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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那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中外瞩目的政治事件: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此事是毛主席根据军队实际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建议,并且在政治局大会上提出,最后促成此事。
自五十年代开始,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很少调动,这样不利于军队的发展和创新。再加上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很容易出现一些权力过于集中,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有些军区的干部子弟甚至犯了法都能得到包庇,影响非常不好。
历史就是最好的见证,早在民国时期,许多军阀在一省“称霸”,在当地盘根错节,势力庞大,最为严重的是,当时蒋介石政府还无法“围剿”他们,只能对他们进行安抚。那些军阀明面上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上各有各的小算盘,在当地过着“皇上”一般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像“军阀”称霸一省的情况绝对是没有了,但有些高级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当地给党抹黑,做了一些不得民心的事情,这些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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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主席参加了一个大会,听取了大会报告的内容,表情比较凝重。因为当时环境比较特殊,全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所谓内忧就是指当时特殊环境下,军队发展停滞,军事行动有掣肘,外患是因为中苏关系处在紧张的状态下,需要想办法来适当解决这些问题。
主席是军事家,他自然知道军队对党的影响力,因此,在军队管理事务上,主席一向很重视,容不得军队内部出现小团体,这有碍于军队的发展,而且还会出现一些地方势力在中央看不到的地方当“土皇帝”。
从多方面考虑,主席最终还是决定颁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军令,为此他召集了军区的负责人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商议具体的对调工作。1973年12月12日,主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大会上提出:
主席的话真是一针见血,简单明了地说出了军区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军区政治委员权力被“架空”,由军区司令员一人说了算,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行。经过主席这么一提,大家心里有点明白了,面面相觑,谁都没有先说话。
主席打破平静,说:来来来,咱们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场的同志们齐声唱了起来。歌词中有一句“党指挥枪”正是主席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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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20日,主席安排了要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来京开会,与大家通通气,交换一下意见。八大军区的首长到齐后,主席先是与他们寒暄了几句,问问各自的生活健康情况,说了几句家常话。
当天主席没有谈最重要的事情,主要是和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们谈谈心,探讨一些关于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理解。论知识,主席自然是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军区司令员们自然是非常敬佩。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主席再次召集了八大军区的首长,让他们前来参加会议。那天天气比较冷,一见面主席便说道:我昨天没有睡好,想看看同志们了,听了这句话,在场的军区领导们心里暖暖的。
主席的书房暖暖的,事先他吩咐人事先点了炉子,加了一些燃料,等候各位将军们前来。由于第一天大家已经聊了一段家常,第二天见面主席也就开门见山,直奔这次会议的主题了。
主席说:想了一下,我觉得八大军区还是有必要调动一下。我们到哪里都是干革命工作,有什么困难可以适应嘛。主席看大家都不说话,首先问了李德生的想法,打算将他从北京调到沈阳。
八大军区司令员中,李德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最高的,不仅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更是政治局委员。既然主席问到了自己,李德生觉悟也很高,起立说道:我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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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起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其他七大军区司令员均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听中央指挥。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军区对调的命令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说明军区领导们党性很高,一切行动听指挥,自己的困难暂不考虑。
主席与八大军区首长通了气后,第二天在大会上就宣布了军区对调的命令。按照规定,此次调动政委不动,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具体调动命令如下:
李德生与陈锡联对调,杨得志与曾思玉,许世友与丁盛对调,皮定均与韩先楚对调。当时全国一共有11个军区,其中,三个军区(新疆、成都、昆明)没有被调动,具体原因可能是中央深思熟虑的结果。
此次由主席促成的八大军区对调的命令对我军日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能够为军队注入新鲜血液,最大限度防止军区出现小团体,还能够方便了各大军区交流学习,对现代化军队的管理和建设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