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运锬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13军38师114团服役期间,因伤病住进了39陆军医院。在医院手术后,反复感染,久治不愈。后经西南医院复查,诊断为长期感染而导致肾功能渐进性衰退。
对于一个普通士兵而言,在当时条件下,很难继续进行长期有效的治疗。于是,我坚决要求出院归队。回到部队驻地——潼南县双江镇,我部已奉令前往通江一带执行埋设国防线缆的施工任务去了。我因身体已经弱不禁风,部队首长便决定我与部分人员在军营执行留守任务。我的战友张朝海、刘万祝、贾得贵、方安来等,在生活上尽力照顾我。但我这个人历来不愿成为组织和他人的累赘,所以,照常忍着严重的病痛参加一切集体活动。
1974年的春天,像羞羞答答的姑娘一样姗姗来迟,或许是不忍看到“当年从军与家别,气贯长虹志如铁。愿驰烈驹行四海,挥戈沙场洒热血”的壮士挥泪离队、抱病还乡的境况吧!
自己很快就要退伍还乡了。新到任的几位营领导,我尚未谋面,就已经奔赴通江。绝大多数昔日的战友,也在通江施工前线,自己连与他们告别和交换信息的机会都没有了。思念至此,莫不心摧泪涌、感伤至极!难怪古人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挂甲时”之感慨!
连续几个漫漫长夜,我躺在床上,透过朦胧的月光,望着屹立在夜幕之中的“中正室”,辗转反则,浮想联翩。范欲南营长、段丙炎教导员、张文昌副营长、李朝献医助、黄庭艳班长、刘顺贤班长等,一张张熟悉而又远去了的面孔,不断浮现在眼前。唉,想想自己而今落得如此伤病境地,前程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或许此地一别,就是永诀,莫不怅望星空,挥泪击掌而歌:
卫国逾五年,伤病致身残。
挥泪离军伍,抱恨出潼南。
壮志付东流,孤身弃荒原。
谋生苦挣扎,何以御饥寒?
就这样,我一生一世挚爱不悔的军旅之梦幻灭了!
临行前,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向我曾经驯服过的大黑马告别。来到马厩前,大黑马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右前蹄“噗噗噗”地刨着地板,不断地向我点头致意。不知它是在欢迎我的久别归来,还是意识到我即将离队而去,永无再见之日,以至于如此念念不舍呢?驭手班的战友们见此状况,立即给大黑马上好马鞍,劝我骑着大黑马出去溜一圈,以作最后的留念。
我骑上大黑马,沿着涪江边缓缓而行。大黑马时而低下头颅,抖动着优美的鬃毛,合着涪江水流动的旋律缓缓而行,时不时还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仿佛在表达它依依不舍的情怀;时而高扬着骄傲的头颅,撒开四蹄一阵小跑,像在主人面前撒欢一样。我的心,随着涪江水的旋律和大黑马的节奏而思绪如潮,五味杂陈。这片天,这方土,这匹马,曾经寄托着我“气贯长虹志如铁,挥戈沙场洒热血”的凌云壮志。而今,这一切都将我的离去而灰飞烟灭……
由于当时部队在外施工,诸多事情无人料理,加之原先熟悉情况的领导已经全部调离,自己当时也丝毫不懂相关政策和程序,所以就按正常复员办理了手续,丝毫没有考虑伤病问题。
直到临走上车时,已经处于病休状态的一位老领导来送我时,才偶然提醒送我们的秦副营长说:“肖运锬是在抢险救灾中受伤致病的,你还是带个简单手续,给他们县里介绍一下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他。不然他以后怎么生活?”于是,秦副营长随手写了个简易证明,盖了个营里的公章,便带领我们登上了还乡的路途。
临走时,张朝海等前来为我送行的战友,希望我留个家乡地址,以便今后联系。但我一方面考虑到回乡以后的艰难困顿,不想让大家难过,另一方面又盛情难却,便挥笔书写诗歌一首,模棱两可地应答了他们的要求:
赠别战友
肖运锬
戎马已数年,抱病把乡还。
吾家居城口,白云绕巴山。
此去虽不遥,行程颇艰难。
冰雪拥八台,朔风号旗杆。
山深闻猿啼,虎啸震云天。
时令催行迫,肝肠胜似煎。
未老力已衰,奈何多病患。
生计何以求,思之泪潸然!
经过三天风尘仆仆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城口县人武部报到。由于部长、政委都去开会了,专程护送我们回乡的秦副营长,便向县人武部在家值班的鲁科长递交了部队出具的证明,介绍了我的特殊情况,并代表部队,要求给予我特殊安置。鲁科长说:“他既是因公致伤患病的,而且思想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安置完全没问题,请部队领导放心吧。等部长、政委回来后,就可以落实了。”
听了鲁科长的这番话,秦副营长放心地回部队去了,我也抱病回到老家去等待消息。回家之后,我艰难地拖着重病,一边下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一边摸索着自己采集些草药来治病救命。
晃眼大半年过去了,安置的事一直音讯渺然。我只好托人去县人武部询问。结果回信说:“武装部部长、政委到北京开会回来,就宣布鲁科长复员回山东,他根本就没有向部长、政委汇报我的情况,甚至连部队为我出具的因公负伤致病的证明,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因此,县里不可能为我落实安置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我伤痛的心灵流淌着鲜血,病情一天一天地加重,无医无药、生活无靠,其处境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我独自忧伤地坐在阴沉低矮的屋檐下,环顾着烟雨朦胧中的杂草灌木及荒坟野冢,静听着雨打芭蕉的“滴答——滴答——”声,像大自然在幽咽地诉说着我凄凉的命运。一个年轻而曾经满怀抱负的生命,难道就要这样凄凉悲哀地结束在荒山野岭之中了吗?我百无聊赖地打开复员时的行囊,搜出了几封昔日战友的来信,读着读着,泪眼朦胧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战友们的音容笑貌,感受到了他们当初对我的悉心关怀。于是,我的内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决心振奋精神,绝不屈从于命运!正是:
昔年书信今又赏,心潮激起千层浪。
正叹失意行路难,忽又壮心雄万丈!
我每天气喘吁吁、趔趔趄趄地来到地里参加集体劳动,即使别人干起来很轻松的活儿,我也干得大汗淋漓。劳作之余,我便如疯似狂地在田间地头、深谷高山自寻草药,治病救命。回到家里,除了料理家务外,我还尽量为母亲做点诸如洗衣服之类的事,以尽到儿女应尽的孝心。乡亲们历来佩服我吃苦耐劳、正直厚道、能谋善断,又爱学习,现在又被我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所感动,所以相关方面一致推举我为大队团支书和贫协主任。
不久,我被聘请到咸宜公社中心小学代课,但仍然兼任着李坪大队团支书和贫协主任的工作。这年秋季,兴坪小学的吴中美老师读书去了,几十个孩子没有了老师,为了不使这些孩子重蹈我早年失学的命运,我便主动申请去这个远在荒山野岭中的学校,担任三个年级的复式教学工作。
由于没有食宿条件,每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就翻山越岭好几里路,来到学校。下午上完课,早已口干舌燥,头晕眼花,饥肠辘辘,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每天放学后,我都要独自靠在讲台上休息好一阵,才能勉强拖着病弱的身子,沿着那荆棘丛生而又蜿蜒崎岖的山路慢慢往家走,边走还要边拾柴禾,打猪草,因为这时我们兄弟姐妹早已分家。
回到冷清的家里,我还得自己料理家务,种植菜园地,晚上才能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和学习,每每夜半三更才能上床休息,天不亮又得起床忙碌。我的体重从部队时的120多斤下降到了70多斤。记得一次在明通区集中学习时,几个女老师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肖老师,你那点纤细的腰杆好可怜啊,一把就轻轻捏住了。来来来,让我们捏捏看!”接着,全场就是一阵哈哈大笑。那时,要不是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自己随时都有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的可能。
无论是在咸宜中心小学代课,还是在兴坪小学担任复式教学,我那种不到满意誓不休的工作态度、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较为扎实的基本功都得到了领导、同事和学生的认可。
1975年9月,由于各方的大力推荐和自己考试的优异成绩,我进入了城口师范学校学习,并且担任了学校团委及班级主要的管理工作。这对于因公伤病的我来说,无异于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境中获得了希望。
学校的学员都是分别来自于农村、工厂、街道等不同地方的成年人,且阅历均较丰富,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来的老知青,更是油盐不进、刀枪不入,所以管理难度较大。一些年纪较轻或能力较差的老师,往往要不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加之和我们同住一个大院的县文艺宣传队人员复杂,作风散漫,从而派生出许多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学员队伍的稳定与成长,使得学校管理工作更加困难。
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往往就把许多班级管理工作交给朱白玉、徐力力、王成凤等我们这些在军队、农村、学校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学生干部来做,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更多地是监督指导与检查。结果这一招的效果着实不错,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支强劲的学生干部队伍,学校和班级的管理工作总是搞得头头是道、有声有色,许多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其它年级的老师和学员都非常羡慕我们这个班集体的出色表现。班级内外的同学,都对我这个“班长”十分敬重、支持和照顾。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亲切地称呼我为“肖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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