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1日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泸定桥会议。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等参加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翻开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新篇章的会议。
泸定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针。我看啊，周恩来同志第一个发言。”
“我赞成！”第一个赞成周恩来发言的是博古。博古不仅是一位敢于向真理屈服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员。他在这几个月的战争实践中，渐渐地认识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也就一步一步地看到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
周恩来拖着疲倦的身体，振作精神，命作战参谋挂好作战地图，向与会者简介了敌人时下的位置。接着，周恩来说道：“为了尽快实现与四方面军会师，我们必须先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先是选择中央红军的最佳进军路线；再是通报给四方面军迎接我们的先遣队，让他们迎有时间，接有地点。好，我看先由泽东同志谈吧！”
大家立刻拍手欢迎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在汇总完所有的信息之后，清楚自己即将提出的进军路线是相当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就等于再一次向英雄的红军发出了新的挑战——敢不敢走这一条行军路线。
另外，他知道在会理会议之后，尤其是袭占安顺场到飞夺泸定桥期间，红军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四渡赤水。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他直言提出这一新的、难度更大的方案，会不会有人反对？因此，他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着一个个不同的符号，变换了一种方式说道：
敌人的‘大渡河会战’消灭中央红军的企图彻底失败了。但是，并未解决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战局，形势仍然严峻……过大渡河后，由泸定去川西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走芦山、邛崃，沿川西平原的边缘北去，这条路线条件好，给养充足，但由于川军的封锁，无法通过；
另一条沿大渡河峡谷溯河而上，经丹巴到小金，这条线路程较短，但由于地形狭窄，补给困难，沿途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很难通过；
再一条是险路，先翻二郎山，经天全、宝兴，翻越常年积雪的夹金山。老朱啊，你看呢？”
“我认为前两条路都行不通。”朱德说罢，走到军事地图前，边用手指点边说，“其一，成都历来是川西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莫说刘湘等军阀不会借路给我们，就算蒋介石临时调兵遣将，也能阻止我们从此路通过；其二，大渡河历来是天险，上无桥梁，而余松琳旅在康定瓦斯沟据险扼守，他也不会借路给我们的。”
“我赞同老朱的意见。”周恩来补充道，“敌人的优势在平原地带，因为这里的交通方便，利于兵力调动。
看来，我们只能走雪山这条路线了？”毛主席说罢，看了看朱德，“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我们只能利用蒋介石刚到成都，尚未从‘把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中醒来，杨森所部有意取守势，薛岳部、邓锡侯部尚未到达的有利时机，走泽东说的那条险路。”
朱德说罢，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再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出敌不意，突破芦山、天全、宝兴敌军的防线，翻越常年积雪不化的夹金山，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会师。
毛主席一听朱德的发言，不仅赞成了红军走他说的那条险路，而且还把未来的进军路线更加具体化了，便顺手取出一张报纸，说道：“这也在蒋某人的所料之中！你看吧，蒋某人认为这条路先有雪山挡路，继有千里草地阻拦，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把红军冻死在雪山上，饿死在草地中！
“我也看到了这条消息。”周恩来是清楚毛主席的用意的，因此，他又有意地说道，“把话说白了吧，蒋某人算定了我们红军不敢走这条险路！”
“是的，是的。”毛主席接着又说道，“这是因为蒋某人有个老毛病，他历来低估我们红军的神威和精神力量。蒋某人认为不能从雪山上翻过去，咱们今天就要创造这个奇迹！”
毛主席的话语让与会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坐在毛主席旁边的王稼祥说道：“我非常赞同泽东同志的讲话。走雪山草地是一条避实就虚的路线，能绕开人口稠密、敌人防守严密的地区。”
陈云慎重地说道：“泽东同志讲走雪山草地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我拥护。”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遂以商量的口吻说道：“如果我们选择的行军路线，再给蒋某人来个出其不意，或者铤而走险呢？
“不仅可以再次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而且还会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又一大奇迹！”毛主席终于下了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提前实现与四方面军的会师。”
大家一致同意毛主席的选择：中央红军走第三条路。
接着，张闻天郑重地说道：“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题，鉴于一、四方面军就要会师的大好局面，我认为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接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已迫在眉睫。看看，派谁去合适？”
“我们不是已经派出了潘汉年同志去了吗？”毛主席回应说。
“可至今杳无音信。”张闻天重复了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重要性，然后深沉地说，“我想过许久，由我潜回上海，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比较合适。
毛主席说：“不合适，绝对不合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可我……不是当‘主’的料。”张闻天又坦言，“再说，指挥打仗非我所长，我在与不在影响都不大。
“洛甫同志，我可以坦诚相告：为中国革命计，你必须留下，就说我毛主席吧，不能没有张闻天同志！”
毛主席十分真切地说道。“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说道。
博古在发表了不赞成张闻天离开中央红军的意见之后，又提出：“我提议，派陈云同志去上海。”与会者无异议。陈云当即表态：“我是白区工作部长，恢复上海的党组织我责无旁贷。另外，我是上海人，一直在上海工作战斗，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这是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能变成不利的条件，因为敌人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了。”毛主席说罢，又微微地摆了摆头。
“那就再多派一位，让罗迈同志去吧。”周恩来说道。
“就是我那位同乡李维汉吧？我看可以。”毛主席说罢,又补充道，“会后，由洛甫同志给他们两位交代任务。我看关键的问题，是要老朱想办法，把陈云他们送出川去。”
“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事，伯承比我有办法。”朱德讲自己离开四川太久了，除军界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关系。接着，他又说道：“伯承同志可不同了，过去，他和四川的袍哥上层有关系，可以利用袍哥为陈云同志出川提供方便。”
“就这样决定了。”毛主席说。会后，张闻天向陈、李两位交代了去白区工作之事。李维汉后来有别的事，未去成。陈云抓紧做了几天准备工作，然后把随身携带的一箱文件交付组织处理，并对军委纵队的工作进行了移交。
长征以来与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刘伯承，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他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