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伪黔驴技穷、绝望挣扎

日军中国派遣军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官正在聚会，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一脸严肃，正在讲话：

“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军一致竭尽全力粉碎敌人的战力，并在占据地区确立治安，配合其他各项措施，取得显著的成绩。

战略指导的要点在于，在以治安为主的地区更加彻底地确保治安，在优势的敌人正规军聚集的地区，不断地积极地进行作战，摧毁及消耗敌人的抗战力。

政务指导的宗旨是，在建立进行长期作战的基本态势期间，使中国方面广泛地进行工作，谋求占据地区的富强，逐步培植国民政府，使之成为统治的主体。各军应理解圣战之意义，行正道，持宽容，必须坚持皇军的武威武德。”

话音刚落，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鼓着小眼睛大声说：

“……现在我占领地区的治安，只是依靠皇军才能维持暂时安宁。为了确立持久的真正的治安、依次压迫敌势力、推进和扩大我势力圈及建立长期战态势，很需要拿出创见来，以便把维持与发展我军所取得的成果同中国方面在政治上的渗透，很好地协调起来。特别是在占据地区内，要使中国方面积极地进行协助。其诀窍就是理解中国方面的军队、官员及民众，有地位者应尊重其地位，使之便于工作，对没有地位的一般民众，要加以抚慰。……”

板垣征四郎由于屠杀中国军民有功，如今已是中将。

这帮魔鬼七嘴八舌，凑成了《昭和十六年(1941年)以后长期攻略指导》：

……为此，要特别加强对敌领域的封锁，并尽力在占据地区与敌领域之间，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切断。逐步划定重要地区，促进占据地区的治安肃正。既要充分为我国挖掘国防资源，又要设法安定民心，培植新政府的实力，以贯彻其政治力量，使之策应和配合我方进行战争，处理事变。

……政治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赖以取得军队自给物资与国防物资的地区，以及赖以供给当地居民生活物资的重要地区，均应确立高度的治安，要确保这些地区的相互联络线。随着地方的安定、政府实力的加强，划定地区逐步将其治安与行政交给国民政府管理，作为其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审度当时的各种情况，逐步予以扩大。

……为了加强和贯彻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使之有利于占据地区的治安与经济措施，应尽力截断敌领域与占据地区之间在军事、政治及经济上的联系。

对占据地区内残存的匪贼，除积极进行肃清、讨伐外，还应促使中国政府进行工作，使之归顺。迅速划定归顺后的驻地，至少使其存在对我无害。总之，还可允许其保持中间状态。随着政治实力发展，再予处理。

对于占据地区内共产党军队，应使用军、政两手积极地加以肃清及处理。特别应使中国政府方面，予以配合。

会后，西尾寿造立即将这一作战方针上奏日本天皇：“……以便在各方面果敢地灵活进行截击作战和加强对敌封锁；同时努力充实我国防资源，安定民心，培养国民政府实力和加强其政治力量的渗透。此外，已命令航空部队协同海军，准备向内地敌人的政治、军事中心及补给线进行进攻作战；综合各种威力对敌加以压制，争取在昭和十六年内解决事变。各兵团齐心努力，为完成任务而迈进。”

这个会议是在日伪黔驴技穷、绝望挣扎的情况下召开的。

二、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现状，不断进行“扫荡”、“清剿”，妄图以野蛮残酷的杀、烧、抢手段征服占领区的抗日军

至1940年年底，中日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半，日本侵略者以损失大量兵力、财力的沉重代价，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始终只是占据了点(城镇)和线(交通干线)，广大农村仍为中国军民所控制。特别是新四军所控制的地区，是日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因而也是日伪极力要控制的地区。

日军为了从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财力，以维持侵略战争的需要，迫切需要进一步控制占领区，以实现“以战养战”。1940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上台，本想“培植新政府之实力，以渗透其政治力量，使之策应、配合我方进行战争及处理事变”。

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本想通过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控制中国占领区，“以华制华”，以便从中国抽调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汪伪傀儡政权上台以来，名义上统一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伪政权，实际上“政令不出南京城，并非过言”。

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曾不断进行“扫荡”、“清剿”，妄图以野蛮残酷的杀、烧、抢手段征服占领区的抗日军民。结果适得其反，促使广大军民更加坚决抗日。日伪哀叹：“在新四军盘踞活动地区的民众，抗日意识之旺盛令人吃惊。”“共产匪与赤色县知事等，皇军一旦进行武力讨伐，即行四散奔逃，销声匿迹；但皇军一经撤退，不知何时又从各个深山奥谷中归来，在一度完全掌握的民众之间，再次实行赤色行政，毫不困难。”

“既占地区仍陷于备战状态之中，不能确保，更无从利用。为了应付后方的扰乱，兵力是分散了，是感到疲惫了，常在不意之中蒙受打击而生损伤。由于后方的不安全，前进同时受了顿挫，预定计划常因意外事件的阻挠而不得不加以变更，以至于牵延时日，又得重新准备与布置。这在物质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已属不小，精神上因后方不安所引起的兵心恐慌更不容忽视。”

正当日寇焦躁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又一次施展他对付共产党的“传统手段”——“围剿”战术，在皖南一下子就消灭新四军近万人。这是日军“扫荡”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战绩，令日军大开眼界，连称妙策。

抗战初期，陈毅刚与日寇交手，就综合归纳出日本军队有一个重要的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的战术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快就能应付。新四军擅长夜战，日军也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且专走小路，突然包围；新四军弹药奇缺，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拼刺也练得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被刺透的帆布护肚；等等。

三、日寇的“清乡”，就缘自曾国藩和蒋介石的启发

早在1940年12月底，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到任之初，就与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部主任晴气庆胤商讨过占领区的治安问题。狡猾的泽田茂认为：“三角地区的治安肃正工作为我军主要任务，但仍采用向来‘临时性的讨伐’显然不能破坏敌人深深潜伏于地下之组织。可仿效曾国藩平乱工作和蒋介石曾在江西省对赤化地区采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方法，实施‘清乡工作’。”

泽田茂设想把日军占据的地区分片，首先由日军为主体清除敌性力量。其次，随着工作的进展，逐渐削减日军兵力，然后把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移交给中国伪政权，日本方面不再进行干涉，而由汪伪政权在这些地区里建设理想的新中国的模范式的和平地区。最后，普及到全部占据地区，加强和扩大新政权的统治力量。

1941年1月，晴气庆胤与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正式提出“清乡”的建议，由日军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提交给汪精卫。汪精卫一见这个计划，喜出望外。他正愁伪政权建立后没有给日本主子更多的“礼物”，很想通过“清乡”取得成绩，进一步获得日本侵略者的信任，并乘“清乡”之机逐步建立自己能控制的部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汪精卫立即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把“清乡”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工作。

3月1日，烟俊六接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也一拍即合，表示“全面支持”。仅用10天左右的时间，汪精卫就决定组织“清乡”委员会，自己为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

江南的4、5月，正是风冷雨暖、无处不飞花的季节。盎然的春色，不顾残酷的战争，依然如故地把这本来就秀美的山水，装得更加妖媚动人。

而在南京城中，伪“清乡”委员会却连续召开了7次“清乡”筹备谈话会，具体研究“清乡”的方针、方法和步骤。一个个阴谋泛起：

首先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隔绝带”，切断同其他地区的交通，消灭区域内之敌性武装及其地下组织，使“匪、民”分离。“隔绝带”的目的在于，使“清乡”地区之外的敌性武装和“清乡”地区内的民众之间完全隔离开来。沿此地带挖掘水沟、构筑地障、设置竹篱木栅及电网，配备充足的日伪兵力，并在重要地点筑碉堡，在公路、运河的重要出人口设立检查站，防止“敌匪”流人和检查进出物资。

其次，与武装“讨伐”相配合，使汪伪国民政府方面的政治力量跟上来，依靠提高所谓的民生、振兴经济的措施来掌握民心，建立保安、自卫组织和充实、加强特工组织，使敌性武装、秘密机关无潜伏和重建的余地，以便在以后维持治安时不必动用日军。

当认为该“清乡”地区内确已成效卓著后，再逐步把“隔绝带”向其他地区推进，以扩张可推行汪伪国民政府政令的行政区域。

日伪的“清乡”，主要是在华中地区进行的。这是因为：

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接华北、华南及西南、西北的枢纽，而且拥有上海、南京、杭州、徐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有沟通南北交通的平汉、津浦、沪宁铁路大动脉，有横贯东西的扬子江，是日、伪、顽和共产党必争之地。谁控制了华中，就有利于谁向全中国发展。正因为华中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日军急切盼望通过“清乡”，将华中变成它继续进行侵华战争和实施南进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