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守凤 史岩松
跟着朱德上井冈
赵镕，1899年10月出生在云南宾川县彩凤村一个普通农家。赵家祖居江西南昌，清朝嘉庆年间因躲避战乱迁居云南。赵镕出生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3岁时，赵镕患上了天花，家人把他背到村外庙中隔离治疗，日夜煨汤喂药，悉心照料，不到一个月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赵镕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伯父赵德昌认为他聪明伶俐、将来必有出息，主动出钱供他念书。赵镕不负所望，只念了3年私塾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高小。
赵镕高小毕业后，于1919年1月步行来到昆明，想在这里找份工作。他跑了几天，工作仍无着落，眼见盘缠即将用尽，索性跑去投考当时学费很低的云南省立一中，并被该校录取。
此时，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受从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战争影响，赵镕心中初步萌发了反对封建帝制的思想。五四浪潮席卷昆明之后，他参加了“学生爱国联合会”，参与主持出版校刊《滇潮》，并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演讲。这些行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赵镕作为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被学校开除。不久，他又考入昆明法政专科学校。求学之余，他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很快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1922年初秋的一天，昆明3名学生上街演讲被警察抓走。赵镕等人被推为学生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他们来到警察厅，扬言要见厅长。大家听说这位厅长当过滇军旅长，本以为是一位骄横跋扈、蛮不讲理的军阀。谁知见面后，这位厅长竟一脸和气地请大家就座，耐心听完了学生们的申诉，还立即派人前去调查，证明确有此事后又当场下令放人。不仅如此，他还向大家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鼓励大家多接受新思想，为国家为民众建立功勋。赵镕从此记住了这位厅长的名字——朱德。
在法政专科学校求学期间，赵镕在赵醒吾等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1923年底，赵镕追随赵醒吾的步伐，经河内、香港到达广州，开始投身国民革命军。他先被安排到大元帅府拱卫军工作，后来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和东征作战。1925年，在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期间，赵镕和赵醒吾奉命前往赣南，做军阀吴佩孚手下杨如轩和杨池生两位师长的工作。在他们的耐心劝说和争取下，“两杨”最终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同时宣告“下野”。
1927年1月，赵镕听说朱德正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便想方设法争取到一个名额。报到之后，他被分配在第1营。不久他就去找朱德。朱德起初没有认出赵镕，但在赵镕介绍下，很快记起了在昆明的事情，还开玩笑说：“你该不是又朝我要人来了吧？”接着，两人老友重逢似的谈了很久。朱德嘱咐他要努力学习，关心时事，多读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经过长期以来的斗争考验，赵镕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随时都会牺牲的危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南昌革命形势日益紧张，为保存革命的种子，朱德决定让第1、2营学员提前毕业，赵镕被派到鄱阳鸣山矿区组织工人运动。
1927年8月3日，身在鸣山的赵镕得到了南昌爆发起义的消息。他毅然动身去找起义部队，经过四个昼夜水陆兼程的追赶，终于在江西抚州找到了朱德所部。此后，赵镕跟随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一路南下。在三河坝地区，部队遭数倍之敌围攻，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战斗。一时间，失败阴云笼罩着部队，一些意志不坚者纷纷开了小差。赵镕却并未动摇，尤其是听了朱德在赣南整顿中的讲话后，更加坚定了革命决心。
1928年1月，赵镕跟随起义军转战湘南，参加了湘南暴动。4月，随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合编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在这里，赵镕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
◆青年时代的赵镕。
当时，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倾向革命。党组织派赵镕和赵醒吾去做罗炳辉的工作，准备发动起义。因叛徒告密，赵醒吾不幸被捕，罗炳辉被迫提前起义。所幸赵镕未被发觉，随后被指派设法营救赵醒吾。由于赵醒吾身份已完全暴露，被敌人重兵看守，争取合法出狱和武装营救都已无可能。赵镕根据党组织指示，转而争取将赵醒吾移交地方缓处。他在吉安、南昌、武汉等地连续奔波一百多天，找遍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但最终功亏一篑。1930年2月，赵醒吾被国民党军残忍杀害。赵镕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回到红4军，汇报了有关情况。朱德宽慰了赵镕，并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投身红军供应事业
1930年，赵镕开始从事后勤供应工作。他先后在红军总部、红一方面军任军需员，后来又担任红12军会计科科长。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赵镕奉命带款支援前线，突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赵镕连滚带爬终于通过轰炸区，却突然发现背上装着钱款和账目的包袱不见了。为了找回钱款，他义无反顾转身向轰炸区跑去，最终将包袱找到。之后，他又兼程400多公里，按时把钱款送到了部队。
1933年冬，赵镕被任命为红9军团供给部部长。由于遭到国民党封锁，红军物资供应极度紧张，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保障。赵镕到任后，带领供应部工作人员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地筹措经费和物资。当时一斤盐可以换十斤肉。赵镕就亲自带人熬盐，不久就熬出了几千斤盐，然后换成粮食和猪肉，解决了部队的急需。次年8月，红9军团在闽江边上缴获了4000多箱炸药、10多吨军用品和食盐。军团首长让赵镕组织将这些紧缺物资运回苏区。根据赵镕的建议，红9军团将所有马匹全部用于驮运炸药，包括军团首长在内的所有人员全部参与搬运。经过几百里的艰苦跋涉，终于将全部物资运回苏区。
1934年10月，赵镕随红9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实行的是“搬家”式转移，仅赵镕负责的供给部就带着1000多担辎重，对此他深感忧虑。果不其然，国民党在湘江渡口附近设下重兵，红军血战数日，虽成功渡江，但却损失过半。红9军团的辎重渡江后仅剩200多担，所幸由于组织周密，供给部的几十驮重要财产并未损失。
◆赵镕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的委任令。
部队到达贵州湄潭时，正值寒冬，有的战士还穿着单衣。赵镕紧急动员当地80多名裁缝和数百名妇女，经过12个日夜的工作，将打土豪得来的布匹赶制成8000件棉衣、8000条夹裤和绑腿、子弹袋、干粮袋等物资。红9军团离开湄潭时，指战员们纷纷换上了新军装，部队军容为之一新。
红9军团准备渡金沙江时，赵镕奉命去江边寻找渡船。正当他望着滔滔江水一筹莫展之际，对岸突然传来一阵零星枪声。经验告诉大家，这应该不是正规军。随后侦察得知，对岸确有一个国民党缉私队。赵镕断定缉私队肯定有船。于是他们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乘着夜色过了江。但大家找了半天，却连一艘船都没找到。赵镕决定去缉私队一探究竟。他敲开缉私队的房门，对方见来的是“中央军”，不敢怠慢。赵镕先让税务局长把所有人集合起来，说要布置江岸防务，又从缉私队长口中问到缉私队的确有船，但因形势紧张，全部沉到江底藏起来了。缉私队集合完毕后，赵镕突然宣布自己是红军，并让战士们缴了缉私队的枪。对方只得乖乖将全部50艘船从水中捞出，交给了红军。凭着这些船，红9军团顺利渡江北上，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长征日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9军团被改为第32军，赵镕任该军供给部长。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接着，陈昌浩带人到红32军开会，传达张国焘的“指示”，诬蔑中共中央北上是逃跑，声言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要大家举手通过。赵镕和宣传部长王透、第9团政治委员姜启化等不同意张国焘、陈昌浩的意见，坚持不举手。王透、姜启化还当场与陈昌浩等争辩起来，会议不欢而散。朱德得知有关情况后，亲自找到罗炳辉、何长工、赵镕等人说：“你们9军团，包括你们这些人在内，平时说话都要克制，不要乱发议论，有些话由我来讲。我讲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朱德关键时刻勇于担当的精神和高超斗争艺术令赵镕钦佩不已。
1936年1月，赵镕奉命调红四方面军主持开办供给学校。行军路上条件极为简陋，没有参考资料，他就根据工作经验自己编写；没有教室，就找大一点的房屋代替；没有桌凳，就用背包或石头甚至双腿代替；没有铅笔、草本就以大地当纸本，用木棍作铅笔。在长征途中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这所学校为红军培养了不少供应专业人才。
经过艰苦转战，1936年10月，赵镕随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结束了漫漫长征。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长征途中几乎坚持天天写日记。这些日记从1933年12月一直写到1936年12月，共40多万字，成为后来人们研究长征历史的珍贵资料。
为抗日前线供给军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120师，赵镕任该师供给部副部长。1937年9月，赵镕随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不久又前往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初来乍到，国民党政府供给的经费十分有限，寒冬将至，全师一万多名官兵的冬装仍没有着落。赵镕急得寝食难安，他亲自跑到临县、兴县等地找到当地商会，争取到商界人士的20多万银元捐款。利用这笔经费紧急赶制了一万多套冬装被服，终于抢在隆冬前送到了指战员手中。赵镕因此受到师长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的表扬。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平西、平北和察东抗日根据地，赵镕奉命调任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挺进军成立初期，供给部专业人才极度缺乏。赵镕从地方紧急征集了一批新兵，自己办班培训，很快培养了一批会计、供给初级人才。当时，日军每逢单月都要对平西腹地进行一次“扫荡”。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赵镕带领供给部的同志硬是在平西地区陆续开设了6个工厂，为部队生产了大量被服、皮革、手榴弹甚至迫击炮弹等急需物资。由于组织严密，日军从未找到弹药厂的确切位置。
冀热察挺进军撤销后，赵镕改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不久，日军在华北发起“治安强化运动”，赵镕负责组织所属工厂向滹沱河南岸转移。他带领后方人员与日军巧妙周旋，安全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在日军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当地又发生了严重旱灾。八路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只得靠黑豆、高粱甚至树叶、野菜充饥，一些官兵因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和疟疾。赵镕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一方面积极协助地方政府筹集粮食，另一方面指导部队把黑豆制成更易消化的豆腐、豆粥或豆芽，同时还带领供给部人员在山区养猪养羊，把杏仁、核桃、胡麻籽等山货榨成食用油，想方设法改善官兵营养状况。
◆抗战时期的赵镕。
作为一名后勤干部，赵镕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为部队精打细算、节约开支。1943年，晋察冀军区计划将全区官兵的旧棉衣收上来拆洗和缝补，同时给部队配发一批新布做鞋底。赵镕考虑到可以将这批新布做成棉衣面料，再把换下来的旧棉衣布拿去做鞋底，这样既解决了鞋底布，又翻新了旧棉衣，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个想法很好，为节约布匹出了个好主意，给部队和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并很快批准了赵镕的计划。
1943年9月，日军突然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供给部领导的后方工厂被列为重要打击目标。由于根据地后方警卫部队很少，只得采取兜圈子的办法和日军打游击。上级知道赵镕视力差、不适合夜间行动，让他跟随第二军分区行动。但他心中始终放不下供给部的工作，坚决返回工作岗位。他带领供给部的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以减少损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家每天都在日军重兵包围中穿插转移，与日军兜圈子、捉迷藏。最危险的一次，供给部曾被日军包围在平山古道附近的一座大山上，长达1个月，最后才成功分散突围。这次反“扫荡”行动，由于组织周密，疏散隐蔽做得好，供给部设在滹沱河南岸的4个工厂和人员均未遭到日军袭击。
1944年4月，因视力减退、神经疼痛和胃肠病复发，赵镕身体欠佳，组织上安排他住进延安总政治部招待所休养。但他始终闲不住，利用这段时间，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抱病为部队编写商业簿记学讲义，协助部队完成了合作社会计训练班开班任务。
全力保障华北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组织上决定赵镕仍回晋察冀军区工作，任驻涞源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是晋察冀军区机关进驻张家口之后留在后方的办事机构。赵镕到任后，由于对单位地位作用认识不清，曾草率地建议撤销办事处。这个建议一度被采纳和执行。聂荣臻得知有关情况后，立即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设立涞源办事处的战略性意义，要求赵镕马上返回涞源恢复工作。赵镕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立即返回涞源重建办事处。
晋察冀军区在张家口从日军手中缴获了19万吨弹药。军区决定将这批弹药运走分散保存，运输任务主要由涞源办事处负责。此时的涞源办事处缺汽车、缺仓库、缺人员，征调的民工又缺乏军火弹药常识，加之国民党军飞机常常扫射袭扰，转运任务既困难又危险。为了确保转运工作安全顺利进行，赵镕深入运输一线，现场指挥运输、存储和防空伪装等工作，在前后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顺利完成了抢运任务。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举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机关被迫撤到涞源。至此，涞源办事处顺利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赵镕被任命为新组成的晋察冀军区后勤兵站部政治委员。兵站部主要承担战备物资、兵员前运和伤员后送等任务，由于缺少汽车，不得不靠人背、马驮、车拉、船载进行。赵镕一边会同兵站部其他领导认真筹划部署运输工作，一边深入一线做好运输中的政治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
在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举行的清风店战役中，赵镕和部长刘显宜通过设立各级兵站、分站、伤员转运站和食宿站，构建起一个上下衔接、左右连贯、能伸能缩的兵站运输网。不久，晋察冀军区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赵镕根据上级指示，在东、西、北三线组建起24个兵站，开辟14条兵站线，并从地方动员了8.2万民工、1万副担架和4千辆大车参战支前。在兵站部强有力的领导下，广大运输战线指战员和支前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不分昼夜地抢救伤员、运送弹药物资，圆满完成了作战保障任务。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赵镕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华北军区兵站部政治委员。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他和部长刘显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将兵站划分野战兵站区和基地兵站区，野战兵站区由兵团后勤分部直接指挥掌握，军区兵站部集中精力组织领导好基地兵站区的工作。这一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在华北全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兵站网，为完成后来的平津、太原等战役保障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2月，中央军委在西柏坡召开第一次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会议指定赵镕所在的华北军区代表团草拟一份兵站运输工作条例。赵镕坚持不要秘书代笔，自己白天参加会议，夜晚在昏暗油灯下伏案写作，经过连续4个夜晚的努力，完成了全军兵站运输工作条例草案。察南绥东战役结束后，赵镕组织兵站部机关人员及时总结学习使用汽车、火车开展运输工作经验教训，提高了兵站部人员的工作能力。
平津战役结束后，赵镕奉命负责太原战役弹药和军需物品运输保障任务。他在石家庄开设运输指挥部，由于运力调度合理，仅仅一个月就向前线运送了粮秣、马草、弹药、服装等物资7500多吨，有力地保证了太原战役的顺利进行。
太原战役结束不久，兵站部改为运输部，刘显宜、赵镕仍分别担任部长、政治委员。运输部奉命将第18、19两个兵团人员、装备运往陕西前线。这项任务时间紧迫，运量庞大，仅弹药物资就超过3700吨。为了如期完成任务，他们决定向长治派驻一个办事处，并在临汾开设运输分部，在榆次、霍县、风陵渡等地开设兵站。赵镕亲临运输一线，组织调度车辆，抢修道路、桥梁，赶晒被淋湿的被装和弹药物资，研究改进包装和装车方法。经过运输部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西进部队和弹药物资的前送抢运任务，中央军委后勤部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后人多留点东西
抗美援朝期间，华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二线兵站基地。赵镕和运输部全体指战员全力以赴地为前线筹措、调运物资，收容治疗前线后送的伤病员，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
1952年7月，赵镕升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负责协助部长周文龙领导全区后勤工作。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后，赵镕和后勤部其他领导一起，带领军区后勤战线指战员努力创造新鲜经验，使军区后勤各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他带领有关部门为军区后勤部起草了《后勤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制度（草案）》，为推进军区后勤工作正规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镕与夫人邢锋合影。
为了增进党的团结，军区后勤系统召开全委会。赵镕在会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有时不愿听取不同意见、不愿接受群众监督，不够虚心、不够冷静等问题，同时表示今后将经常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批评，经常和其他同志交换意见，经常听取群众对自己的建议与批评，并把别人的监督、建议和批评作为改造自己的努力方向。
1955年2月，华北军区改为北京军区，赵镕继续任后勤部副部长。同年9月，赵镕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赵镕戎马一生，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落下许多疾病。1957年底，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决定让他离职休养。起初，他对于自己还不到60岁就要休息一时想不通，但通过学习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他认识到共产党员应当自觉执行党的决定，而且自己身体不好，离职休养不仅对自己有益，对于部队建设也比较有利。
◆赵镕晚年留影。
离休后，赵镕给自己立下了“必听”“必看”“必办”三条规矩。“必听”就是每天必须收听国际、国内新闻广播，“必看”就是每天坚持看报，“必办”就是每月必须按时过组织生活、按规定交纳党费。后来，赵镕的组织关系几经转移，但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交纳党费。有时因外出开会不能按时参加党小组生活会，就向小组长请假。
1959年过后，赵镕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5年八一建军节，朱德元帅邀请赵镕及夫人邢锋到家里做客。他们老友相逢，一直聊到午夜。临了，朱德余兴未尽，挥毫题诗相赠：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1965年7月7日，朱德题写纪念八一诗赠送赵镕。
离开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部队，赵镕心里总有几分缺憾。在老伴的鼓励下，他决定撰写回忆录。由于左眼早在长征时就已受伤失明，右眼又患有白内障，提笔写字对于他来说十分困难。他常常白天到书海里核实材料，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晚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笔，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写作。即使住进医院，他也笔耕不辍。别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年岁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间不多了，要抢时间、抢进度，把该写的都写出来，也好为后人多留下点东西。”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赵镕对时间也抓得越来越紧，所有去看望他的人，当看到他戴着老花镜，左手还拿放大镜，握笔的手颤颤巍巍地写作时，无不为之动容。
离休过后，赵镕先后撰写出20余篇共计30多万字的回忆录，其中16篇在《中共党史资料》《近代史研究》《星火燎原》等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些文章还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他的这些回忆文章和著作，被何长工誉为“研究这段军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赵镕还因此受聘担任了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1984年，他把自己保存的1939年到1943年晋察冀军区经济收支对照表捐献出来，获全军党史资料征委会颁发的二等奖。
1988年7月30日，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大会，赵镕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2月7日，赵镕走完了人生旅程，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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