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谆（右一）

2012年8月27日下午，一名老人因病离世。他的后人将他火化。在老人的骨灰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大小二十多块有别于骨头、疑似弹片的硬块。

原来，老人是一名老兵，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过。许多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身上，仍然留着当初为祖国奋斗的印记。

但是这位老人还有一段更为不一般的经历。他的名字叫做耿谆，在战场上被日本俘虏之后，漂洋过海，竟在那个弹丸小国的土地上，发起了一场“暴动”，证明了中国男儿的铮铮铁骨。

再度睁开眼时，他来到了陌生的国度

耿谆出生于1915年11月，是河南襄城人。他年轻时读过几年私塾，小时候家中开茶店，后来因为闹土匪，茶店被人洗劫一空并烧毁。后来耿谆在街头贩卖旧书，同时也因此可以阅读大量的书籍，学到了不少东西。

1932年，耿谆进入军队当兵。1937年8月，他已经被提拔为中尉。1944年时，耿谆已经是一名上尉连长，奉命防守洛阳。几年的军旅生涯中，耿谆永远冲在战场上的第一线，落下了许多的伤痛。他本以为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死在战场上，却不想，最后竟成了一介俘虏。

那时，日本军队重兵攻打洛阳。而耿谆的部队正好布防在日本军队的进攻路线上。那时他们的连队中仅有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一些汉阳造、三八式步枪，以及一些大砍刀。而日本军队则是重火器和5辆坦克。过分悬殊的兵力让战场的局面变得极为不利。

战斗到激烈处，耿谆的后背、左脚和耳廓等多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浑身鲜血淋漓。但是他依然浴血奋战在前线。最后，耿谆所领导的70余名官兵都战死在战场上。而耿谆因为一发炮弹近距炸响而昏死过去。

再度睁开眼时，耿谆已经成为了日本军队的俘虏。1944年7月，耿谆被日本兵押上一条海船，船上还有三百多名中国人。他们一同被押送到日本做劳工。汽笛响起时，人们看着翻滚的海水和渐渐远去的大陆，心知自己再难返回故土，不禁都失声痛哭起来。

当时日本对外发动战争，导致国内劳动力缺失，因此从各地都俘虏不少人运往日本国内充当劳工。日本军队虽然没有杀害俘虏，却待他们非常苛刻。

在船上时，日本为躲避美军的袭击，在大海上绕行了七天七夜。他们又担心劳工们可能暴动，就把人全部关进船舱。因为害怕海水进舱，还用油布蒙上。再加上当时是盛夏，船舱十分闷热，没几天就有人死了。

耿谆无法坐视同胞的死亡，主动与日本军队进行交涉。日本军队妥协了一部分条件，并将耿谆任命为劳工大队长。

耿谆把同胞们分为9队，还特意分出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为了鼓励大家，他说道：“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还会有活着回来的那一天！”

到达日本后，耿谆一行人被押送至日本花冈作业所挖矿，那里共计劳工达980多人。耿谆依旧被大家推选为劳工大队长，带领大家在陌生的国度等待回国的那一天。可惜的是，日本残酷的劳工条件，让这批人中的不少人都永远留在了异国领土上。

最开始的时候，劳工们还能多少得到一点粮食充饥。没有多久，他们就只分配到一点像是橡子面做的小窝头和苹果渣。这种橡子面不能发酵，做出来的东西黑黑的一团，极难下咽。不少人就因此活活被饿死了。有的人甚至因为饥饿，去偷吃死老鼠。

劳工们吃食方面被如此苛待，干的活却不允许有一分一毫的偷懒。甚至遇到下雪，日本军队也要逼迫他们在水沟里继续干活。除此之外，监押劳工的日本监工，更是常常以凌虐劳工为乐，动辄为一点小事将劳工打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

劳工们甚至连生病了都不敢休息。有一名劳工薛同道病了，连路都走不动。谁又知道薛同道那时才23岁，曾是一名八路军，身体棒得很，现在他却可怜凄惨至此。

耿谆不忍心，劝他说：“别出工了，去病号房歇着吧。”薛同道只说：“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人啊。”

当天，在回来的路上，薛同道就支撑不住，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看到一个朝鲜老妈妈看着他，偷偷递了一个小米团给他。可是刚等他接过小米团，日本监工就冲了过来，一巴掌打掉米团，还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这样还不算完，回到驻地后，日本监工们围着薛同道殴打他，什么木棍、铁尺、皮靴，统统都招呼到这个骨瘦如柴，脆弱不堪的年轻人身上。一旁看到的劳工为薛同道的悲惨遭遇红了眼，有些人不忍心地掉转过头。

有一个人忽然悄悄告诉耿谆说：“大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是用公牛生殖器编制的‘牛阳鞭’！”

这句话一下子点燃了耿谆本就苦苦压抑在内心的怒火。他曾多次为了劳工的悲惨境遇去同日本军队交涉，要求对方改善他们的条件。

可是他每次都无功而返，劳工的境况反而更加悲惨。此刻他已经不想再忍耐下去，士可杀不可辱，何况即便继续忍耐，也未必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于是，他暗中下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瘦骨嶙峋的仁义之师，与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

日本军队苛刻的劳工条件，让原先980多人的劳工骤然只剩下七百多名。死去的劳工都被火化放在一间小木屋中，耿谆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带着大家一起返回故土。可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骨灰盒，耿谆的内心充满了痛楚。

劳工工作所中，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有人偷偷向耿谆传递消息，说苏联会路过日本的北海道附近。已经做好决定的耿谆觉得机会来了，准备带领劳工们发起暴动，并且逃往北海道，联系苏联军队，想尽办法回到中国。

他先是找到一些骨干说：“怎么着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他刚一说完，其他人就立刻表示同意。接着，耿谆又假借抽烟借火的机会，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把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

700多人的劳工，有人是国民党军官，有人是共产党军人，还有人是无辜的农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难免会有摩擦，会有矛盾。可是这些人，一听到耿谆的计划，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眼中闪烁着怒火，想要在这异国他乡怒吼一声。

耿谆很快就和几位劳动骨干定下计划。他们会先杀死日本监工，然后趁机出逃，往北海道的方向走，看看能不能遇到苏联军队，或幸运地碰上船只。

可是，即便有船，茫茫大海之上，他们一行人未必可以顺利抵达中国。更何况，一路上肯定辛苦万分，说不定就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在半路。如今他们都被饿得瘦骨嶙峋，病痛不堪，根本没有多少的战斗力。

死亡，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因此耿谆告诉每一个人，都给自己准备好用于自尽的东西。而耿谆，则是磨好了一把尖刀。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反抗日本军队的暴行。

1945年6月27晚上，是他们约定好要发起暴动的日子。可是当天晚上，耿谆宣布要改变暴动的时间。原来并非耿谆突然心生害怕想要拖延时间，而是他知道今晚值班的人，是“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

这两个人，虽然是日本人，却对劳工们十分同情。“老头太君”单独带工时，总是让吃不饱的劳工少干一点活。若是有人摔倒，他则会让对方去休息。而“小孩太君”则是管理粮食，常常会尽量多给劳工分一点口粮。

若是他们今晚发起暴动，一来黑夜里难以分辨，难免误伤两个同情中国劳工的监工。二来，劳工发生暴动，日本军队肯定会追究当天监工的责任。因此，耿谆就决定将发起暴动的时间推迟三天。

推迟三天，对于耿谆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风险。700多人的队伍，谁也不能保证风声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可是他们却仍然这么做了，并且毫不犹豫。

除此之外，在发起暴动时，耿谆更是让本就胜算渺茫的大家带上病号一起逃跑。他还一再叮嘱大家说：“暴动后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清白！”

暴动开始后，劳工潜伏至日本职员宿舍，他们准备先破坏电话线，避免日本人联络外界。但是却被意外发现。争斗中，几名监工和汉奸都被打死，其他日本职员逃了开来。没有多久，警报声响起。

耿谆不得已更改了原先的计划，立即带着劳工们匆匆往山上逃跑。

险死还生，重见天日会返回祖国

花冈暴动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日本监工福田金五郎和清水正夫引来一批庞大的队伍，包括当地的警察和地区的宪兵以及民间团体等人员，共计2万多人，对700多人的暴动的劳工进行围剿。

劳工们本就受到苛待，瘦弱不堪，又被数目庞大的敌人围剿，只能依靠铁镐作最后的斗争。有的想要搬起石头砸敌人，体力不支，一下子昏倒在地。许多人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最终都被敌方俘虏。

而耿谆准备好的尖刀，也在混乱中遗失。他只好解下自己的裹脚布，一头拴在树根，一头套在脚上，中间一个活结勒住自己的脖子。脚一蹬，活套就越勒越紧。

眼看耿谆就要在异国他乡结束生命，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敌人抓到了他，让他再度成为一个俘虏。

面对被俘虏的中国劳工，日本军队毫不留情。他们强迫众人跪在花冈町警察署前面的广场上，任意打骂，连着三天三夜都不给一丁点吃喝。

日晒雨淋之下，又加上劳工们本就瘦弱不堪，很快就有人支撑不住，两眼一黑，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有数据统计，三天时间内，中国劳工就有113人死亡。

无法坐视如此悲惨的事情一直持续下去，耿谆和部分主要策划者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在这期间，日本军队也一直严刑拷问耿谆，怀疑他是中国派来策划暴动，试图颠覆日本。面对这种污蔑耿谆并不承认，直言是无法忍受日本军队对劳工的苛待才发起暴动。

受尽折磨的耿谆后来被押至秋田监狱，一个月后，他又被押至裁判所。无论在哪里，他都受到了折磨。法庭上法官最后判定耿谆为“战时骚扰杀人”，要判处他死刑。其他人则是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15年不等，最轻者为7到5年徒刑。

面对这样的结局，耿谆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他虽然并不认同日方的判决，也没有想要上诉的想法。他心想，自己或许就要死在这异国他乡了吧。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而耿谆接连转换法庭，最后由军事法庭改由普通刑事审判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监牢的时候，有一个日本青年，暗中给耿谆递了纸条。第一次是写着“日本战败”，第二次写着“世界和平”几个字。后来耿谆打听到，对方原来是曾经刺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未果的反战派勇士，小长光。

没有多久，耿谆的境况就得到了改善。而当初作恶多端的监工们，则是被列为战犯押上日本的横滨军事法庭。耿谆因为身体虚弱不堪，不得已要先回国疗伤。

等到1947年9月，他再度踏上日本的国土，作为证人，在日本横滨军事法庭上，饱含血泪地吐出身为劳工时，受到的压迫和日本监工的残暴。

谁能想到，曾经在日本监工的压迫下，瘦弱不堪，气息奄奄，甚至已经被判处死刑的耿谆，会成为原告，在法庭上控诉他们的罪证？

最后，法庭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

同时，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被判为犯罪的劳工案件。

一纸诉状，多年坚持，他只想为数百名死难同胞讨回公道

耿谆后来就回到中国，在老家务农为生。他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子平平淡淡地继续过下去，只是会常常想念埋骨异国的同胞而已。

没有想到，日本秋田县的老百姓，却记得这样一群铁骨铮铮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英勇地反抗压迫，并不曾伤害到他们一分一毫。1953年7月，他们就自发地把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搜集起来，送回中国，安放在天津。

转眼到了1985年，当时耿谆已经是71岁。他偶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二战期间日本秋田“花冈事件”幸存者刘志渠等4人，现向鹿岛建设提出赔偿要求。耿谆仍然记得刘志渠，当初还是他把刘志渠安排在劳工病号房中当看护。

面对这样的消息，他不禁想到，时隔多年，难道还可以追究日本人的责任，为过去的数百名死难的劳工讨个说法吗？他立即就写了一封信，寄给战后在日本定居的刘志渠。

而刘志渠收到信后，立刻就带着日本作家石飞仁到中国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拜访耿谆。刘志渠说：“鹿岛建设如此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有权向他们讨还血债，向他们索要赔偿。”

而同行的日本作家石飞仁，对于花冈暴动就非常感兴趣。他对于其中受苦难的中国劳工抱有极大的同情，更对耿谆十分感兴趣。

他就因此撰写过一部再现花冈暴动的书，名字叫做《花冈蜂起——中国人强制联行》。此次见到耿谆之后，回到日本的他立即发表一篇《耿谆健在》的文章，在日本引起轰动。

在日本，像石飞仁一样关注中国劳工事件的还有一个由教师、律师、医生和部分旅日华侨组成的名叫“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的社会团体。他们专门调查和研究战争时期中国人被俘虏至日本强制劳动和遭受迫害的内幕。“花冈事件”也一直是他们调查和研究的重点。

耿谆晚年时参加的六十周年活动

这个社会团体，还在大馆市的十濑野公园里，竖起一座高5米、宽1米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在每年的6月举行于纪念碑前举行“灵慰祭”活动，来纪念“花冈事件”中的劳工们。

1987年6月，耿谆就受到这个社会团体的邀请，再度踏上日本国土，祭奠花冈死难的劳工。而当年的“小孩太君”也特意跑来拜访耿谆，感谢当年耿谆为了保护他而推迟暴动的时间。

之后他还怕日本右翼分子会袭击耿谆，时时紧跟在对方的身边，保护耿谆。还有一些有同情和支持他的日本朋友说：“中国劳工若想打官司，我们可以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帮助。”

在那里，耿谆还见到了日本参议院田英夫。在“花冈事件”42周年纪念会上，大馆市市长、参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等人都到场献花致哀。许多旅日侨胞和中国驻日使馆代表也前来凭吊烈士。

田英夫

回国后，耿谆就联合其他幸存劳工和部分死难者的家属，成立了“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1988年12月，他就以“联谊会”的名义，正式向日本鹿岛建设提出三项要求：

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

二、在中国的南京、日本的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桩惨案，永远不再发动战争；

三、鹿岛建设必须付以经济赔偿，花冈作业所986名中国劳工，每人五百万日元。

中国政府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是并不代表中日双方之间的民事间战争索赔也一并“放弃”，耿谆认为他们这些惨遭迫害的中国劳工，有权向鹿岛建设追讨血债。

但是鹿岛建设态度强硬，拒绝后两项要求，耿谆为此气愤不已。1995年12月20日，耿谆和幸存者们一同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一纸诉状，再度将鹿岛建设推上了被告席。但遗憾的是，一审被日本法官圆部秀穗粗暴地中止审理，最终耿谆被判败诉。

耿谆面对此情此景，对着日本众多媒体抗议道：“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错的再次体现。”

1998年5月，志愿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团长新美隆，带着日本律师团前往北京拜访以耿谆为首的中国劳工，询问他们是否还有继续打官司。耿谆回答说自己绝不会变更自己的决定，一定要让鹿岛建设为中国劳工们郑重道歉。

他甚至还声明说：官司若是我们几个先打赢了，赔偿的钱我们一分也不拿，花冈惨案中986名劳工中只要有一人没有拿到这笔钱，我们就永远不动它。

其他几名在座的劳工代表也立即表示赞同。许多老人都已经年迈不堪，一身病痛，可他们的身上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之后的几年，耿谆就一直为这场官司不断奔波，甚至他已经老到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是他却始终不肯放弃。到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以耿谆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同日本鹿岛建设为“花冈事件”诉讼案和解。

但在和解书的《联合声明》中，鹿岛建设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进行道歉。但是鹿岛建设却将所有“花冈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的5亿日元的补偿款，将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并设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

日本鹿岛建设将这笔补偿金，说是“捐出”而非“赔偿”，让耿谆无法接受，拒绝领取这笔费用。他愤怒地说道：

“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捐出’，只要他们认罪和带有认罪性质的赔偿。日本鹿岛建设在其关键‘说法’上耍花枪，说明他们过去凶狠残暴，现在仍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所以我决不妥协！”

到了2006年的时候，有人曾经去采访已经91岁的耿谆。他身患疾病，急需金钱治病，却仍然不肯领取那笔鹿岛建设“捐出”的费用。直至2012年8月27日，这个97岁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也未曾违背过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