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工作能力有多强？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工作能力有深刻的印象。曾经有位重量级的人物对毛泽东的工作能力作出过形象的评价：局势越复杂，越能显露出他在千头万绪中抓住要领的本事！

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最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以这个问题为例来分析毛泽东的工作能力有多强。

1936年的毛泽东英气逼人目光如炬

1、及时从“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从1930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3年9月，蒋介石无法容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发展壮大，在3年的时间里先后发动了5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企图一举剿灭如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红军。

红军的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不但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围剿”，还使得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但由于博古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得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在蒋介石进行第3次“围剿”的过程中，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悍然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彻底暴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事变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全中国发出了抗日的呼吁，而这时候蒋介石正执着于“剿共”，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一面抗日，一面反蒋。

长征途中，毛泽东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和争取工作，使得屡遭惨败的红军上上下下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更换领导，再跟着博古走下去毫无悬念会走向全军覆没。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层。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也就带领着红军逐渐逆转败局，摆脱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成功在陕西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从此在陕甘地区立足。

也是在毛泽东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使得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日益陷于孤立，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逼得蒋介石不得不逐渐改变立场。毛泽东一方面引导局势向好发展，另一方面及时提出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迫使蒋介石1937年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面抗日。

“西安事变”老照片

2、及时从“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

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历尽千辛万苦才在陕甘地区站稳脚跟，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弃剿灭红军的妄想，调集胡宗南等十几个师的兵力一路追赶，又被毛泽东神闲气定的指挥给打败了，蒋介石恼羞成怒，特地飞往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兵围剿红军，由此引发“西安事变”，多亏了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斡旋，“西安事变”才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大失人心，使得彻底陷于孤立之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数年的做法效果逐渐显现，蒋介石不得不接受现实，公开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愿意和共产党一起抵抗日寇。此时，毛泽东及时调整政策，把“逼蒋抗日”转变为“联将抗日”，国共联手，一起抵御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以赤诚之心，做了一系列具体的举动，以此向全国人民及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是彻底的，是真诚的。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上，发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的伟大号召。他还在延安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说，号召全民抗日。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强调说，这是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但同时，他也指出，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尤其是没有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具体纲领，仍然限制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活动。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联蒋抗日”而已。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并语重心长地提醒蒋介石：关键在于国共两党要亲密合作，要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尔虞我诈，谁要是在团结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做了这么多还不够，毛泽东还以一系列具体行动“联蒋抗日”：致电彭德怀和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并要求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具体商讨红军改编的问题，还对红军参战及部队编制等问题作出了周密的部署。毛泽东在7月28日直接致电周恩来等，要求红军8月15日前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

洛川会议旧址

3、超前提出既要“联蒋”，但也要“防蒋”

当时国内的局势是极其复杂的，外有日本侵略者妄图以狂妄的武力进攻来鲸吞、蚕食中国，内有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态度游移地抗日，也就是他一方面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抗日的样子，另一方面却仍旧“剿共”之心不死，时时处处试图寻找机会，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打几记闷棍。

毛泽东富有远见卓识，对蒋介石内心的这些想法太了解了，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8月9日延安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就郑重提醒大家，国民党的转变已经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还有“应战主义”，应战主义的实际就是节节退却，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促使他转变。

因而，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的发展扩大！尤其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毛泽东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一下子抓中要害：既要“联蒋”，也要“防蒋”。他在1937年8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再次强调，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的让步，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采取不决裂的方针。

毛泽东甚至还敏锐地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由共产党来领导，而不是由国民党来领导，这样才能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我们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溶化甚至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毛泽东极有智慧地处理了一个重大问题：八路军由山西开赴抗日前线，蒋介石企图把八路军分割开来再伺机打压，要八路军开赴不同地区。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出蒋介石背后隐藏的奸计，统一要求八路军到大同集中，再转到怀来、蔚县。他把八路军3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为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