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中，贺龙算是一个奇才。他原名贺文常，在18岁的时候就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轰轰烈烈的反袁世凯斗争中。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要数“两把菜刀闹革命”，甚至毛主席也对这段传奇的历史赞不绝口。

相传他和密友吴玉霖只用了两把菜刀，就砍死数名反动的军阀士兵，成功夺取了200多支步枪。他们用夺取的武器拉了一支反抗袁世凯的队伍，为之后的革命斗争做出突出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革命斗争觉悟的战士，在决定中国未来的解放战争中并没有指挥任何一场正面战争，甚至还有人传说他“失踪了”。那么，他那时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毛主席说他的位置最关键？

身着元帅制服贺龙

全面内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悍然发动围剿中原解放区的战争，这宣告国共第二次内战正式爆发。国军虽然在前期凭借美援武器夺得少数战争的胜利，但受制于战线太长指挥调度基本失灵。原本计划在8个月内完成的歼灭解放军主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多少，解放军的部队反而越打越多。

发现国民党军队深陷于战争的泥潭，延安方面针对如何发起反击国民党的战略反攻展开讨论，并举行了为时三天的会议。由于这场会议在陕北小河村举行，它也被称为“小河会议”。这场会议分配了反击国民党集团的任务，并计划五年内打败蒋介石的反动集团。

根据党中央的安排，由陈赓、谢富治组成的陈谢纵队、刘伯承、邓小平组成的刘邓纵队、陈毅、粟裕组成的陈粟纵队，三军集中力量攻击国民党统治区。“三股力量”的建立标志着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

刘伯承与邓小平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面临“断后”的问题。抽调兵力进攻国统区势必会造成防守空虚，如果要稳固后方局势必须得有一位悍将坐镇。思考再三，全体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让贺龙负责管理晋绥边区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当时局势十分艰险，国民党军队当时已经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县城以及乡村，正准备集结重兵合力进攻仍未沦陷的残余部分。边区的经济因此蒙受损失，很难为西北野战军提供足够的补给。

而贺龙将要面对的敌人也十分难对付。对于进攻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十分重视，特派亲信胡宗南率领精锐部队进攻。同时命令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西北二马）辅佐胡宗南部队。

西北二马极其穷凶极恶，一直是共产党的心腹大患，早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西北二马的部队在边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边区百姓以及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抓到的解放军俘虏不会按照国际法对待，而是使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对付，残忍程度甚至连侵华日军看了都得自愧不如。

马步芳

虽然对手都是极其难啃的硬骨头，但是贺龙在使命面前毫不推辞。因为他知道身为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讲党性，要把党、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不能像国民党的部队一样搞派系斗争，为了蝇头小利放弃全局的利益。临危受命的贺龙不顾艰险，立刻投入到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重要问题。

问题重重

困扰西北野战军最严重的问题是缺粮。

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敌占区的粮食很难输送到边区内部。马步芳曾发出了“发现偷送粮食投共者，斩！”的死命令，由于害怕“马家军”的报复，敌占区的百姓几乎无人敢偷送粮食进来。为了打垮边区军民的抵抗意志，国民党的轰炸机也会定点轰炸边区的农田、粮仓等重要设施。甚至连百姓为解放军运输粮草的马车也会被轰炸。

除了人为原因外，自然因素也导致西北野战军吃不饱饭。1947年，西北突发特大型旱灾，陕甘宁边区粮食严重歉收，差不多有40万人挣扎在饥饿的边缘。边区的军民很难吃得上一顿饱饭。为了填饱肚子，老百姓基本上天天吃糠。边区的解放军只能靠吃南瓜叶，或者黑豆和野菜、粗糠熬成的糊糊充饥。

饥荒中的灾民

边区的饥荒直接影响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西北野战军曾策划了针对敌占榆林城的一次进攻，最后因为时间拖得太长外加敌人的堵截造成的断粮被迫停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彭德怀致电贺龙说：

“元大滩战斗即无粮食，四纵因此未参加战斗，现各纵均缺粮。三纵及四、六团已有三天无粮接济”，“请确实计算一下粮食有无办法，如不能继续支持，即停止北线作战计划。按现在情况，马（马鸿逵）敌西退亦无法进行战斗”。

第二天，彭德怀向中央报告：“除四纵得到二百石粮，可维持到25日，其他各部无颗粮，三纵和四、六团5日来未得一饱，战士饿得哭。部队很难出动，更难获胜。”

彭德怀多年后回忆攻打榆林城的窘境仍然被缺粮导致的被动局面记忆犹新：“我军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他最后感叹道：“没有粮食，再好的决心，再好的战机也不行！”

进攻榆林城的解放军

除了断粮外，缺少人手也是个大问题。贺龙面对的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以及由精锐骑兵以及轻步兵组成的西北二马的部队，伤亡自然是极为惨重。贺龙指挥的一个纵队有一万多人，但是伤亡高达九千多人！而这个纵队只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像他们这样伤亡惨重的部队数不胜数。有些部队除了番号不变外，士兵来了个大换血。

不仅士兵的伤亡极其惨重，甚至连基层军官的高减员率也极为惊人。根据战史统计到的数据，在解放西北的过程中，团级以上的干部阵亡192人。其中，79%的阵亡集中在1947年、1948年两年。

相较于大量减员的西北野战军，贺龙的对手——老谋深算的胡宗南、凶狠狡诈的西北“二马”则有规模庞大的军队支持。1947年3月，进攻边区的国军总数为25万人，而西北野战军只有2.5万人小河会议时期，国军总数34万人，而西北野战军只有4.47万人。平均下来，围困边区的国军数量为西北野战军的5倍。

也就是说，一个解放军战士得对付五个凶残的精锐轻步兵或者骑兵。

胡宗南

除了人手不够外，贺龙部队的武器装备没有西北“二马”这样的杂牌军阀精良，更比不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贺龙部队的武器装备多是缴获或者接收的日军装备，也有部分是边区内部仿制的“万国牌”。这些武器虽然能用，但无论是精度还是威力都比不过全套美式装备的胡宗南部队。

贺龙部队最缺乏的是重火力，西北野战军一个旅只有两门山炮，迫击炮平均每营不到1门，一个营的轻重机枪仅有10余挺。同时期的华东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相比，简直武装到牙齿。当时的华东野战军一个营就有二三十门各型火炮，六七十挺轻重机枪。

由于缺乏重火力，西北野战军只能利用诸如炸药包、手榴弹这样简易的爆炸物来对付胡宗南的装甲部队，而这大大增加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减员。除了使用简易爆炸物反坦克外，西北野战军也会使用简易爆炸物攻城，而实战表明，使用爆炸物攻城的效率极其低下。

同样是进攻榆林城，负责挖坑填埋炸药引爆的工兵发现榆林城外满是细小的沙土，爆破作业难度极大。但由于缺少重火力，西北野战军无法为攻城提供支援。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暴露在敌人机枪射界下的工兵只能硬着头皮进行爆破作业，而这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伤亡率。

在对付极度依赖骑兵快速机动的马步芳部队时，重火力简直是如筷子捅豆腐一样容易。但受制于缺乏重火力，西北野战军只能用步兵的肉身去硬扛骑兵的铁蹄。很多解放军战士被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活活踩死，有些甚至被骑兵的马刀砍掉头颅。

战争结束后，负责指挥攻击马步芳骑兵部队的王震将军还在痛惜：

“战斗是我指挥的，那时没有什么炮。要是有炮，就能把敌人完全消灭，可以把青马82师一个团干干净净地消灭掉。”

马步芳骑兵部队

除了缺少重火力外，西北野战军的弹药也极为稀缺。西北野战军的一支教导团有3000多位精锐士兵，即使是精锐士兵每人也只有25-50发步枪弹，一旦打完很长时间才有补给。普通士兵的弹药补给则更为稀少，差不多一人才有可怜的5-10发步枪弹，以及几颗手雷。如果用完了，只能上刺刀和敌人肉搏。

西北野战军的炮弹储量更是稀缺。他们在一场战役中，一门山炮只能被分配 5发炮弹，迫击炮则只有5-10发炮弹。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稀缺的炮弹都无法给西北野战军提供充足的支援。

首战告捷

什么都缺的西北野战军军心不稳，作战意愿低迷，极其需要一场胜仗来提振军心。临危受命的贺龙将军当然知道这一点，他立刻着手准备。

时机来了，1947年8月15日在挫败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城的行动后，胡宗南部队错误地估计了解放军的战斗意志，决定派兵和驻扎在贤榆路的国军部队合围撤退的西北野战军。没想到西北野战军虽然撤退了，但没有像国民党杂牌军一样作鸟兽散，撤退的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镇驻扎下来，准备伏击被引入包围圈的国军36师。

8月20日清晨，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伏击贸然进入的国军36师官兵。以伤亡1839人的代价，打死打伤6000多名国军士兵。最鼓舞人心的是，西北野战军缴获了大量极其需要的武器弹药以及各种补给品。

西北野战军的士兵在战后清点缴获的战利品时，惊喜地发现国军士兵简直给边区送了一个大礼包。根据统计，西北野战军缴获山炮7门、迫击炮21门、六零炮34门、轻重机枪198挺、冲锋枪48支、步枪2013支、手枪32支。更重要的是，西北野战军缴获了大量稀缺的武器弹药，包括：各型炮弹956发、大小口径子弹20万发。

缴获的战利品

虽然沙家店战役规模较小，但是它的确鼓舞了西北野战军的士气以及军心。同时它也为缺乏弹药补给的战士们补充了弹药，同时也解了边区被围困的燃眉之急。

对于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毛主席高兴异常。在参加西北野战军旅部以上军官会议时，语重心长地说道：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解决问题

沙家店战役大捷，但贺龙还是得着手解决经济、农业问题。

只有先解决掉吃饭问题，才能打胜仗。农业需要经济的辅助，首先需要统一经济活动。虽然是一介武夫，贺龙还是有一定的经济知识。他亲自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其次是对部队实行联合后勤保障、统筹、统支，同时做到财政统一。

贺龙

接下来需要健全组织机构。指示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区专员和县长兼任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使野战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得到供应。最重要的是开辟筹粮新渠道。他通过中共中央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紧急调拨 10 万石粮食，并组织了由农民组成的运粮队，向前线输送急需的粮食。

淮海战役中“农民工用小板车推出的胜利”，这一世界战争史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西北也出现了。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在看到拉着牛车的民工后，无不赞叹：

“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粮食问题解决了，但是人手问题也得解决。毕竟就算贺龙有三头六臂，拿一个士兵去对决五个士兵也实在是不现实。贺龙立刻开展紧锣密鼓地征兵工作，他先是拉许多已经退役的老兵回部队继续服役，因为老兵无论何时都是无尽的财富。

但即使把老兵都拉来人手还是不够。为了补充人手，贺龙把目光放在了战俘身上。不是贺龙不愿意动员本地农民入伍，而是实在是没有人了。由于战争、饥荒等问题的影响，边区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夸张的地方甚至变成了一比八!

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是文明之师，不可能像国军一样拉壮丁入伍，西北野战军招收的新兵也只能通过动员战俘才能得到。当时西北野战军抓到的俘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西北二马”的残兵败将。由于“二马”脱胎于旧社会的军阀部队，对手下士兵动辄打骂欺凌，喝兵血对于军阀部队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因此，很多军阀的士兵时机一成熟，就会脱离部队当逃兵。这类战俘最好做工作，只需要保证一日三餐吃饱外加按时发饷银就愿意加入。

其二是胡宗南率领的嫡系部队官兵。虽然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但是士兵多来自强征的贫苦大众。这类人对政治立场没有明确的态度，需要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做好思想工作。

但是战事吃紧，即使冒着极大的危险，贺龙也只能把战俘编入西北野战军。因为他相信，被国民党欺压过的劳苦大众，是不会选择再回到旧军队受苦的。他把再教育过的战俘编入不同的部队中，并给了他们一个统一的名称“解放战士”。

国民党俘虏

根据统计，西北野战军的“解放战士”占比在当时解放军中最多，平均在70%左右，数量最多的则高达80%。同时期，东北野战军“解放战士”数量仅占15%。

粮食的问题解决了、人员的问题也解决了，关键还需要解决武器弹药的问题。这个可就难办了，因为边区的工业产值有限，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也很难生产出能用同时又保证数量的武器弹药。

贺龙只得主持兴建兵工厂，同时出资培养符合要求的武器制造技工。他的努力换来了回报，1948年的时候晋绥边区成功建成14座兵工厂，生产出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前线战士手中。

除了自产的武器弹药，缴获的国军制式武器装备也帮了大忙。虽然战争前期解放军处于被动，但战争中后期在贺龙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逐渐化被动为主动，一连取得多场战役的胜利。

解放区兵工厂

取得的胜利保证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而缴获的武器弹药又保证了胜利。就这样在连续胜利的帮助下，西北野战军不用像战争刚开始那样过度“节省”弹药，武器弹药问题也成功解决了。

贺龙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忙解了边区被围困的燃眉之急。他根本不是谣传的那样在解放战争中失踪，等建国后再出来享受荣耀。如果没有他在后方的操劳，党中央所在的边区难逃覆灭的危险。

主政西南

进入1949年，曾经在中国嚣张跋扈的国民党部队，如同秋后的蚂蚱蹦跶不起来。大部分国军部队在被打散后，丢盔弃甲，化整为零逃入台湾。也有部分割据在西南各省以及沿海小岛上负隅顽抗。

为了清缴这些顽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成功帮中共中央解围的贺龙再次“出山”，配合刘邓大军挺近大西南。在贺龙的英明指挥下，他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成都歼灭10多万国军士兵，迫使当时成都的守军司令裴昌会率部下一万余人投诚。

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四川的土匪成了党中央以及四川人民的心腹大患。这些土匪不是被生活“逼上梁山”的可怜人，而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通过收编残军败将以及地方上的流氓无赖，临时拉起来的“反共武装”。由于国民党在川渝地区经营多年，有大量的特务分子活动。1950年初，大小匪特有300多股。2月份的时候，匪特人数则多达四五十万人。

四川横行的匪特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威胁。由于事关国家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贺龙率领的部队放缓了和平接收西藏的进程，决定不清除匪特誓不还。

四川的土匪一直是让历届政府头疼不已的黑恶势力。他们行踪神秘，性格狡猾而又残忍。一发现官军前来围剿就躲进深山，由于人生路不熟，孤军深入的官兵被土匪分割包围，大部分被悉数歼灭。解放军入川时吸取了官兵剿匪时的经验教训，同在解放区开展土改时的经历结合。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对盘踞在深山里的匪特势力进行了清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