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上英烈何其多，前几天又一批英烈骸骨回家，他们站起来是座山，躺下了是座碑，但是在朝鲜战场上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的的工作是除了战斗员以外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但同时却是所有人最不原因干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伴随着牺牲，他们的工作就是埋葬战友，并记录下来牺牲战友的信息，他们自己给自己取名烈士安葬组。

是的，当他们出动的时候，就意味着又一个战友牺牲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中国有句老话: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可是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朝鲜战场上，战士牺牲后，大部分就地掩埋，在上面插一根木棍，上面写下部队编号和姓名当做墓碑，有时候埋葬战友却无比困难，出于这种情况，特地组建了烈士安葬组。

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后大部分都是在38线以南展开，其中大约有7万5000人伤亡在韩方一侧，尤其是第五次战役其中180师伤亡最大，大约有4000人伤亡。

在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撤退到三八线附近的时候，好多牺牲的战士都被放到一起埋葬，如今有好多已经无处找寻。

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其中有一条就是每年送还在韩国境内的志愿军战士的骸骨回国安葬。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专门来到韩国的砥平里，在三七线附近的冻土里挖出19具中国士兵的遗骸，以及志愿军的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

在朝鲜这边还好，包括埋葬毛岸英的烈士陵园有八座，62处烈士墓地，还有243处烈士合葬墓。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开始了，15万人的九兵团，经历了朝鲜几十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比九兵团还先入朝的几个军还能继续打下去，九兵团直接就地休整，只到第五次战役才重新开赴战场，可见他们的伤亡有多大。

尤其是那支震撼人心的冰雕连，保持着进攻姿势，全部牺牲，他站起来是座山，躺下也是一座丰碑。

而这些人不可能运回国去安葬，只能就地埋葬，可是寒冷的冬天让安葬他们也成了困难重重的事情，那就是土地根本挖不动，被冻的太硬了，铁锹根本铲不动，就是铁镐打上去只有一个白点，就因为这个该死的天气。

著名英雄孔庆三，在一个高地上架炮进行支援，就是因为地被冻的太硬，一支炮腿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架设，最后用身体支撑着炮腿，因反作用力和退堂的炮弹壳砸中而牺牲。

英雄无法埋葬，这如何是好，志愿军战士在地上挖了一个多小时都挖不动，最后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用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烧山，在松树林里，把松树砍倒直接烧了，因为松树上有松油，耐烧。可以多次放到不同地方，等烧完以后，再在烧过的土地上挖坑。

但是挖了没一会，温度就又降下去了，只能再烧，他们挖这个坑从当天下午挖到晚上凌晨三点，才挖好一个坑。

当时不仅九兵团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其他部队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战士牺牲了，如何掩埋，并做好记录，从而组建了安葬租。

安葬组的工兵班查看地形、挖好墓穴。护士用酒精擦净烈士身上的泥污和血迹，为他们整理衣物。组长清点烈士遗物，登记信息，在简易地图上标注安葬地点。大家一起用一丈八尺的白布把烈士遗体包裹整齐进行安葬，头部对着祖国的方向。

而这些信息正是日后，挖掘在韩国境内的志愿军遗体重要的资料之一，因为被埋葬的战士大部分并不在其原来战斗过的战场上，而是其他地方，有了这些资料就容易点，就是容易一点，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改变。

71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张书义，通过自己的回忆写出来一本回忆录《烈士安葬组》，后来被改编成了剧本，其中的一段描述。

那是在第五次战役的时候，在第二阶段因为后勤保障的问题，部队必须北撤进行补给休整，准备在战，而李奇微运用“磁性战术”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速度优势，对志愿军进行穿插包围。

这时很多战士牺牲，尤其是有的部队已经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很多战士根本来不及掩埋，尤其是有许多功臣，跟随在前线救护队的张书义已经后撤了20多公里，马上就到三八线，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正在这时，救援队接到消息，他们所在的位置向南3公里的位置，有战士牺牲了，朝鲜地下党原朴顺子正在那里守着这位战士。

张书义第一个站出来，他说那是他们安葬组的任务。

院长看着张书义年轻稚嫩的脸庞，面露犹豫：“部队都已北撤，你们可能有危险。”

“我也去！”这时女护士高莲清急切地说，“我的任务是给烈士清洗，让烈士走得干干净净。我必须去！”

院长点了点头：“好！把我的马也骑上，你们俩一人一匹，完成任务立即返回。”

两匹马，两个人，冒着微微细雨，疾驰而去。

骑行不到3公里，他们看到公路旁的大树下一位朝鲜姑娘正焦急地张望。张书义急忙勒绳下马：“你是朴顺子？”

“我是，朴顺子，朝鲜劳动党党员。”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回答。

“志愿军烈士呢？”高莲清问。

“走，跟我走！”朴顺子往前指了指。

他们向一个山沟里走了大约300多米，她指着一个用草帘子覆盖的一个防空洞说:“中国同志在这里。”

张书义和高莲清掀开草帘，一名志愿军烈士横卧在爬犁上，胸部中弹，鲜血染透了军衣。高莲清从他的上衣口袋中翻出资料牌，哽咽着说：“组长，你写墓牌，我来清洗。”

张书义

而这墓碑就是一截木棍，是用较粗的树枝做的简易墓碑，拔掉树皮而已，张书义郑重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团某连通信员吴某某，湖北孝感人，1932年5月生，1949年2月入伍，在湘西剿匪战役中荣立二等功。1951年1月入朝作战，1951年5月在第五次战役中光荣牺牲。”

遗物：卡宾枪1支、水壶1个、半空干粮袋1个……

护士高莲清用沾着酒精的棉球给战士脸上的血迹和尘土，擦的干干净净，一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渐渐变的清晰，三人用白布将烈士遗体连同墓牌包裹整齐，抬到松林中一个自然土坑旁。

青山有幸埋忠骨。他们用铁锹把墓坑挖得再深些，用树枝、草帘把墓底铺得再厚些。高莲清和张书义将烈士安放进墓坑中，边流泪边低语：“战友，安息吧，祖国和亲人永远忘不了你。等战争结束，祖国接你回家。”

朴顺子双手合十，用朝鲜仪式默默祷告：“朝鲜人民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恩情。”她随后找来一块大石头放在墓上，并在旁边的松树上刻上记号。她说：“这里是涟川郡，战争结束后，劳动党会把志愿军烈士安葬到烈士陵园，我负责。”张书义在地图上做好标记。

三人翻身上马，往北疾驰。不知走了多久，朴顺子在一个岔路口突然停住了：“中国同志，前面快到‘三八线’了，你们快走，我必须留在南方继续工作。”

高莲清哭着抱住了朴顺子：“胜利了，记得到中国来看我们！”三人把手紧握在一起，挥泪告别。

当他们回到部队，领导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如果回不来怎么办，张书义说:大不了在山里打游击去。

然而更多的是没有留下任何名字的英雄们，比如第五次战役的180师，因为突围失败，政委吴成德带领一支分队在敌后打游击，420多天的战斗最后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6人。

之后被敌人发现被俘，而那些牺牲的战士只能埋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他们的一切信息，埋葬的地方只要政委知道，可是被俘后，这些东西都被都被敌人搜走了，那些战士如何能找到？

有大的战场还好点，毕竟交战双方都会有地点时刻等详细记录，可是在敌后打游击，最多袭击一下运输队，那里会记录这些规模很小的战斗，所以那些牺牲的战士遗骸回国的几率非常小。

由于时间跨度大、战况异常惨烈，烈士们的遗骸多有散失且缺少身份信息，在韩方的发掘工作中，辨别身份的惟一证据，是当年志愿军军服出厂时，内侧油墨章上战士用钢笔填上的姓名、部队番号和血型以及随葬遗物。

其实在朝鲜境内牺牲英雄的遗体安葬也很不容易，许多战士牺牲后也是一样就地掩埋，而唯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当朝鲜战争停战后，志愿军开始帮助朝鲜重新建设。

这时有的部队从每个团抽调一个连组建“烈士陵园建设大队”他们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分散在方圆百里范围内的烈士，集中在新修建的烈士陵园里，这也是朝鲜内最先建立的几个志愿军烈士陵园，其中就有著名的上甘岭烈士陵园。

63师连队领受任务后，选定两块向阳干燥、平缓方便的山坡，作为陵园的园址；全连除炊事班外，组建了四个组：第一组为收尸组，第二组为木工组，第三组为采石组，第四组为建墓组。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阵地后方和周围有很多墓地，有几座坟的，也有十几座、几十座、上百座的墓地，都是战斗结束后匆忙安葬的。

也有来不及安葬的。在一条小路边的土堆后，曾经发现了一名志愿军烈士，他还保持着端枪向敌人射击的姿势，腰带上挂着一只印有“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的搪瓷杯。发现他的战士们向烈士遗体行了三鞠躬，并砍下树枝掩盖好。回连后，连长指示：就地掩埋，记住墓址。

第二天，带了三名战友，在烈士身边挖了一个墓穴，将遗体安葬，并在墓地上方用树干搭了一个三角架，顶端扎一束青松，这是当时尽他们所能、最为庄重的纪念方式。

其中收尸组的任务最特殊，出发前指导员专门开会，他说：“这些烈士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妹，我们要用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对待每一位先烈，要用炽热的手足之情去收回每一位先烈的遗体。”

在收尸工作中要做到五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鬼、不怕异味。世界上没有鬼，人死了不会变成鬼，怕鬼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我们要用无鬼论来战胜它。烈士墓挖开后发出的各种异味，绝不能扭脖子，堵鼻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阶级感情问题。每具烈士墓开挖前，先肃立默哀三分钟，然后动土。

第一天就发现两个紧挨一起的两个墓地，他们像考过学家一样轻轻的清理遗骸上的泥土，生怕碰坏了他们。

清理完毕后，眼前看到的只剩下一具忠骨，从骨架看，这两名烈士的个子都不到1米5。其中一个墓穴里还有一束20公分长的头发。死去的很可能是两名年轻的女战士。

全组战友肃立在墓边，向忠骨默哀三分钟。

他们认真细致地把两名女战士的忠骨，从头到脚、一块一块取出，把附着在忠骨上的泥土擦净，从上到下、有序地放在墓旁的白布上。

人骨共206块，最小的是手指和足趾的第一节骨，落在土里不易寻找。但烈士的忠骨一块都不能少。用筛子，从墓内的土中一锹一锹地筛寻，直至把206块忠骨全部收齐。

忠骨安置好，互相查验确定无缺后，我们将白布轻轻覆上包好，再用担架将落盖的棺木平抬到路边，由汽车运往陵园安葬。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除团级以上干部及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可运回国内安葬，大部分牺牲的将士都就近掩埋。

如1953年2月26日，特等功臣黄继光和一等功臣邱少云、孙占元3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沈阳，从当年3月3日起，全市各界公祭3烈士3天，3月6日灵柩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下葬。

“你留一只胳膊

他留一个耳朵

我留下一只脚

还有许多残肢断骨

我们合葬在一起

凝聚成一个特殊的我……”

这是一名志愿军老兵

写给战友的诗

当历经生死战斗的老兵

追忆当年的同生共死

已经泪流满面

当张书义老人在电视机前看到志愿军遗骸回国，哭的像个孩子，因为1950年他们还正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