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奇
1940年10月，平禹县分开，平原县建立了县（工）委、县政府和县大队。为了巩固、扩大以平原八区张士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冀南行署第七专署从各县抽调干部到平原工作。这年秋末的一个夜晚，我在七专署秘书主任王亦山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洪沟河西的麻家寨住下。第二天找到县长王其元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七区的情况，交待了应注意的问题。从此，我接替了商树华同志的职务，担任了平原县七区区长。
当时平原七区的范围，大致是西起平（原）陵（县）公路，东至洪沟河西岸，北起陵县边界，南到平原城至何家寺的公路，共有七十多个村庄。区政府除我之外，还有副区长窦相臣和两、三名助理；区中队有两个班，约二十人（枪）。为便于开展工作，对区中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由我兼任队长，郑吉祥（外号郑大个）为副队长，我武装力量除区中队外，平原县大队和鲁北支队二营也经常在七、八区活动。当时七区及其附近的日伪据点北有平陵公路西侧的郝家庙（现属坊子乡）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十来个人，伪警察三十多人，加上伪军共百余人；西有仓上（现属坊子乡）据点，驻有日伪军近二百人；南有七、九区交界处安设的鸡鸣寺（现属前曹镇）据点，驻有伪军一个小队，约三、四十人。七区处在上述三个据点的包围之中。另外，八区的马腰务据点，九区的何家寺据点以及陵县的凤凰店据点虽距七区较远，但日伪兵力较强，也对我七区抗日活动构成较大威胁。七区的西邻六区，土匪成群，夜聚明散，杀人劫舍，无恶不作，经常窜入七区骚扰，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基于上述情况，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认真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在敌人眼皮底下灵活机动地和日寇伪杂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
（一）
六区土匪活动猖獗，危害甚大，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为了保证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区政府决定发动群众到其经常活动的红庙（现属坊子乡）剿匪。周围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奋起响应。很快有二百多名民兵，手持土枪、大刀片、红缨枪、手榴弹等，聚集在李天栋村。我和副区长窦相臣看了深受感动，随即确定由区中队配合，兵分三路，经仓上、时庄，坊子向红庙进军。进村后，经过搜索未找到土匪，刚一出村往回走，村中暗藏的土匪向我们打起了枪；听到枪响，返回村里，仍然找不到土匪，出村后又听到鸣枪，再跑步返回村中，还是未找到土匪。这时气得大家直喊：“有种的真刀真枪地玩玩，藏在背后打冷枪，算什么玩艺儿！”也有的说：“有血性的中国人去打日本鬼子，糟踏老百姓算什么英雄好汉！”这样三进三出红庙，折腾了三四个小时，终未见到土匪的踪影。回来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同志们一致认为，剿匪也和其他抗日工作一样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了解情况，建立耳目，只有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能使土匪无藏身之地。这次剿匪虽未达到目的，但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从此，土匪再也不敢来七区抢劫了，就是郝庙据点的日伪军看到群众在公路上过往，也不敢轻易出来骚扰。经过我们的一段工作，特别是通过红庙剿匪，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各项抗日活动随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依靠群众经常深入敌后，破公路，割电线，搞宣传，一时间闹得敌人不得安宁。一次，我和两个战士头戴破草帽，身穿破衣衫，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到平原城东北五里屯附近侦察敌情。那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大片大片的庄稼耷拉着脑袋。我们在公路上边走边观察，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走到八里园（现属平原镇）附近，忽然前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只见那人戴着礼帽，穿着绸子衣裳，把车子蹬得飞快。我们判断他必是敌人侦探，随即埋伏在公路两边，等其来到我们跟前，三人一拥而上，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迅速缴了他的枪，他的车子倒在路边，后轮还在飞快地转动着。我们押着俘虏向村里走去。刚走到村口，约一个班的伪军骑着自行车从仓上据点方向过来。那家伙看到这种情况，趁我们不注意，边喊边向村外跑去，我朝他打了一枪，也没有打中。伪军听到喊声和枪声，放下车子向我们包抄过来，子弹不断在我们身边飞过。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命令通信员张鸿雁骑着自行车回区中队报告，我和另一名战士边打边沿交通沟撤退。敌人追赶了一会儿怕中埋伏，没敢再追，等我区中队赶到，他们撒开丫子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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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区中队驻扎在张辛庄。这天我们得知敌人要来该村催粮，决定趁机打他个埋伏，给不断出来抢粮、催款的伪军一点颜色瞧瞧。上午十点多钟，三十多名伪军骑着自行车从仓上据点窜出，直扑张辛庄而来。我命令一个班隐蔽在村里正面迎击敌人；另一个班向村西头运动，以断其后路。伪军一进村，我们便发起了攻击，因我向村西运动的一个班还没有到位，使走在后面的伪军骑车跑掉了。已进村的伪军，这时已发现我们向村西运动，怕被包围不敢抵抗，丢掉自行车向南逃走，这次战斗缴获自行车十五辆。后来，伪军派人联系，要求用子弹换回，因为当时我军经常打游击，车子不便使用，经县领导同意，用这些自行车换得两千五百多发子弹。从此以后，伪军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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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上大雁南飞，地下衰草连片，转眼到了这年的深秋。一天，我区中队驻在刘智毛庄。为防敌人偷袭，一早我就派出侦察员到古楼店、小戴庄一带侦察（后得知我侦察员被敌堵截，不能及时返回），战士们有的在院子里擦拭武器，有的帮老百姓干活。一会儿来了一个伪军侦探，说今天没有情况，说完，他就走了，因为过去常利用伪军侦探给我们送情报所以这次也没有在意。不料，上午九点多钟，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西面和西北面道沟内发现敌人，正向刘智毛逼进。情况危急，不容犹豫。我们决定留一个班阻击敌人，待区政府人员撤出后再走。布置完毕，我便带领区政府人员和区中队其他战士顺去王牌庄的交通沟迅速撤退。当我们行至距王牌庄五十米左右时，突然出现了许多敌人向我们猛烈开火，区政府通信员张鸿雁随即倒在血泊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区中队战士满腔愤怒，英勇还击，子弹飞蝗般射向敌人，枚枚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情况更加危急。恰巧这时，敌人的机枪卡了壳，我抓住这个机会，命令战士连续投了一阵手榴弹，趁着滚滚浓烟和满天尘土，飞速向南顺交通沟撤至王功臣庄，在王功臣庄稍事休整，又沿洪沟河向南转移到了胡屯，几股敌军到刘智毛扑了一个空，便返回了郝家庙据点。这次战斗，部队的情绪受到了一定影响。事后，我们通过认真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地掌握敌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同时也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如果忽视了对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就难以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后来，我通过到各村做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妥善安置烈士家属，经常对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仅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并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抗日，区中队很快扩充到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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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因此，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我们的武装力量为基础，依靠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瓦解顽固势力，根据统战对象的具体情况，因人制宜，区别对待，从而取得了明显成效。
士绅名流，重感情，讲义气，爱面子和荣誉，有较多的财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情抗日。但要他们参加革命，存有怕倾家荡产、怕杀头丧命等种种顾虑。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方式，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认清形势，向我党靠拢。如张辛庄的西医大夫张祥云经教育表示愿意为抗日出力，他不断给我们买药品，还特意买了一个手术箱送到军区，后勤部卫生科科长王法曾同志看了非常高兴，他说：“这可好了，今后有了手术箱和手术锯不知要减少伤员多少痛苦（因为当时伤病员截肢用拉木头的锯）！”总之，我们对上层人士由于采取斗争和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在平原七区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在统战对象中，还有一些人靠封建迷信拉拢了一帮人，如将其正确引导，也可发挥一定的作用。当时，红枪会在平原七区较为普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道会门组织，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头目经过我们的教育和争取，参加了不少抗日活动，其中在发动群众进行联防活动中，红枪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一些土杂武装，只要他不反对抗日，不祸害百姓，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后来通过我们的不断工作，为抗日救国做了不少好事。
另外，对伪军人员我们也区别对待，那些因生活所迫、图混碗饭而当伪军的穷人，是我们教育、争取的重点；对那些不务正业、想当官发财的人，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给鬼子当炮灰；而对极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铁杆汉奸，则给予严厉惩处。通过一系列工作，郝庙、仓上、鸡鸣寺据点的伪军中，都有人同我们联系。他们给我们送情报，帮助我们到平原城买药品、纸张，甚至还代我们购买弹药等。小戴庄一个关系同陵县伪军挂钩，从日军伙夫手中买到三八式大盖枪和子弹。1941年夏天，我区中队利用青纱帐，白天越过平原城至何家寺的公路到鸡鸣寺据点南小崔庄活动，在村中抓住了伪区公所刘区长的护兵，缴获了一支二把匣枪，对他进行教育后，将其释放，让他转告刘区长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做坏事，破坏抗日工作。后来，这位刘区长派人送信联系，并送来一件雨衣，表示人在曹营心在汉，一定积极支持抗日工作。他的那位护兵在我们的教育下，弃暗投明参加了我八路军地方部队。
这段经历，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每当回忆起来，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那片热土，常常勾起我的思绪，那里的人民，永远值得我怀念。
陈玉奇，原名刘长城，1919年生，临邑县林子镇刘双庙人，1938年 3月入伍，1939年入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永兴支队战士，陵县五区 “动委会”组织科长，陵县农会组织部长，陵县四区、二区、八区、平原 七区区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匡五县大队副大队长，二军分区十三团三 营、二营、一营政治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科 长，八十i师二四八团政委；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福建省j明 市化工机械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纪委委员、三明地区纪委副书记 等职务；1983年3月离职休养。2003年1 1月8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