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9年清明，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一位头发灰白，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捧着一束亲手栽培的鲜花来到原国防部副部长、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
她的脚步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打扰正在运筹帷幄的将军。“亚楼，我看你来了。安娜妈妈的心愿也已了却，你可以放心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惊醒因劳累过度和衣而卧的司令员。
图丨翟云英
她掏出手帕轻轻地拂去骨灰盒上的纤尘，就像当年为凯旋的亲人拂去戎装上的征尘。她把鲜花放在灵前，默默地凝视着镶嵌在骨灰盒正面那张异常熟悉、倍感亲切的遗像。
24年了，24个清明，每年清明她都会来这里送去无穷思念，捧起不尽回忆。此刻，她那思绪的风帆又沿着岁月的长河溯流而上，回到了44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夜……
“这位是刘亚楼同志，这位是翟云英同志”
她第一次见到刘亚楼是在1945年岁尾的一个夜晚，姑娘时年18岁，正是豆蔻初开的年华。
在她那个年代，18岁已是婚嫁的年纪，多少痴情男子向这位出水芙蓉一般水灵的姑娘投去多情的目光，渴望她能抛出绣球。但是姑娘自有择偶标准，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是一个英俊高大、威武潇洒的真正男子汉。可是呆会儿将要见到的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此时的她异常紧张，因为王书记一会儿要给她介绍一位陌生的男子。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停车声和脚步声，随之房开被推开。
“这位是刘亚楼同志，这位是翟云英同志，我们县的妇女代表，一个十分能干的女将”。王书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边笑着向双方作着介绍。
图丨刘亚楼将军照片
“翟云英同志，你好”。刘亚楼边说边伸出结实有力的大手。姑娘抬起头，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胸口禁不住突突地跳动起来。
眼前这位叫做刘亚楼的男子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英俊高大，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
刘亚楼作为一位在沙场逐鹿中屡操神券的虎将，在个人感情上却屡屡受挫，发生了两次裂变，几年来一直是孑然一身。
一位哲人说过，任何一个单独的男人或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都只是一个圆球的一半。只有男女双方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圆球，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滚滚向前。
刘亚楼也是一个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女性的温柔和体贴，需要另一半圆球的支持。而这一次，翟云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立刻就被姑娘的俏丽所吸引。
几天后，两人又在王西萍家中见面，这一次的翟云英不再像上一次那么羞涩了。她静静的坐在刘亚楼的对面，而刘亚楼也十分喜欢这位有着异域风情的姑娘，但两度的婚姻裂变迫使他十分谨慎小心，他不希望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
图丨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要上前线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哟”。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牺牲在日本鬼子手中的……”姑娘望着亚楼，叙述起自己的家史。
翟云英的父亲叫翟凤岐，是1911年由东北逃亡到俄国去的华工。开始到远东的海参崴、后来几经辗转，由远东的赤塔、伊尔库斯科到斯维特洛夫斯克，一直过着悲惨的苦力生活。
1917年，他亲自参加了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国内战争中，为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参加中国苦力组成的中国独立营，同自卫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这个营作战英勇，曾得到列宁的表扬。后因他腰部中弹负伤，才调离开战场，返回莫斯科，被分配到工厂当包装工。
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普通的苏联女工——安娜·卡兹米洛夫娜，翟凤岐在苏联改名为崔发，苏联颁发的护照上就用的这个名字。
1925年，他们结了婚，成了家，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1929年4月份，安娜·卡兹米洛夫娜随丈夫崔发携带在莫斯科出生的两个孩子（翟云海，苏联名叫安德烈，1926年生于莫斯科；翟云英，苏联名叫塔玛拉，1928年生于莫斯科）回家省亲。
图丨刘亚楼在苏联
崔发为人忠厚老实，非常孝顺，回来是探望母亲的。他母亲因为想念这个逃亡在外的儿子，天天哭，最后哭瞎了眼睛，求人传口信告诉崔发。
崔发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火，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母亲身边，于是，便下决心回国。
回国后不久，就赶上“九一八”事变，签证时间也过了，就这样留在了国内。
崔发身上一直遗留着白匪军射击的子弹，因在危险部位，无法切除。留在国内后又遭到日本特务的百般刁难，工作无着患病死去。
说到这，崔云英声音哽咽，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刘亚楼静静的听着姑娘的叙述，心里也卷起股股热浪。他打心里钦佩这位永远不能谋面的老人，同时为姑娘深明大义、通达事理而暗自高兴。
坦诚的交谈让他们的心贴得更近了，刘亚楼觉得时机成熟，便向翟云英袒露了自己的心意。但当时刘亚楼35岁，翟云英只有18岁。
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17岁，且两度结婚的男子，这不免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对此翟云英并不在乎，从小在苦水中泡大，很早就跟母亲一起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的她，凡是都很有自己的主见，不会被这种世俗偏见所影响。
就这样，1947年5月1日，由韩光同志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蜜月尚未度完，刘亚楼就奉党中央之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图丨刘亚楼与翟云英合影
军人的妻子，注定是要吃很多苦的，刘亚楼奔赴设在双城的前线指挥所，翟云英留在哈尔滨，两人天各一方，过起了战地的牛郎织女生活。
面对着别人夫妇双人双出，孤单的翟云英曾试着对刘亚楼提出过“意见”，希望他能陪她呆上一会儿，哪怕是一会儿，她也心满意足了。
但即使是新婚妻子这一点点可怜的“奢望”，也引得刘亚楼对她发了第一次火：
“前方那么多部队等着我。我是去管几十万人还是来管小家庭，管你？”
一嗓子就把翟云英的眼泪吼了下来。她并不是委屈，而是深深地后悔，后悔自己给丈夫心中添了麻烦；后悔自己的想法对不住前方那么多同志，更后悔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从小独立惯了的苦孩子，怎么竟溜出这么句没骨气“家属”的憨话来。
1948年春天，身怀六甲的翟云英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鼻腔流血，屡治不止。她深知丈夫军务繁忙，责任重大，不想让丈夫担心。
所以她一直都没有告诉刘亚楼，也不让别人告诉。但她的病情一直在恶化，没办法，罗荣恒的妻子林月琴赶忙给前线打电话将刘亚楼喊了回来。
图丨刘亚楼照片
看着脸色煞白，有气无力，病恹恹的妻子，这位泪不轻弹的硬汉双眼发潮。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
“我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哎——你啊！”刘亚楼爱怜地抚摸着妻子的秀发，重重地叹了口气。
刘亚楼四处奔走，八方求医，最终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最终将翟云英从阎王殿门口救了回来。
“我怎能在国事活动中去处理家事呢！”
全国胜利后，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当时中国空军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建设。繁忙的工作使刘亚楼无暇顾及妻子和孩子。
图丨翟云英刘亚楼合影
翟云英也希望丈夫可以陪陪自己，但刘亚楼的确很忙，忙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完的军务，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
但好在党内素有长者风范的罗荣恒夫妇常将她请到家中，一起吃饭，一起说笑。一次，翟云英刚刚被林大姐叫到饭桌上，罗荣恒就笑呵呵地开了口：
“云英啊，你是孤身从大连来的，在哈尔滨也没有个朋友。我这儿就作你的娘家吧。亚楼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你就来告诉我，我好批评他！”一句话说得翟云英激动万分。
做妻子的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云英对其他事情都能理解，但有一件事情她却无法理解。
安娜妈妈（翟云英母亲）从1929年来到中国以后，即和苏联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老人苦苦地思念着故国的亲人，渴望和亲人团聚。
每当亚楼去苏联访问或会谈，翟云英都希望刘亚楼可以兼顾一下。凭亚楼这样的职位，如果说一句话，请苏联有关方面查询一下，也许不难找到。
但亚楼却说：“国家和家事相比，国事重要，我怎能在国事活动中去处理家事呢！”为此，翟云英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
不过安娜妈妈被接来团聚后，翟云英再也不孤独了。大弟弟也直接考入了何长工在佳木斯办的“军大”；小弟因年纪尚小，便仍留在安娜妈妈身边。
翟云英也正式进入了民主联军办的一所学校，不久，又被批准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
翟云英所进的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设在马家沟，延安俄文学校是它的前身。那年十万干部挺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时，它被巩固进来，从延河岸边搬到松花江畔。
因是随军办学，所以入校就等于入了伍，一律实行供给制。为了适应战时体制，刘亚楼亲兼这所学校的校长；另有两位校长都是女同志，一对名副其实的“老专家”、“老革命”。
图丨刘亚楼旧照
教员大部分是俄国人，也有中国人和“半俄国人半中国人”。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也在这里教学，并曾担任翟云英的老师。
功课很紧张，但生活也很愉快。
刘亚楼不常回来，若回来每次都会带回一大堆“温暖”，给安娜妈妈买块布料；给小弟弟带支钢笔；还要给翟云英带些好吃的。
并且再三交待，等星期六云英回来再吃！周末，翟云英回来了，还热心地领来一帮同学。大家吃着刘亚楼从苏联战友那儿带回来的糖，嘻嘻哈哈地闹个没完，还硬拉着刘亚楼这位“留学生”教俄语，亲热非凡。翟云英幸福极了。
1948年6月15日，翟云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为了纪念这段在哈尔滨战斗、生活的不凡经历，刘亚楼给孩子起名为滨滨，大名刘煜滨。
儿子出生后，刘亚楼仍很少回家。翟玉英知道，丈夫是在为千千万万个大家而战，她理解丈夫，但也担心丈夫。
翟云英深深记得，一次刘亚楼回家来时，正赶上敌机轰炸哈尔滨，只见刘亚楼当院挺立，高声招呼大家快进防空洞隐蔽，自己却像个炸不烂的钢人一般，毫不在乎。
翟云英在洞口连叫了他几声也得不到反应，气得哭了起来。
有一次，很久未闻刘亚楼的音讯，可把她急坏了。她径直跑到林大姐家，吞吞吐吐地透露了担忧。林大姐立即拿起电话找到罗荣桓，向政委控告了刘亚楼忘记结发之妻的“错误行为”。
电话中罗荣桓哈哈大笑：告诉翟云英，没有事，没有事，亚楼出事我负责!”
得知丈夫一切平安，翟云英总算放心了。但放心只是一时的，所以过了几天后，当叶群和林月琴一起约她去看望丈夫们时，她便欣然同意了。
图丨前排罗荣桓林月琴，后排刘亚楼和翟云英
到了双城后，她心中的一点点怨气也没了。那时，司令员林彪身体不好；政委罗荣桓又因癌症丢了一个肾。自然，军事指挥之余的日常值班重担就落在了年富力强的刘亚楼肩上。
当她见到丈夫时，发觉刘亚楼的双眼熬得通红。参谋人员悄悄告诉她，参谋长已是三天两夜没合眼了。
想想丈夫前要照顾几十万部队，后要顾自己和儿子，翟云英不禁对他产生了一股深深的怜惜之情。
翟云英的家随部队搬到沈阳，住进了一栋二层小洋楼里。大弟弟随所在单位远行了。同来的有七八岁的小弟弟、安娜妈妈怀抱里的煜滨和一个警卫员。
一天晚上8点多钟，全家刚刚吃完晚饭，翟云英正和安娜妈妈在楼上照料滨滨。突然“砰”地一声，楼下分明开了枪。
“有敌人！”翟云英猛然站起，飞身冲下楼去。安娜妈妈则一下子扑在外孙身上。
楼下的情景使翟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警卫员一手持枪一手握布呆坐床上；小弟弟满腿是血瘫倒在地。原来警卫员擦枪时不慎走火，击中了小弟弟腿部。
好在这一枪未打在要害处，未能妨碍小弟弟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可这一枪却使全家留在了沈阳，陪小弟弟养伤，不能继续随部队南下了。
图丨刘亚楼（左二）与叶剑英（右一），陈丕显（右二）杨成武（左一）在天安门城楼
全家走不了，翟云英就带上孩子一个人走。她要去寻找远在枪林弹雨中的丈夫，去陪伴他，照料他，与他共同走向胜利的明天。
“在这个家里，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
1948年，刘亚楼司令员和翟云英结婚后，因为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刘亚楼开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由于极度劳累，他的身体在一天天消瘦。翟云英看到这种情景很心急，她想尽一切办法，想分担他的劳苦，却又无能为力。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华东医大招生，部队准备选送一批医务工作者去深造，为部队培养一批自己的医生。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让翟云英去学习、深造，掌握一门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翟云英知道这个消息时，在脑子里闪过深造的念头，但很快便打消了这种想法。她觉得，司令员工作如此繁忙，应该留在他的身边，照顾他，为他分忧，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她把自己的思想活动，这种入情入理的抉择都向罗荣恒元帅汇报了，也取得老首长的支持。她心想，这种想法也不一定会符合司令员的心意，她满以为，一提出来，司令员准会立刻同意。
最后的决定，完全出乎翟云英的想象和估计。一天晚上，刘亚楼找翟云英谈话，他说：“你想留在我的身边，照顾我，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待在自己的身边呢，当然我也这样想过。”
图丨刘亚楼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工作
说到这里，刘亚楼拉着翟云英的手，凝视着她那犹如一潭清澈湖水似的眼睛：“几天来，我经常反复思考，觉得这样做
是妥当的。你很年轻，今年才23岁，精力充沛，应该学习，要抓住这宝贵的年华，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多掌握一点本事，将来会有用....总之，不该因为我，影响你的前程！”
翟云英深知刘亚楼的脾气，凡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她不争辩了，听从了他的安排。刘亚楼用诙谐的口吻风趣地说：
“云英啊！有本事才能有饭吃，没本事将来可就没饭吃啦。要知道，我这个空军司令可是靠不住的.....一旦我去见马克思，你就得靠自己的本事挣饭吃啦......”接着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翟云英也会心地微微一笑。
历史和时间再次验证了刘亚楼司令当初以开玩笑口吻说出的预言。
1965年初春，刘亚楼感到身体极度不适，经检查肝癌已到晚期。在病笃沉重之际，他把妻子叫到床边，一双干瘦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庞。
“阿英，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你跟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如果说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你不要难过，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反法西斯前线，我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能看到革命胜利，看到人民空军一天比一天壮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在这个家里，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第一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第三务必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她老人家，请她能谅解。最后我希望你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像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
图丨刘亚楼追悼会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离开人世，时年55岁。
此时的翟云英年仅38岁，中年丧偶，使她陷入生活的低谷，但她并没有消沉，她将一腔爱倾注到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身上，认真地执行了亚楼临终前的嘱托。
她精心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后来大儿子浜浜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二女儿红红和小女儿珍珍均是军队干部。
对刘亚楼的父亲，她每月都会按时寄去生活费，后来自己没办法继续寄钱给老人，她仍嘱咐孩子按时寄钱寄物。
1978年老人寿终，她率子女风尘仆仆，亲赴武平奔丧，料理后事，替丈夫尽孝道之情，被亚楼家乡的人民传为佳话。
刘亚楼交代给她的第三件事虽说费尽周折，但办得非常漂亮。
1986年后她曾多次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协助查找亲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等来了回信。
她的舅舅早在1937年就已经离世，表哥一家都健在。听到这个消息，母女俩万分激动，当即写信邀请表哥一家前来北京。
蛇年之首，皓首白发的米哈依洛维奇老人一家来到北京，时隔60年，95高龄的安娜终于在北京与亲人团聚，了却了一桩心愿。
图丨翟云英晚年照片
“亚楼，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完了，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安娜妈妈的心愿也已实现，你可以放心了。”翟云英凝视着刘亚楼的遗容心中默默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