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是关押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地方。
刚被解放军俘虏的时候，没有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服气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无能，也不认为兵力和武器都占优的国军该输，都觉得解放军是侥幸赢了自己。
有人怪上级瞎指挥，有人怪友军不支援，有人怪后勤没跟上，还有人怪解放军乱打，不等国军展开就动手。
总之，如果再打一把，自己铁定不会输。
能成为国民的高级将领，这些人本来就非常忠于蒋介石，思想和立场上都非常敌视共产党，再加上心里的不服气，自然对改造异常抗拒。
这个时候，美军介入了朝鲜战争。
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功德林里一片欢呼。
这些高级将领不仅熟知军事，而且对美军的实力非常熟悉，他们一致判定北朝鲜军队必败无疑，美军即将兵临鸭绿江。
而一旦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要么和中国爆发冲突，要么和中苏同时爆发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指日可待。
一旦开战，美军必胜。
这群将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知道日军的厉害，国共联手也就勉强和日军打一打，但厉害的日军被美军干脆利落的给灭了，这美军得有多厉害。
因此，只有苏联才有可能和美军打。
但苏联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精壮男子死伤大半，本土遍地废墟，而美国本土毫发无伤。
因此，苏联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
功德林管理处的李科长让被俘虏的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的文章，文强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美军天下无敌，这是当时功德林战犯们的普遍认知。
还有些自诩为美国问题专家的战犯说，不可能出现相反局面。
北朝鲜确实没有挡住美军，被摧枯拉朽的击败了。
但这些战犯们没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居然主动参战了。
没有等美军兵临鸭绿江，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在国境线外，对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发动了进攻。
慈禧当年不过是向八国联军宣战，如今解放军要打十六国联军？
很多战犯，已经在想着美军占领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表忠心了。
但没想到的是，志愿军居然打赢了，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摧枯拉朽的吃掉美军大量部队。
前线的战报没有向功德林保密，这里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整个第一次战役进行了复盘。
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仗如果交给国民党任何一只部队来打，一定是全军覆没，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
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而且参战的50军甚至以前就是自己的部下。
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的战斗力再无质疑，彻底服气。
曾经困难无比的政治改造，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异乎寻常的顺利推动下去。
事情还不止如此。
功德林里的战犯，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每一个都是绝对的精英，能被关进功德林本身就是对其能力的一种认同。
同时，他们还是中国人的精英，每一个都是纯血的中国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对外战争那是屡战屡败，开战越多，吃亏越大，对日战争也是迫不得已之下无奈的选择。
不和外国人打，因为打不过，这已经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共识。
如今，我们居然打赢了十六国联军？其中还有最强的美国？
一下子，他们突然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变成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民族认同感被激发了出来。
本来希望美军赢，突然就变成了希望美军输。
而此时，志愿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美军的空军太强大了，对我军后勤部队狂轰乱炸，导致我军百分之三四十的物资会在路上被美军飞机炸毁。
这还不算困难，最困难的是前线，在靠近前线的最后几公里，运输非常困难。
第一次战役过程中，第42军曾断粮三四天，第40军有7个营被迫饿饭3天。
志愿军的意志再强大，再不怕死，他也是人，如果吃不上饭，一样会崩溃。
而最最困难的还不是物资运输，而是生火做饭问题。
因为火力的劣势，在最前线的战场，没有任何志愿军敢于生火做饭，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可以，因为这等于是在呼叫对方的炮兵和飞机对你进行轰炸。
志愿军迫切的需要解决后勤运输问题，以及前线战士的吃饭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物资供应极度充沛，生活的非常惬意。
不仅吃得饱吃得好，甚至连冰淇淋都能供应。
即便是在最前线作战的士兵，感恩节的时候都能吃上从美国专门空运过来的火鸡。
而志愿军那边，对于伙食的要求则是保证前线战士们能活着。
吃饱吃好这些就先不谈了，维持前线战士每天最低的热量要求和盐分要求，这些你总得保证吧。
但就连这些，都保证不了。
在《抗美援朝回忆录》中，曾记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对此大发雷霆，要求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立即解决，但是。。。
“后勤供应出的问题，彭总和我都知道”
“我们在前面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由于客观困难太多、太大，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务之急，是想个办法，解决一线战士的最低生存要求。
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想起了他在西路军时期曾经在老百姓家中吃过的炒面。
这种炒面和我们现在街头吃的那种带有鸡蛋和肉丝的炒面可不一样，是用70％小麦粉混合30％的玉米粉或大豆粉、高粱粉，炒熟后加入0.5％的食盐制成。
说这是炒面，其实不太精确，确切的说法应该叫炒面粉。
这种炒面粉自然谈不上什么口感，相当的难吃，但优点也非常突出。
首先，炒面是粉末状，易于包装运输，且能长期携带不变质。
其次，炒面是熟的，混点水就能吃，不需要生火做饭。
最后，虽然口感欠佳，但炒面含有足够的热量和盐，足以保证前线将士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东北军区试制了样品后送到了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吃了后非常满意，给国内发加急电报，希望大量提供炒面。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博物馆里，就存放着炒米和炒面的标本，记录着当初的历史事件。
如果让前线的每一名志愿军官兵都吃上炒面，那现在的军粮供应中，炒面的供应量至少要占到1/3，这么算下来每月需要1482万斤炒面，而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动员，最多也只能供应1000万斤。
因此，为了支援前线，周恩来等党政机关领导人带头炒面，一时间全国家家户户忙炒面。
炒面，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有了炒面，有了炒面袋子，志愿军才能随身携带足够多的干粮，才能发动7日攻势。
为什么志愿军的攻势只能持续7天？因为随身携带的炒面只能吃7天。
但如果没有炒面，志愿军连7天攻势都支撑不起来。
而炒面更大的作用，在于其隐蔽性，不需要生火，一口炒面一口雪就足以让前方的战士们活下去。
为什么要一口炒面一口雪？
因为炒面是粉末状，吃起来又噎又呛，必须边吃边喝水，否则根本没办法咽下去。
如果连水都喝不上，那就只能一口炒面一口雪了。
炒面虽然难吃，但对于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美军炮火袭击的一线战士而言，没有任何比炒面更合适的食物了。
肉和蔬菜其实后勤都能提供，但没办法供应前线。
先吃炒面撑着，等轮换的时候再去后方补充其他营养元素。
洪学智曾经抹着眼泪的说过：“如果没有东北军区发明的炒面，前线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都解决不了。”
炒面很重要，但这事本来和功德林没有啥关系。
不过在志愿军证明了自己拥有正面击败美军的能力后，哪怕只是一次战役，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服了。
在这个民族大是大非的时刻，无论思想立场如何，所有的功德林战犯都选择了支持国家。
当全国炒炒面支援前线的消息传到了功德林时，所有的战犯都热情高涨的参与了这一支援前线的活动。
思想积极，配合改造的多数人，如首批释放的杜聿明等人，热情炒炒面。
思想顽固，抵制改造的少数人，如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等人，也热情炒炒面。
这炒面做出来，是送到前线给战士吃，用来打美国人的。
不管反不反共，只要认自己是中国人，都会自愿炒面。
在炒面过程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蒋介石麾下头号战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国军总指挥，三大战役他一个人指挥了两场，绝大多数国军将领都可以称之为他的手下。
所以在功德林里，杜聿明的编号排在了第一个，标准的“头号战犯”。
在淮海战役失败被俘时，杜聿明隐瞒身份，试图蒙混过关，在身份暴露后，自己一个人在小房间里拿石头直接对脑袋猛砸，试图自杀，被卫兵送到野战医院抢救。
被俘后有勇气自杀的国军将领没几个，杜聿明算一个，可见他最初有多么不情愿被共军俘虏。
进了功德林里，杜聿明不愿接受改造，经常和政工干部对着干。
但是当志愿军战胜美军的消息传来后，杜聿明是被震撼最大的那个人。
在整个国军系统中，杜聿明是最清楚美军战斗力的。
第一批接受美军培训的远征军，是杜聿明率领的。
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200师，是杜聿明率领的。
中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军团，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建军时，还是杜聿明率领的。
杜聿明是蒋介石手下少数的现代化军官，清楚的知晓一支纯机械化部队那强大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可怕。
因此，在和美军的战斗没打响之前，杜聿明是相当不看好志愿军的。
但是当志愿军获得大胜时，杜聿明受到的震动也是最大的。
在当时重病缠身，天天跑医院的杜聿明，主动下场炒炒面，而且还带着其他人炒炒面。
这些国军将领不仅是中国人，而且都是当兵出身，深知前线战士吃不上饭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炒起面来非常卖力。
而最顽固抗拒改造的黄维，在功德林里最开始的时候连胡子都不刮，说胡子是吃国民党的米长出来的，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刮掉，每天吟唱正气歌和石灰吟等诗词，天天就想着“舍身取义”。
黄维的这种抗拒态度，持续了二十年，一直都最后释放时都拒绝批判蒋介石，声称没有蒋介石就没有他黄维。
但是在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时，黄维对于给志愿军炒炒面这事，非常积极，丝毫不抗拒。
黄维永不反蒋，但他很爱中国。
每天晚上，大卡车准时将面粉送进来，同时把炒好的炒面送出去。
据说，功德林里炒出的面，质量相当的好，脆而不焦。
除了积极炒炒面以外，民族认同感被完全激发出来的国军将领们，开始积极给志愿军献计献策。
前线怎么打的，他们不清楚，但他们以前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对美军装备和战术的特点非常熟悉，而这些正是我军高层将领非常缺乏的资料。
他们集思广益，把自己对于美式装备和美式打法的细节认知全部都写了下来，合众人之力，整理成了一篇名叫《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的学术性文章，长达六万多字。
这篇文章我军相关部门研究后，认为具备重大参考价值，呈交了中央最高级领导人，毛主席看了之后非常欣慰。
在全体中国人的支援下，志愿军打残了美军，捎带着把英军、土耳其军等十五个国家的军队也一起打残了，甚至反推出38线，还占领了汉城。
看到连美军亲自上都打不赢之后，国军高层将领再也不觉得战败是自己运气差了，也不是自己能力差，而是败的理所当然。
对于积极配合改造的国军将领，我们在1959年就进行了第一批特赦。
但实际上，这批将领早在释放之前就具有了很大的行动自由，我们多次组织他们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果。
1957年，杜聿明等国军高级将领集体参观东北大型重工业项目，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时，大受震撼。
这些高级将领每个人都坐过车，但从来没见过中国人自己造的车，他们每一个人都像从来没见过车一样，对着中国的汽车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反复打量。
这批国军高级将领当年搞北伐、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中国人站起来么？
自己毕生的夙愿，虽然是由另外一批人实现的，但毕竟也是实现了。
民族大义，高于个人荣辱。
特赦之后，杜聿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陈毅外长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接见时，曾感慨地说：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全军覆没，缩短了民族苦难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