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驻守北平城内的原国民党军二十余万人全部撤出城外，接受我军和平整编。
原国民党军第五师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负责整编，该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的番号。这支部队早在北伐战争时成立，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熊式辉曾担任过该师的师长，是一支反共反人民的部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蒋介石调到华北打内战。由于它装备精良(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在华北战场进行反共打内战的得力王牌部队。
第五师近万人按指定路线开赴我三十八军驻区。但它的反动气焰并未因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的溃败而有所收敛。他们一路行军，一路鸣枪打炮，沿途的人民群众报以鄙夷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老牌的反共军。人们思忖着：他们果真有诚意接受和平整编吗?……
我当时被平津前线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任命为这个师的政委，杨大易同志为副师长。随同我们前往的有派到各团、营、连和师直属部队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个警卫班。那时配置在这个地区的有三十八军的三个师和一个独立师。五师就在这四个师的中间驻了下来。
当这支部队驻定以后，我们和全体政工干部当即分别赴任。但薛世哲同志(当时任团政委)率领的政工人员，走到离赴任的那个团团部驻地村庄不远的地方，却遭到了机关枪的迎击，由于受阻，不能履任。我和杨大易同志来到了师部，被安排在一座四周围有院墙的独立院落住了下来。警卫班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进院子时，门口已派有卫兵，屋顶上也设有一名卫兵。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墙上用石灰水写着的一行大字赫然在目：决不听信共党政工人员的欺骗宣传!
显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七师在接受整编中，我某部为他们举行慰问晚会。正在演出时，突然一颗手榴弹飞到了台上，炸伤了好多人。我们对他们玩弄的这套把戏，思想上早有警惕。
住下来以后，我和杨副师长去看望那位代师长。经了解，原来他是个副师长，因为师长逃跑，由他临时代理师长。见面时，该师的参谋长也在座。一接触，就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家伙。寒暄中，师参谋长问我：“尊夫人为什么没有来?”“在后方还没有来到。”“俗话说，真投降的带老婆，假投降的不带老婆。”参谋长狞笑着来了这么一句。“你这是什么话?”我瞪了他一眼，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回击。接着，我向他们宣传了和平改编的政策。
时近中午，代师长留我们吃午饭，栅栏外突然发出了一阵喧嚣。经了解，原来有一伙官兵想要往里冲。我严肃地冲着代师长说：“难道你们这是摆下的‘鸿门宴’?我们可不吃这一套!”这时代师长慌了，急忙吩咐人赶快把栅栏的门上好。
在栅栏外的人闹腾了一阵之后走了。我和杨副师长向这位代师长和师参谋长耐心地做工作，向他们宣传当前的形势，指明只有站到人民方面来，依靠人民才能有出路。蒋介石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他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的支持，所以无往而不胜。希望他们看清大局，坚决执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为人民多做好事，人民是不会亏待的。
这位代师长自我介绍说，他原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抗战时期入伍。我告诉他：“抗战前我也是个大学生，我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学，离复旦不远。希望他们这回能够大觉大悟，再不跟国民党做坏事了。”夜幕降临，油灯初上。特务连连长手持驳壳枪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的住室。我闻到了一股强烈的烧酒味。我看见他进来就招呼其坐下，说：“你要找我谈谈吗?”
“我要回家，我坚决不干了!”连长急切地回答。“有话慢慢讲，着啥急呢?回家的事，可以好好商量嘛!”经一番劝慰之后，这位连长终于平静了下来，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上午九点，代师长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开欢迎会，欢迎我和杨副师长到任。当走进会场时，会场里人已坐满了。只见窗口外、院子里，一些身背冲锋枪的士兵神气十足地游来荡去，气氛显得相当紧张。我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首长对我和杨大易副师长的任命。
话音刚落，人群中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少校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发言，我拒绝接受这个和平改编!”而后，接二连三的人争着要发言。我说：“好，一个一个地讲。”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说开了：“依我说，你们的手段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字：一叫诈，二叫骗，三叫混!我们是决不会跟你们混的!”“甭说编为你们人民解放军，给你们打先锋，就是给你们当后卫，也是壮大了你们的声威，我们也不干!”“依我看，无非再打一仗，我宁可当第二次俘虏，也不接受你们的和平改编!”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调子也一个比一个高，紧张得简直连空气都要爆炸了。我一个劲儿地抑制着自己，一句话也不讲，我倒要听听他们还说些什么。
他们看我怪沉得住气，反倒想听听我的看法。在几个“浪头”过去以后，会场一时平静了下来。我问：“你们都说完了吗?”又是一片沉默。“如果没有人说了，就该我说了。”我说，“我和杨副师长是奉平津前线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之命前来执行北平和平整编协定的。你们如果拒绝接受和平整编，那就是破坏协定，后果你们自然是知道的。你们大概以为我们这几个人是攥在你们的手掌心里吧，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攥在一只更大的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说到这里，我紧捏了一下拳头。“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到会的人一个个面带惶惑的表情，离开了一度成为风暴中心的会场。这时那位师参谋长跟了过来，从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蛮不是滋味地奸笑着说：“好厉害!这回你们又得脸了!”
入夜，我刚刚脱衣躺下，只听得“轰!”“轰!”……在我们那座独立小院的房前屋后，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盲目地打着六O炮。这是在进行“心理战”啊!
第二天一早听到反映，各团、营、连包括师直属队的全体政工人员，一个个都被软禁起来了。他们的帽徽和胸章都被强行扯掉了。显然，他们要把我们的人扣起来当人质。有的警卫员沉不住气了，在那里合计，万一敌人向我们下毒手，我们该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
我回到了军司令部，找到了梁必业政委。我向梁政委汇报说：“看来，这支部队受到了特务的严密控制，他们打着要求回家这面旗子来进行煽动，不打破这种局面便无法进行改造。当前首要的是把我们派进去的政工人员全部撤出来，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就说军首长听了汇报，想直接听听大家的意见，马上在军部召开一个军官代表会，一个士兵代表会，每连派军官、士兵各一名，由该连的指导员带着到军部驻地开会。这样就等于让他们把我们的人全部护送了回来。”
梁政委对我的建议当即表示赞同。随后我们又一起到了李天佑军长那里，李军长也同意了我的建议，他说：“事不宜迟，明天就开会。”
我回到师部后，告诉代师长立即通知部队选派代表出席明天军首长召开的两个会议。我对杨大易同志说：“明天我去军部开会，把司机旁边那个坐位给你留着，到时你和代师长一起送我上车。当汽车一发动，你就临时给代师长打个招呼，就说我也听听会去，趁势上车和我一起走。”对警卫班的同志们也作了交代。
第二天早饭后，一切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各单位的代表来到军部以后，经仔细查点，我们的人一个也不少。不久，代师长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我是李天佑军长，你是余代师长吗?”“是的。”
“你们胆敢抗拒和平整编，关押我政工人员，破坏和平整编协议!我想你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放下武器，一条是武力解决。”
电话里听得出李军长的激怒。“请军座息怒。我们当然只能走前一条路!请允许我想想办法。”余代师长一面回答，一面浑身打着哆嗦。“那好吧，限令你下午五点以前作出具体答复!”“一定，一定!”
放下听筒后，余代师长立即传三个团长到师部开紧急会议。研究的结果是：用“以营为单位集合点名发饷”的名义，将各营带到营部集合，一律徒手，不带武器。代师长将研究结果报告了李军长。
接着军司令部紧张地连夜部署部队，区分各师任务。次日上午按预定计划，干净利落地收缴了该师的全部武器。师参谋长因涉嫌煽动闹事被扣押，其余的军官一律集中，听候安置。各营连士兵则打乱建制，重新进行编组。
这时，我政工人员又重新下到了各团、营、连。为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进行了忆阶级苦、挖苦根、表决心等一系列的阶级教育。广大士兵群众本来就是一些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来当炮灰的贫苦农民，只要摆脱了反动军官们的控制，一经教育，阶级觉悟便迅速提高。没隔多长时间，便又重新扛起他们曾经扛过的枪炮，远征西北，补充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中，参加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的行列，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那位代师长是广东梅县人，经历了这一场惊涛骇浪，几乎吓破了胆。他恳切要求批准回原籍。临行前，他怀着感激的心情，把他珍爱的那具加拿大造的六倍望远镜送我留念，紧紧抓住我的双手，噙着眼泪说：“多亏共产党的正确决策，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流血惨剧。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今后一定安分为民，绝不再与人民为敌。”
我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希望不久在我们部队解放广东以后，有幸能够再看到你，但愿后会有期!”
李欣（1917年——2017），原名李鸿模。福建省长汀县城关人。1933年在广州参加左联领导的“读书会”。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在上海同济大学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任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后任八路军滨海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政委，旅、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1月任解放军第38军113师政委。建国后，1950年奉命从广西战场回到北京集训，成为我国派往国外的第一批外交官。任驻民主德国代办处参赞，驻英国代办处参赞兼领事部主任。196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高级系，任军事学院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78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一系政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兵团职待遇。1957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84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