯礼祥只能给生产队喂牛。
有一天，上厕所时，侯礼祥捡起地上扔着的半张《人民日报》，认真地读了起来。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上面有一则新闻居然提到了自己曾经的老首长杨得志和杨勇。他一口气仔细读完了那张报纸，上面报道的是关于二人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新闻。
从厕所出来后，他立即回到房间，找来纸笔，给中央军委写信，想要通过组织和两位老首长取得联系。
几个月后，他果然收到了两位首长的回信，不由得激动地嚎啕大哭。
但是在这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侯礼祥再一次跟两位首长失去了联系。
三、赶赴济南寻找老首长
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侯礼祥正在林场的地里栽芝麻。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报纸，因为连日阴雨，林场的员工都回家休息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所以邮递员就把报纸交给了他。
拿到报纸后，侯礼祥随手翻了翻，居然在《人民日报》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了老首长杨得志的大名，上面赫然写着“济南军区司令员”。他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那则消息，并把里面的重要信息记了下来。
接着，他脱下鞋抖抖上面的泥，又拍了拍身上的土，拔腿就朝着沙市的方向跑去。当年他就是从这里跟着“梁哥”登上洋船，参加了革命。
（解放初期邮递员）
他工作的农场距离沙市有一百里路，他硬是没吃没喝，用了整整十几个小时，一步步走完了这段路。
次日清晨，他终于赶到了沙市。随后，他跟着一位老太太混上了开往武汉的船。
但是到了武汉后，他又犯了难，因为武汉离济南实在是太远了。思考片刻之后，他径直走向郊外的一座小火车站，决定扒火车到济南去。
因为扒客车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他选了一辆货车。
一路上，白天他就从货车上下来，到田间地头摘些瓜果充饥；夜幕降临，便再找一辆货车，就这样，一直一路扒火车到了目的地。
到了济南之后，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首长，侯礼祥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上世纪70年代济南街景）
激动之余，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就这样去见杨得志，所以就拿自己脚上的那双又脏又臭的胶鞋，找人换了双布鞋，又在路边的水沟洗了把脸，随后便昂首挺胸地朝着济南军区司令部走去。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哨兵）
侯礼祥等在军区门口不走的举动让哨兵极为不满，并警告他不要再这样，要他马上离开。
侯礼祥直到天黑也没有等到老首长，便又来到了传达室，里面值班的军人已换了人。
他再次向对方说明了来由，值班军人见他可伶便给杨司令员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兵，值班军人指着身边的侯礼祥说：“刘文书，这就是那位要见杨司令员的人。”
在刘文书的百般劝说下，侯礼祥才答应先在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来。
（杨得志）
第二天一大早，侯礼祥顾不上洗漱，便直奔军区大院传达室，要求值班的军人与刘文书联系。
刘文书接到传达室打来的电话后，立即向杨司令员办公室的贺参谋做了汇报，并请示该如何处理此事。
贺参谋听完后，仔细想了想，慎重起见，他立即给杨司令打电话寻求指示。
电话那头的杨得志听说多年联系不上的“李祥”，此时正在军区门口，激动不已。
但出于各方面考虑，他还是对贺参谋说：“你先接待一下吧。”并特意嘱咐一定要问清楚对方的详细情况，尤其要看一下1961年他给对方写的信，还有当年红军长征时的故事。
（杨得志与侯礼祥）
随后，侯礼祥仔细回忆了当年的经历，并将这些悉数写了下来，杨得志读着读着，思绪便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眼眶顿时湿润了。
接着，他从抽屉里翻出当年侯礼祥给自己写的信，对比之后，发现笔迹完全一样。
“贺参谋！”
“到！”
“侯礼祥在哪里？”
“附近一家小旅馆里。”
“快去把他叫来，我要见他！”
“是！”
贺参谋不敢迟疑，一路小跑到了旅馆，此时侯礼祥正在焦急地等待杨司令员的消息。
“老人家，快去，司令员有请！”
听到这里，侯礼祥立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侯礼祥晚年）
见面之后，几十年未曾谋面的两位战友促膝长谈到深夜。后来，在杨得志的帮助下，组织恢复了侯礼祥应有的名誉和待遇。
然而，令两人颇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过了太久，侯礼祥已经脱离党组织几十年了，所以直到去世也没能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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