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依靠美国提供的先进高空间谍侦察机U-2，一再窜入大陆进行军事侦察。这种间谍飞机航程长、飞行高度高，照相机精度高，严重威胁我国领空安全。
受限于战机飞行高度，我军一度拿U-2没什么好办法。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9月9日，我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U-2，打破了U-2号称不可击落的神话。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时，就转身溜走了。
显然，U-2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已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就会逃跑。
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的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研究，制定了一个使U-2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他们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U-2丧失警惕。
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侦察西北的核基地。
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导弹，他丝毫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U-2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往里钻。
14时11分，它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空导弹第二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振华营长一声“放”，3枚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地解体，自己则像瓶中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去。短暂失去知觉后，叶常棣在自由落体的刺激下清醒过来，他迅速打开降落伞。他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被导弹击落了，他驾驶的U-2成为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2架U-2飞机。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陆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对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到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民党军“克难英雄”。
1963年2月，他被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得“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他又收到蒋介石的接见。
叶常棣正在胡思乱想，解放军和民兵包围了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开始，叶常棣非常恐惧，按照台湾方面的宣传，被俘飞行员会被抽筋扒皮，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可是医护人员却非常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一点也看不出是对待犯人的样子。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均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是的，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导弹。知道大陆上哪里有导弹阵地，我们的航线就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么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大陆这边对叶常棣好生照顾。而在台湾那边，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叶常棣被击落当天，台“中央社”就发布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再大陆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根本不愿承认飞机是被击落的事实。
那么叶常棣呢？也就不能承认他还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1965年下半年，国民党空军又给叶常棣和另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在新店璧潭空军公墓挖了两个“衣冠冢”。
身在台湾的叶常棣家人不知道，此时的叶常棣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和改造生活。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他从此改行投身教育界，先在南京航空学院任职，由于他曾专修过外语，被分配做外语编译工作，享受讲师待遇。
有一次，著名学者钱伟长来到学院，要找一位外文好的人审改英文译稿。院长推荐叶常棣，经面试后钱老很满意。叶常棣担心自己的身世问题，他将经历如数相告钱教授。钱伟长微笑说道：“我的不少亲属、朋友都在台湾，而且大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我不还是照样工作，各有各的选择嘛！”
叶常棣深受鼓舞，就此成为钱老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与力学》进行了翻译和校对工作。为表彰叶常棣的贡献，学院报上级批准，任命他为副教授、学院出版社英文编译组副组长，还评他为先进工作者。
1982年8月26日，大陆方面公布了叶常棣的情况，随后批准他与另一名被俘飞行员张立义回台湾探亲，希望台湾当局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
消息一出，引发岛内震动，已被宣布死亡的飞行员死而复生，让台湾当局大丢颜面。他们既无法拒绝叶、张的回台要求，又害怕他们会给当局带来负面影响，于是百般阻挠。一会说要确认他们是不是“间谍”，一会又说入台后要对他们“军法审判”，千方百计要让叶常棣、张立义知难而退，放弃回台湾的想法。
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台空军人员强烈不满，台湾飞行员说：“他们都是执行命令飞到大陆被打下来的。现在大陆宽宏大量放他们回来，反而刁难，为你卖命却不让回来，这能说得过去吗？”
我们根据党的“来去自由”政策，告诉叶、张二人，如果不能入台，仍欢迎他们回来，职务、待遇不变；也可以去其他国家或留在香港。你们回台探亲是正当合理的要求，正义、人心均在你们一边。如果他们继续刁难阻挠，只能更加丧失人心。
1982年11月，叶、张两人抵达香港，台湾当局仍然不同意他们返台，他们只能滞留在香港，茫然不知此身何寄。
叶常棣的妻子得知他还在人世的消息，托人带来了包裹，里面是她多年精心收藏的两人照片、关于他的新闻剪报，还有一封长信，述说了她苦候多年，迫不得已改嫁的苦衷。她还赠送给他一笔钱，希望稍解他目前的困境。
叶常棣不由心如刀割，可又无法回台。在他彷徨之际，经当年同事联系，设法让他进入了美国，靠着友人的接济，叶常棣勉强维持着日常生活。
在此期间，家属和同事不断为他们进行呼吁，台湾舆论也一直要求台方接纳他们。即便如此，直到1990年9月，滞美7年的叶、张二人才终于得以回到台湾。
叶常棣这样的台湾军官，深受台湾当局宣传蒙蔽，一度反共意识浓厚，我党对他们 的教育改造，使他们转变了思想，逐步转化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副教授、工程师。他们与身边的领导、同事、邻居都成了好朋友。不论他们在滞留美国期间，还是后来返台之后，都和大陆保持着联系，仍深深地怀念着这些老朋友。
他们说：“从这些同志身上，我开始认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