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国民党名将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调集8个精锐师、共计10万人马，向我军南满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妄想将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一举“剿灭”。
由于敌人在兵员数量、武器装备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我军在与敌人交手后没多久就陷入不利局面，特别是四纵部队，由于兵力较为分散而打得极为被动，险些被敌人各个击破。
那么四纵到底有多少兵力呢？这是有据可查的，该纵在1946年2月完成整编时，虽然包括三个师、一个炮兵团、一个警卫团，实际上并未满编，总共只有10000人左右。
这次四纵跟杜聿明交手，由于情势所迫，这区区一万人马竟不得不四路出击：一路守御赛马集，一路扼守摩天岭，一路协同三纵作战，还有一路由司令员胡奇才（1955年成为开国中将）率领，向一个名叫小市镇的地方发起攻击。
也就是说，四纵作为我军的主力纵队之一，竟被分拆到大约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从10月19日起，四纵部队果然受到这种分头把关战术的拖累，陷入四面受敌、多处告急的险境：继第十师在永陵失利之后，胡奇才被迫从小市镇撤兵，第十二师则分别在摩天岭、牛蹄崖保卫战中落败。
没过多久，杜聿明又出动号称“千里驹师”的第二十五师等数万兵力，从不同方向对四纵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口吃掉四纵及辽东军区首脑机关。
毫不夸张地说，此时形势万分危急，四纵已进入其成立以来最凶险的时刻！
辽东军区首长无奈之下，只得电令胡奇才立即派出主力部队到草河口附近，作为我军的第一道防线，掩护军区机关转移。
但胡奇才将军接到这道军令之后，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军区让四纵派主力去守卫草河口，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样做只顾及到军区机关，却没有考虑到四纵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如果四纵把主力派到草河口去，确实能够起到掩护军区机关转移的作用，然而四纵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极有可能是一个结果——点点分割，步步后退，直至被敌军压缩到凤城这个弹丸之地，孤军与敌人的大部队决战。
在四纵兵力仅为敌军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最终的结局要么是被全歼，要么是被打得溃散，几乎没有逃脱厄运的机会。
如果四纵就这样被敌人打光了，三纵孤掌难鸣，还能支撑多长时间？军区机关就算一时无虞，最后也势必难逃一劫！
因此胡奇才断定，如果真的把主力部队派到草河口去，就会给整个纵队乃至全区军带来不堪设想、无可挽回的后果！
他反复研究之后，认为唯一合理的破敌之策，就是把为数不多的主力顶到赛马集去，拖住敌第二十五师这支精锐中的精锐，为军区机关转移争取时间，同时让全纵队把兵力集中起来，适时反击敌人。
胡奇才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挽救四纵，才能挽救军区机关，才能扭转整个战局。
然而这样做就是擅改军令，势必受到上级的严厉处分，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当时，四纵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等主要干部都去开会或执行任务了，胡奇才只能自己扛起责任了。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十一师政委李丙令时，后者深表疑虑：“不去草河口，去赛马集？这可是擅改军令啊！”
“我也知道这是擅改军令、自作主张，但是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纵队和军区都危险！”胡奇才斩钉截铁地说道，“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要掉脑袋就掉我胡奇才的脑袋！”
他以壮士断臂的气魄断然下达了命令：十一师三十一团抢占赛马集以北的分水岭，拼死顶住敌第二十五师；十二师三十五团且战且退，掩护军区机关转移，并为纵队集结创造条件。
10月20日夜间，四纵各部队都按照这一部署分头行动。
随后，三十一团在分水岭与敌第二十五师展开了极为惨烈的鏖战，死死地堵住了这股敌人，让军区机关得以顺利转移。
三十五团的任务也执行得很好，他们成功牵制住了一部分敌人，使得十一师、十二师其他部队顺利完成了集结。
虽然胡奇才顶着巨大的压力自作主张，下的是一步险棋，但一切都按照他的部署得以落实。
23日黄昏，四纵主力部队在新开岭附近的一个山冈上会师，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
眼前这人喊马嘶、军心振奋的情景，竟让胡奇才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眼圈儿都红了。
仅仅过了几天，胡奇才、韩先楚就率领四纵将士在新开岭痛击敌第二十五师，共歼敌八千余人，取得一场彪炳军史的大胜。
如果不是此前胡奇才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让部队不去草河口，而是坚守分水岭，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此有军史研究者评价，新开岭战役的大胜，虽然名将韩先楚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也可以说是胡奇才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换来的战机。
参考史料：《传奇将军胡奇才》、《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四野档案·第四野战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