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35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接到联队长传达的任务，叫他准备一下明天要出任务。
张立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35中队就是“黑猫”中队，他是一名U2飞行员，U2的任务是深入大陆进行间谍侦察。
张立义出生于1929年，1951年毕业于台湾空军军官学校，他是台湾第一批到美国接受F84战斗机训练的一员。1953年11月回到台湾后，他被编入台空军第一联队开始执行任务。
随着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空军在制空权上已不再占据优势，每次执行任务返航后，张立义都会感到与家人重聚的激动与生还的庆幸。
1958年，他在大陆沿海福建等地遭遇我军战机，张立义不敢交战，急忙丢下油箱等装备逃回基地，落地后才发现自己的座机竟然被丢下的副油箱轧了个大洞，险些结束他的飞行生涯，让他领教了大陆空军的厉害。
1963年底，张立义又被派去美国接受U2飞机的训练。在当时，U2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名字，这种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能可达22250米，地面炮火打不到，战斗机也受限于飞行高度难以拦截，号称是最安全的高空侦察机。能被选中飞U2，张立义觉得安全感增加了不少。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1962年9月，台湾第一架U2就被我军导弹部队击落，此后又连续被击落两架。如今，驾驶U2深入大陆执行任务已成了个苦差事，航程既长，风险又大，张立义心里有些发毛，不知什么时候被击落的会是自己。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张立义想着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不情愿接受这个任务，飞行并不安全，万一被击落，谁来照顾他的妻儿老小。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18时，张立义驾驶着他那架编号为3512的U2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
飞行了一段时间，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神经立刻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导弹就会撞上来。
提心吊胆飞行良久，飞机进入内蒙古上空地区，他又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能返航。这是他第4次任务，按照台湾地区空军的规定，再完成6次，总计达到10次，他就可以离开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是萨姆-2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系统已经使他的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枚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着要不要打开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窜入他的机翼下。顿时飞机像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击中了，下意识地拉下自动弹射手柄，只听轰地一声，然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已身处地面，只觉得寒风刺骨，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张立义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哪里受得了零下20多度的低温，他准备起身取暖，但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传来奇痛，这才知道自己受伤了。
过了不久，他听到远处传来汽车的声响，还有车灯闪动，可并不是往自己方向而来，他意识到人们是往飞机残骸去了。张立义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他会在这冰天雪地冻僵，他大声呼喊，举起手臂摇动。可是由于已受伤，他的叫喊声十分微弱。距离太远，树林又太密，声音逐渐远去。
张立义只得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希望能被人看到。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后，他终于看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张立义心中大喜，奋力爬行到村头第一家，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门口，想到灶口取取暖。
农妇大惊：“你是谁？”等定下神来，看到他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和高空飞行服，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披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农妇的事很快办成了，她带回了几个民兵。这位妇女是当地大队长董吉召的妻子，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
几个民兵随后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已经换上了当地人的打扮，带着有耳棉帽，正在炕上吃鸡蛋面条。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哪里像对待俘虏，分明是在招待客人。
张立义随后被送到呼和浩特，住进那里的解放军医院。经检查，他受伤严重，又被专机转送到北京的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住进医院的第一个星期，他的情况非常紧急，经检查，张立义在严寒的室外经过一整晚的爬行已受到严重冻伤，当时记录的病情是：双眼严重充血,双脚因冻伤而将近坏死,脊骨挫伤起坐不得,肩头及右肋下嵌入许多碎片……病情十分危急,于是立即开始施以紧急治疗。
根据张立义自己的回忆，他右肩外侧所附着的几十粒碎屑，医生很细心地逐一取出并将伤处洗净、擦上止痛消炎药。肋下两块较大的弹片，经过外科手术取出。他的双脚在降落时碰撞到地面受伤，经过一夜的冰冻，已经红肿而麻痹得不能动弹，到了空军总医院,被发现两脚的肌肉组织已经濒于坏死,若再去迟一步,就只有截肢一途。
结果，在医生高明的医术下，不但保全了他的双脚，过了一年后，更让他曾经冻僵并将坏死的双脚恢复了正常功能。
还有脊骨挫伤，他开始时只是觉得起坐极为不便,一经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脊骨的第三、四节受了挫伤所致。经过脊椎方面的各种物理治疗,过了一阵就幸运地不药而愈,逃过了会导致终生瘫痪的一劫。
在大陆，张立义得到了悉心照料，在台湾，则又是另一番光景。
在张立义还在炕上吃面条的时候，在他台湾东港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生正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很快，台湾当局已经给张立义把后事完成了，在新店璧潭空军公墓两个墓穴，就是他和另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叶常棣的“衣冠冢”。
身在台湾的张立义家人悲痛欲绝，他们不知道，张立义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和改造。1970年，张立义被释放，他先是回到老家南京，与在大陆的亲人们重逢。之后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1975年6月进入南京钢套厂任三级钳工，1981年3月调任南京航空学院实习工厂实习组副组长，在工厂期间，他表现优异，被评定为工程师待遇。
1982年8月26日，大陆公布了他和另一位被俘的U2飞行员叶常棣的情况，批准他们可经香港返台探亲，并提供他们在香港居留期间的生活费，希望台湾当局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
我们根据党的“来去自由”政策，告诉叶、张二人，如果不能入台，仍欢迎他们回来，职务、待遇不变；也可以去其他国家或留在香港。你们回台探亲是正当合理的要求，正义、人心均在你们一边。
然而回台的过程出乎他们意料地艰辛。台湾方面早已迫不及待宣布他们死亡，如今两人死而复生，让台方颜面大丢。他们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张、叶的回台要求，一会说要确认他们是不是“间谍”，一会又说入台后要对他们“军法审判”，千方百计要让两人知难而退，放弃回台湾的想法。
滞留香港数月后，情况仍没有任何好转。台湾方面的行为引起岛内强烈不满，尤其是台空军人员，飞行员们抗议：“他们都是执行命令飞到大陆被打下来的。现在大陆宽宏大量放他们回来，反而刁难，为你卖命却不让回来，这能说得过去吗？”
后来，经过当年同事联系，设法让他们进入了美国，靠着友人的接济和打零工，张、叶维持着日常生活。
张立义与叶常棣在美国加油站打工时留影
在美国，他们更见识了台湾当局的不近人情。1986年，叶常棣母亲来信，告知他父亲病重，日日夜夜思念着失去音讯20多年，而今在异国他乡“复活”的儿子，希望能见上一面。叶常棣立即跑到台湾驻美的休斯顿联络处申请回台签证，仍被拒绝。两周后叶母亲打来电话，父亲病危即将离世，希望他立即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叶常棣再次跑到当地的联络办事处询问，办事员依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通过友人找到该处主管，主管的回复是：我会将你的案子向台北外交部去请示...然而，之后几天叶常棣每天询问进度，得到的答复都是：快了，再等一等...一直等到他父亲去世入土，办事处还是没有接到任何指示。经过此事，叶张两人都对台湾当局彻底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从此不再妄想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
由于无法返台，在美期间，张立义的家人只能偶尔过来探望他。他两儿一女都已成年，1986年，女儿静怡婚后定居纽约，经常会到张立义居住的华盛顿老人院看望父亲，他总算能感受到一丝天伦之乐。到了1989年11月时张立义60大寿时，两个儿子、大媳妇一同来到美国，在女儿居住的纽约为他庆生。这是他被宣布“死亡”后，第一次和所有儿女，再加上进门不久的儿媳一起团圆。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团聚，张立义说，只能以“悲喜交集”来形容。
在此期间，家属和同事不断为他们进行呼吁，台湾舆论也一直要求台方接纳他们。即便如此，直到1990年9月，滞美7年的叶、张二人才终于得以回到台湾。
张立义一直牵挂着在台的妻儿，在大陆时婉拒了重组家庭的建议。在台的妻子张家淇对他也是情深义重，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妻子并不愿相信他已死亡，迫于生活压力不得已再嫁，但与第二任丈夫订下君子之约：如果有一天张立义又重现于世,他们就解除婚约。得知张立义还在人世的消息后，第二任丈夫何先生信守约定，按照张家淇的意愿，让她自由回到了张立义身边。1991年，张立义回台后两人复婚。
对比两岸对他们的态度，可称是截然相反。大陆为他们精心治疗，更是将张立义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这种抢救并非以获取情报或技术为回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此后，又为他们妥善安排工作，在大陆期间，两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自食其力，凭借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认可。
台湾当局对飞行员洗脑称：如果在大陆被击落，被抓住后要被剥皮抽筋。被俘的叶常棣还在与前来看望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及过此事，刘亚楼不禁愕然。
而在他们被击落后，根本未见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宣布飞行员已“成仁”，给他们本人和家庭都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痛苦。等到两人“复活”后，又千方百计百般刁难，甚至在两人回台后，仅得到了一笔一次性的“退休金”（张立义领到新台币70多万元，叶常棣只领到新台币40多万元），这区区之数，就等于将他们一生的军旅生涯就此了断，今后或生或死，都与他们曾经效命过的台湾当局无关了。当时两人都才60出头，还有许多余年要养，他们一度到各方奔走、投诉、希望领到一个“终身俸”的待遇，最终还是徒劳无功。
张立义、叶常棣这样的台湾军官，深受台湾当局宣传蒙蔽，一度反共意识浓厚，我党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使他们转变了思想，逐步转化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工程师、副教授。
回台之后，张立义始终记挂着大陆，他像候鸟一般，在台湾和大陆间迁徙居住。
2015年9月3日，85岁的张立义应邀登上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观礼台，见证了祖国军队的威武之师。“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作为一名中国人我非常骄傲！”张立义动情地说。
9月5日，张立义由北京飞往包头。“我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在内蒙古的那段经历……”时光荏苒，但张立义对草原饱含深情，他特意来到内蒙古，感谢当年乡亲们的救命之恩。
2019年，张立义因病去世，终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