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许多转折的关头，常常是不知不觉地悄然降临，然后又悄然改变着个人的命运。
1982年12月，我从四川南充接兵回来不久的一天上午，带排班人员正在炮场训练，见营部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我去营部开会，估计有急事。我把指挥和管理班排的任务交给一位年长的班长负责，然后随通信员往营部奔。
当年任排长时在连队排房走廊上的一张留影
到营部，见会议室里坐着团长、政委和营长、教导员等一干首长。大家都息声屏气地朝中间坐着的一位年过半百、模样清瘦的首长注视。我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得到许可后，进入会议室，先向首长敬礼，并喊到“炮团一营一连二排长罗良伟前来报告”。
教导员叫人搬来一张凳子让我在一旁坐下，然后向年长的首长介绍我的情况。
营部书记悄悄地告诉我，中间坐的是军里的副政委，今天来营里召开座谈会。
副政委听完教导员的介绍，朝我和蔼地问了几句、说了几句。第一次见军里的首长，我有些紧张，加上来时跑得有点急，我起立冒着汗回答首长的提问。十分钟之后，团长、政委陪军首长离开，我随营长、教导员送首长走后，便咨询营部书书，叫我来是什么意思？书记说，首长想了解分配在这儿“学生官”的工作生活情况。
座谈会不久，接团政治处干部股的通知，我来到团政治处，干部股的战友带我到会议室。里面有一位陌生的首长，在一旁同陪的团政治处首长介绍说，这位是军政治部宣传处的曾绍忠副处长（后任55军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教导处处长），今天来团里找你面试和谈话。
我双脚并立，向首长敬了一个军礼。曾副处长还礼后上前与我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问了一些基本情况。这些情况，估计在我没来之前团政治处已向他作了汇报，再问这些，例行公事和走程序的成份较多。之后他说，军里要成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准备抽调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去担任文化教员，团里推荐了你。今天过来看看，征求一下意见。我边聆听曾副处长说话，边用眼睛的余光迅速扫描了一下会议室，除了团政治处有关首长，还有几位来自基层的战友。
对于抽调干部去军里担任文化教员一事，前段时间军里副政委来营里召开座谈会时就有耳闻，今天曾副处长来，终于把此事挑明了。
对于要不要去军文化补习学校任教，我曾犹豫、彷徨和苦思过。人生的路，选择几多。由于选择失当而遗恨终生的事儿没少闻。有时候决定我们成长进步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选择。方向正确的人，三五年勤奋之后就会开始有收成。方向错误的人，十年以后也许还在靠天活命。
我是第一批从地方招收的军校毕业“学生官”，目前团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有年龄、文凭和专业优势，希望趁年轻，在战斗连队好好表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出一番事业来。军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是个临时设立的单位，我去那儿是学非所用，干部文化补习是阶段性任务，一旦完成，终究还是要回到基层。二至五年后再回去，团里各级领导对我的了解又要从头开始，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技能多年不用就基本上废了，同批、同级的战友也许早就干出了佳绩，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谈话结束后，我向干部股的战友请教。他说，一是现在的发展空间有限。部队战后从战士中提拔了一批立有战功或表现突出的干部，这批干部在短时间内很难消化，团里的岗位就这么多。待这批干部消化了，你的年龄、学历和专业优势也就过去了。二是到上面工作接触的面广、认识的人多。军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虽是临时机构，它靠近军机关，接触上面的首长和机关干部的机会较多，一旦被首长和机关干部赏识、发现，会有更好、更大的发展平台。他最后说，服从组织安排，争取出去。
当年55军军炮团给我开具前往桂林步校培训的行政介绍信
1983年2月下旬，又接团政治处干部股通知，我来到团政治处，干部股的首长说，接军里宣传处的通知，军区将在桂林步校举行为期半年的文化教员培训，经军里同意，拟抽调你等一批同志前去参加，请带好个人物品和有关证明于2月底前去桂林报到。说完，他给了我一张前往桂林步校培训的行政介绍信，又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去桂林步校应带的物品、注意事项。
回到连队，我向连长、指导员分别报告此事，然后到司务长那儿开具供给关系介绍信（注明工资标准、发放截止何月，有没有借支来往旅差费等）；到班排与两位班长就排里的工作和武器装备进行交接和交待。再收集整理个人有关物品。当时个人的物品非常简单：被褥、军装、换洗衣服和几本书籍。晚上，在连队晚点名之后，我集合全排作了一番短暂的讲话，提了几点希望（这也是我与排里战友们的最后一次集体谈话）。
当年55军军炮团干部股的一位首长给我写的前往桂林报到有关事项的纸条
第二天凌晨，我背着背包（主要是被褥、雨衣、胶鞋等）、挎着军用书包、水壶，提着简单的行李包搭坐28寸的载重双杠单车离开连队，前往潮安汽车站，准备到那儿乘车前往广州。
离开炮团，过了黄金塘村很远，我蓦然回首被黄田山夜雾笼罩的军营，陡生一种恋恋不舍之情，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洒下了我的青春热血和无数汗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已熟悉了，与战友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生活也走上了正轨，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今天这一离开，也许就是永远地告别，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想到这，我有些黯然神伤，赶紧把目光转向潮州城区那更远的方向。
早上五点多，我乘上前往广州的长途班车。在海丰中途休息时，许多当地人向我们兜售电子手表和收录机。他们说这是走私货。电子手表8元一块，收录机600元一台。我看电子表的做工有点粗糙，估计是外来加工品。
深夜抵达广州，当时的广州火车站过了晚上十一点就基本上没有北上的列车了。火车站对面有许多廉价的旅社、客栈，我前去咨询，都告客满，后来有家旅社的值夜工作人员见我是当兵的，便把他的值班床铺给我对付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我乘列车北上。下午在衡阳站下，在这儿换乘前往桂林的列车。
在衡阳火车站候车大厅候车时，在一片“嗡嗡”的吵噪声中，突然听到身旁一伙青年男女操作一口我十分熟悉的口音（赣州官话），便问他们是不是赣州人，他们回答是。他乡遇乡人，倍感亲切，于是与他们交谈了起来。列车进站后，我与他们匆匆道别，上了车发现，他们也在这趟列车上。此时才得知，他们是广西柳州人。
广西柳州话与赣州话怎么会这么相似呢？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多年。
十多年后，我转业回到家乡得知，当年（明朝）王阳明从广西带三千柳州兵前往江西赣南剿匪，这三千柳州兵分驻在赣州府和信丰县。赣南是中国客家人最早、最大的集散地，先民从中原迁徙过来时，基本上是一个家族一个地区在一起迁移、生活，在赣州形成了“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的特定地域文化。汇集到赣州府，口音混杂，为与兵营往来、做生意，当地人都学说柳州话，为统一口音，据说王阳明也把柳州话作为当时赣州的官话。造成现在赣州城市和信丰县城的口音与广西柳州话十分相似。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体验一下。
（注：下篇为《在桂林步校培训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