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史春波
“零下40摄氏度，很多战士冻掉了耳朵，冻塌了鼻子！”
“有人吗？还有人吗？战役结束了，我只听到了风的声音……”
“为国而死，死就死了！”
“如果当年换作你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的！”
……
当他们说出这些话时，有种难抑的悲壮和豪情。
郭荣熙、陈龙岗、吴茂和……这些生活在浙江的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老兵们，已经九十多岁，有的甚至百岁高龄。
但回想起那场战争的惨烈，回想起当年牺牲的战友，他们依然落泪不止。
近日，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映，他们雪藏多年的英雄事迹再次被人们提起，而且远比电影真实感人。
这里记录的片段，只是万千英雄的缩影。
“为国而死，死就死了”
郭荣熙 98岁 诸暨人 曾担任20军60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
郭荣熙
我是1945年入伍的，担任过爆破班的班长。1950年12月，我率领着部队在做水上爆破训练，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停止一切训练，北上！
到了山东，我和战友们才知道是为了准备抗美援朝。之后，部队就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来不及换装就过江了。看到朝鲜正在燃烧的房子，我就闻到了战争的硝烟。
抗美援朝战斗打响了，我担任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司令部参谋。
长津湖的战役太难了，可以说，我是死里逃生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为了配合友邻部队行动，我奉命带领一个排去炸毁黄草岭第一号发电站大桥。
这座桥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发电站，有水坝，公路桥从水坝上通过，坝体的落差又非常大。这种爆破就是技术活了，所以紧急派了我去执行任务。
那时的天气很冷，零下40多度，我们刚从南方北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装。我就穿几件单衣，捆扎着3包二三十斤的炸药包，凭自己的爆破经验去安装炸药。安装好后，再命令部队后撤，我拉响了发火管，30秒钟后便会爆炸。
但是，也是出了一点小意外。因为又冷又饿，导致我撤退行动迟缓，跑的太慢了，紧接着，随着一声巨响，大桥炸毁了，可我还是被一个飞物击中，导致左小腿腓骨折断，脚被扭转180度。
痛是肯定的，但是，还是得忍。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咬着牙关，右腿跪地，忍住了剧痛，自己把脚扭正了。接着，我就晕倒在地上，被战友们抬下了阵地。
当时并没有感觉多疼，过了一会疼得我呀全身发抖，眼泪直流。我咬紧牙关，他们赶紧用担架把我送到团部包扎。
因为这次受伤严重，我不得不回国治疗，但心里还是放心不下啊，我的那些亲爱的还在战斗中的战友们。于是，休养了半年，1951年5月，我又去了朝鲜，归队了。
直到1952年6月，我才随军回国。在战场上我多次受伤，被评为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后来，我就一直在家乡诸暨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死，并不是可怕的！大家都这样想的：为国而死，死就死了。
我相信，如果当时换上现在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一样会冲上去的。
“回答我的，只有呼啸的山风”
陈龙岗 96岁 祖籍安徽 曾担任20军60师178团班长
陈龙岗
1950年，我25岁，是20军60师178团的一个班长。当时我带的是突击班，有18名战士。
那年11月初，我们部队原准备乘车到东北换装再去朝鲜。可刚到沈阳，就收到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的消息。兵团司令部传来紧急命令：20军立即入朝参战。
于是部队不下火车，直接开到了中朝边境地区吉林通化。
由于美军飞机在中朝边境狂轰滥炸，掌握着制空权，公路要道被敌机严密封锁，部队只能在山区里行军。冰天雪地里，我们走了三天三夜。饿了，啃压缩饼干；渴了，挖一把雪；实在困了，路边眯一下。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为寒冷的地区，平均海拔1500多米，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冬季夜间温度低至零下35℃到40℃。
11月27日深夜，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向敌军发起总攻。28日清晨，美军发现长津公路被切断，马上组织反击。
美军的进攻经常分三波。第一波，飞机轰炸；第二波，大炮开火；狂轰滥炸后，第三波，步兵冲上来。
第一波，第二波，我们都躲在战壕里。第三波，敌军近了，我们就冲出去，扔手榴弹，或者拼刺刀！天太冷了，有时候手榴弹扔出去了，也炸不了。
我们一天就击退了美军的7次进攻！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军的一枚火箭弹，打到我的身下。足足有半米长，幸亏是哑弹，不然早被炸飞了！但我还是被一枚炮弹击中了，头部、右腿多处受伤。
我也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记得战役结束后，我就冲着战壕大吼：“有人吗？还有活的人吗？”可回答我的，只有呼啸的山风。熟悉的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了……
我难受，心里很难受！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掉眼泪。
后来，我到了台州工作。因为负过伤，病痛一直困扰着我。我的脖子，现在还能摸到弹片。年轻时腿就有点瘸，老了更是走不了路，出行只能靠轮椅。但和我的战友们相比，我是有多么地幸运啊。
“英雄，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啊”
吴茂和 101岁 祖籍江西 曾担任第20军高炮营副排长
吴茂和
我是1946年参军的，1950年11月入朝参战，任志愿军第20军高炮营副排长。
长津湖地区有一座公路桥，是我军人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也是美军重点轰炸目标。我所在部队的任务就是誓死保卫这座公路桥。
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12月4日的一场战斗。天刚亮，监视哨报告，5架敌机正向公路桥袭来。我就迅速指挥战友进入炮位，组织防空火力。
很快，敌机就俯冲下来，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机枪扫射把地上打得哗哗响。
炮位上的观测员不断报告着敌机的距离和高度，可我发现，他近几次报告的声音有点打颤。
我问他，没事吧？
他说，没事！然后他继续在观测位上报着数据。一会，他又说了一句，“排长，我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快找人替……”
一下子，他就倒在了我的肩上，再也没有发出声音。
这时，我才看到他的腹背早已被鲜血染红了，脚底的雪也变成了红的，结成了冰。其实，他早就负伤了，但一直在坚守战斗岗位，直到失血过多两眼发黑，直到停止呼吸……
我顾不上悲伤，就接过了他手中的测远机，指引炮手跟踪射击，一直打到敌机拖着黑烟向东南方向逃窜。
年轻时的吴茂和。
这场战斗的胜利，我们牺牲了3名战友。我把他们掩埋在附近的山坡上，抬头望去，一片片的坟头，有名字的很少，很多都是无名烈士，他们都长眠在朝鲜了。伤痛没让我掉过眼泪，但这次我哭了。我答应过要带他们回家的。
英雄，无名英雄，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啊。前些天，我看到志愿军战士遗骸回国的新闻，一下子就把我看哭了，这么多年了，他们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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