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731部队的人体实验，除了在四方楼内部监狱所属各实验室进行外，还在类似实战环境、有着特种装备的野外进行。

通常是在哈尔滨周边地区的安达、城子沟，佳木斯的实验靶场；有时也去肇东县满沟、呼伦贝尔草原、东部东北山地的临时实验地进行，这是比实验室规模更大的屠场。

在进行综合性实验时，除731部队外，驻长春孟家屯的100部队(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又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以及驻齐齐哈尔的516毒气部队都要派人到场。各个实验场附近的日军各军事团的“细菌、毒气谋略队”也参与其中。

实验的时候，他们用飞机低空投放撒播各类细菌、毒气或石井研制的细菌弹，他们的意图是要进一步检验各类细菌武器的杀伤力和有效保护自己的措施。

鼠疫菌炸弹试验

每次实验，用的人数10人至20人不等。1941年夏天，石井四郎在进行装有鼠疫菌跳蚤的磁壳炸弹效能实验时，就一次用了15个人。他们把15个中国人绑在靶场上的专用柱子上，靶场上插着许多小旗，烧起一簇黑烟，以便飞机及时发现投掷目标。

从平房起飞的日军飞机来到靶场上空，随即投下20多颗炸弹，在距离地面100米至200米的低空爆炸，炸弹里携带着鼠疫菌的跳蚤纷纷落到地上，然后又分散开来。等被实验者个个沾上了鼠疫跳蚤后，才把他们用飞机送往平房监狱，在那里对他们进行鼠疫传染的全过程观察，直至被全部折磨而死。

坏疽菌试验

据当年亲历过安达特别实验场的一个731成员后来揭露说：做坏疽菌强制感染的实验时，就让十几名原木只露出臀部，全身其余部分，或用特制的防护金属板遮盖，或用棉被包住，然后让一种弹丸很小的榴霰弹(里面装着坏疽菌)，就近在原木中间引爆。无数弹丸嵌进原木臀部。在原木的痛苦呻吟中，731成员们一个个跑去查看，以确认弹丸是否击中原木。然后再把原木们赶进监狱，详细观察、记录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如果经过这一番折磨，还有不死的就不免要接二连三地接受实验，期间还要给不死的原木治疗，给他们饭食营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健康，就再一次去经历细菌弹的轰炸，直至在焚尸炉里焚化。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毒气试验

这是在城子沟进行的一次毒气实验。城子沟是辽金时代的古城址，四周筑有土墙，还有四处城门，形成一个小小的土城。曾在731工务班当过劳工的韩行岩回忆说他那年夏天，曾躲在附近的玉米地里偷看过鬼子进行毒气实验。一队日军开进了城子沟。在土城四周布设了岗哨。不一会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带铁棚的汽车。日本人从卡车上把马牵进城子沟的土墙里，把一些装着黄鼠、豚鼠的笼子也抬了进去。从铁棚汽车里押下几个戴着脚镣、蒙着眼睛的中国人。当把这些人押进土墙里边后，土墙的断口处就用席子挡住了。不一会一架飞机对准插有小红旗的大木架投炸弹。结果怎样，韩行岩没有说。

但从中国劳工傅景岐在731部队当炊事员时经历的一次毒气实验，可以得到答案。

他说：1945年夏季的一个傍晚，731部队准备进行军事演习，要求食堂的10名中国炊事员也带着炊具随军行动。演习汽车在双城堡转了一大圈后又往东行，过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城子沟。下车后，教育部的教官田中少佐给10名炊事员每人发一条白色毛巾，让自己浇上尿，捂在嘴上，外边罩上防毒面具。准备就绪后，命令炊事员面朝西趴在东边土墙上。我们偷着往土墙内中心看，那里立着一个二三十米高的大木架子，顶端插着一面小红旗。木架子用一圈苇席挡着，里边一点也看不见。不一会731部队的特别囚车停在土城的北门，从车里押出几个人，并一直带进苇席圈里。这时一架飞机低空盘旋，连续往苇席圈里投了几颗炸弹，土城中立即腾空而起一股浓烟，苇席圈一下子隐没在巨大的烟雾之中。大约十几分钟烟雾散去后，几个731部队队员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冲到苇席圈里，抬出些“东西”，装进了特别囚车。

对于毒气的实验，731成员在监狱里的实验室做得更多。原731的一名成员战后探访731部队旧址时，就揭露过当年毒气班的一些内幕。他说：731部队负责冻伤和毒气试验的是吉村班，送进毒气试验场的‘材料’主要是受冻伤试验和血清试验而幸存的人。他们手脚已经腐烂脱落，身体像被漂白过一样，除了还剩一口气之外，简直就是一架活骷髅。他们被装进特别囚车，是从731的后门运往毒气实验场去的。从特别囚车上下来的人，被一个个转移到台车上。台车有手推车的一半大，上面装有一根柱子。把被试验者绑在柱子上。台车可以在铺好的轨道上移动，沿着轨道直接进入实验室。镶有玻璃的小屋像公共电话亭大小。一打开小屋的门，绑着活人的台车就可以推进去。然后门立即关闭，实验就开始了。”

731部队和516部队队员一致证实：“在玻璃小屋里，每次实验时，都将鸟、豚鼠、狗、鸡等和活人一起放进去。根据所用毒气的种类和浓度，有时也改变被实验者的装束，比如让被实验者戴上防毒面具、穿军装进入实验室，或让他们露出皮肤、只穿裤衩进去。”

一个叫渡边泰长的日本宪兵在他后来写的《活地狱》一文中，也记述了用毒气杀害中国人的惨况：“1934年11月10日，我们以抓捕抗日分子的名义在街上抓了十几个百姓，把他们关在了拘留所里。第二天强行将一个人关进了一个空间极小的密闭实验室里，注入室息性毒气，几分钟后便夺去了他的性命。为了将这个人充分利用，在毒死他后迅速送解剖室作尸体解剖。这种野蛮实验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一共持续了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