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他经历了一个军种的组建与撤销之台前幕后（上）｜“史”出有因原来如此：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五）再往下说。
（2015年）81岁的马志清，如今想起60多年前在京津卫戍区防空部队当“小兵”的那段经历，就仿佛近在昨天。一说起老首长刘秉彦当年改变她人生轨道的故事，仍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动。
“我一直叫他参谋长，到八十年代才改叫刘部长，因为我小时候当兵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刘参谋长，我习惯了这样称呼他。虽然我的级别和他相差甚远，我的地位跟他是那样悬殊，工作中交往也不多，他对人对事从来都很严肃，认真，然而也让你感觉到亲切平等。至于说到我和他的关系，这两天我一直想，用什么话来概括呢？可以这样说吧——刘参谋长对我的教育或者是影响，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决定，并贯穿了我一生的工作态度。”
这是马志清接受笔者访谈时的开场白（可惜当时只顾着与马阿姨谈话，竟忘了拍张照片作为留念）。
在她心里，在首长身边当兵的记忆毕生难忘，那是一种久违的，当今社会再也不可能重现的——同志式的温暖！
马志清是在原国家经委办公厅副处长的岗位上退休的。
在此之前，作为北京师范大学59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她曾先后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以及该校附中任教多年，也曾在八机部机关做过文字工作。但是，她最初走向社会——参加革命的起点，却是从京津卫戍区防空部队开始的。
1950年冬天，不满17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马志清，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
“我们的司令员是杨成武，但是杨是卫戍区司令兼任的，基本上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我们防空军的首长就是参谋长刘秉彦。我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副参谋长，叫刘鹏，个子高高的，是个老红军；后来增加一位副参谋长李佩之，他是管情报的。再后来又来了一位副参谋长，非常有名，叫刘光裕，在上甘岭打过仗，负过很重的伤，伤一好就到了防空军。我个人感觉，刘参谋长和这个刘光裕副参谋长在感情上是最亲的，因为他们是保定老乡，可能早年也一起战斗过。”
马志清回忆说。
刚入伍时，马志清先是去了卫戍区防空后勤部政治处，当了一名小文书，负责来文收发和登记。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每到礼拜六负责为各股室领面粉、饺子馅和擀面杖，让大家包一顿饺子，改善生活。
“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苦啊！我们住在景山，一个礼拜吃21顿饭，只有两顿吃馒头，其余全是窝头和黄酱熬白菜帮子，也没有食堂，蹲在地下吃。大家都发一件空心棉袄，女兵也穿男式衣服，因为没有女军装。”
马志清在后勤政治处认识了一个知心姐姐李彩云，当时任组织股副股长，她就是司令部参谋长刘秉彦的夫人。股长叫丁中生，一个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为在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时受伤很严重，昏死过去好多天又活过来，就落下脑子反映比较慢的后遗症，职务也提不上去，解放了才是个正营级干部。但是丁中生对人非常好，党性特别强，深得李彩云和同志们的尊重。
李彩云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一位名演员，解放军一进城，她曾经在京剧大师马连良的首都电影院演过歌剧《王秀銮》，唱得特别好，很有观众缘，当时与著名演员田华齐名。
当年这张八路军冀中剧社文工团员李彩云持枪站岗的照片，曾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系抗战时期我军经典的摄影作品之一。
在马志清看来：“彩云是我在演员中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她的那种漂亮，不像现在演员这样带着什么明星‘范儿’，而是一种质朴、纯粹的美，五官清秀极了！单论长相，田华其实和她比不了。”
更让小女兵马志清对彩云大姐有好感的是，她虽然曾经是名演员，又那么漂亮，但是生活却非常朴素，为人亲切而低调。
解放初期的刘秉彦夫人李彩云。
她不是团级干部，不发呢子制服，也穿一件布军装的老棉袄，要从十月穿到第二年四月，所以也是油渍麻花的。那时候部队规定，两口子平时各住各的宿舍，礼拜六晚上才可以团聚。“在我的印象中，彩云虽然是我们京津防空司实际上的最高首长的夫人，可是她和丈夫刘秉彦都非常严格地遵守部队的规定，只有到了礼拜六才回解放饭店刘参谋长那里，平时就和我们一起住在景山的破平房里头。”
因为年轻，马志清对部队生活的艰苦并不怎么在意，让这个高中学历的小文书感到有些无聊的是，只管收发文件和发饺子馅、面粉、擀面杖这么点事，实在太简单了。她渴望学习，下了班就到景山上抱着本书看，这使她在文化普遍不高的革命队伍里显得有些“另类”。“所以评定级别的时候，我们那批学生兵都定为副排级，但是有风言风语说，就准备给我一个人定成正班——比人家都低一点，这不就是寒碜我嘛！可是我当时自己还不知道，人家已经太看不惯我啦！”
马志清第一次见到李彩云，是在1952年搞“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各行各业都在反贪污打老虎，部队也要开展这项工作。那时，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已改建为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刘秉彦就带着“打虎队”到后勤部驻点调查，指导打虎。
“我印象中，刘参谋长当时才30多岁，身材颀长，非常非常的挺拔。他的眼睛很大，皮肤比较白，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总是不苟言笑，但也不是让人害怕，反正他身上有一股让人敬重的气质和力量。”
翻译庄寿仓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参谋长刘秉彦的面孔、身型、表情、举止行动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我们这些下级很想见到他，甚至远远地看到他，但没有机会接近他，私下里对他满是敬爱。”
五十年代，刘秉彦夫妇与孩子们。
那段时间，刘秉彦在后勤部每天主持召集开会，小文书马志清就被叫去做记录。每次做完记录，誊清之后，马志清就把稿子交给政治处主任再转呈刘参谋长。有一次记录稿发回来了，马志清一看只改了一个字，“我记得，刘参谋长在后勤部开会期间，几乎没有跟我说过话。但是我也感觉到首长对我的记录还算满意。”
“三反五反”过后，部队又开展向文化进军活动，马志清即被派往天津参加文化教员培训班。培训尚未结束，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让她回北京去防空司令部工作，据说是刘秉彦参谋长亲自点名调她去的。这样，她就从景山后勤部搬到崇文门内解放饭店的司令部里，在“首长办公室”当了一名见习秘书——还是做会议记录工作。
当时的华北防空司令部，下设作战处、通讯处、勤务处、探照灯室、高炮指挥部、歼击机指挥部等处室，各部门首长都是师级干部。除了马志清，司令部还有一名见习秘书，叫钱学敏，是钱学森的堂妹。在做会议记录和值班期间，马志清认识了一位准团级干部——探照灯室副主任邸军涛，两人后来结为夫妇。
马志清在司令部工作，与刘秉彦的接触虽然多了，仍然很少和他直接对话：
“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威严。虽然他几乎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但是你在他面前真的不敢有什么放肆。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着把工作干好。他也不夸你，刘参谋长只用他的眼神，就能让你知道哪件事做得他满意，哪件事做得不够好。记得他跟室主任评价过我一句，说：‘马志清有点浮’。我那时小，性格上也确实有那么一点浮躁的地方。”
尽管马志清一来到司令部，就听老同志说过，刘参谋长对于文学绝对有兴趣，喜欢写东西，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出城记》。但是刘秉彦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文人身上的习气，他就是一个军队将领的风度，冷静而又果断。
马志清说：“我曾亲眼目睹刘参谋长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演习，发布命令，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干脆利落，让人感觉他的头脑清晰极啦！在他这种军人气质的影响下，我们在他面前就怕自己不像军人。比如说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先敲门喊报告，把自己站得笔直的，然后一二三，汇报什么简明扼要，不允许罗里罗嗦，丢三落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进他办公室前就用钢笔把要说的事情记在手心里，防止到时说得不够严谨。”
身为领导者，如果刘秉彦只具备上述严肃认真，从容沉稳的特点，那还不至于让马志清这样当时的“小人物”深深感激，并为之折服。在其冷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深处，其实还包含着一颗满怀善意的，热诚的心。当他向部下们表达关心和爱护的时候，也往往好像是不经意的，一切自然而然，完全无需别人记住他的恩惠。
有这样几件事，被马志清认为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
1952年7月，陈毅的部下成钧担任了军委防司副司令员兼华北防司的司令员，成司令员非常欣赏我们刘参谋长，两位首长在工作中相处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成司令员就带着一拨人去安东（今丹东）建了一个志愿军防空司令部。我爱人邸军涛——那时我们还是恋爱中的朋友关系，也在安东防司当探照灯室主任，因为老实肯干，成司令员很喜欢他。
有一次成司令员回北京办事，见了我就说：“小马，跟我去安东吧。你当保密员，邸军涛不是在那儿吗！”我嫌当保密员工作太简单，所以就不想去。那时候的年轻人事业心挺强，不会为了和恋爱对象在一起就愿意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成司令员这样说了，我也不敢说不去，就在心里有些纠结。
那天在崇文门附近一个市场边的马路上，我刚好遇到从解放饭店去司令部上班的刘参谋长，那时首长们住在解放饭店，指挥室也设在解放饭店的地下室内，而司令部设在一家过去是外国银行的大楼里，就在新桥饭店对过。刘参谋长来回都是走路。他看见我，就站在那个嘈杂的市场边上和我谈了一次话：
“马秘书，成司令员带你走啊？”
“嗯，是的，参谋长。他想让我当保密员。”
“你想去吗？”
“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呀？”
“我在这儿能够锻炼自己整理材料，写点东西。做保密员有点机械，我喜欢现在的工作。”
听我这样一说，刘参谋长沉吟片刻，就非常严肃但是又亲切地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他说——“你要知道，你做工作，或者是给你的工作，永远需要你蹦一蹦才能做好，才能达到要求，这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工作，你轻而易举就能完成，那就不容易进步和提高。”
刘参谋长说到这儿，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既然你不想去，就不用去了，我来跟成司令员说。”
结果我真的没去安东防司，这次在大街上极其偶然的碰面，就把我留在了北京。
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1954年夏天，部队学习苏联，突然决定，除了医务、通讯留用一部分女兵，全军其他岗位都不要女同志了，给大家统统复员或者转业。我就联系了北师大女附中想复员回去，上完高三再考大学。那时防空军也办了复员训练队，叫我去接受训练，准备复员。有一天，刘参谋长就来到我们值班室，问几个女同志，你们都要复员转业了？我们说，是啊！他就对我说：“共产主义又不是叫花子主义，到什么时候也得需要知识和人才啊！你这么小，你不念书干什么！”我说，我想考大学，可是复员训练队让我去参加呢，考大学也来不及复习了。刘参谋长说，“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这里需要你值班，你就不要去了，上午值班，下午你就在这里安心复习功课吧。”
你看我的首长，关键时候就是这么帮我。我没有去复员训练队，别人还很有意见，凭什么她马志清就不来呀！但是我就在值班室用了十八个半天复习，晚上也基本上没睡觉。结果我当年就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从部队直接上学去了。刘参谋长一句话，我就考上了名牌大学，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可是我考上后也没有专门向他报喜，我们之间没有私人交往，全部都是工作上打交道，他为我做了这样的好事，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见了面，还是那么不苟言笑。那时候，首长与部下的关系就是这么单纯。
马志清上大学之后不久，刘秉彦也离开华北防司，调任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而马志清也就很多年没有再见过她的这位老首长。
马志清大学毕业，先是在军工系统的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后来又调到学院附中当老师。她丈夫邸军涛也从军委防司调到防空军高级防校当教员。可是好景不长，五七年反右，15岁就参加八路打鬼子的邸军涛被无辜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军籍，发配到河北隆化县改造，在山沟里一窝就是20多年，直到平反离休了才获准回到北京，全家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1980年，马志清因原单位无法解决夫妻分居而急于换一个工作，刚刚恢复工作担任八机部常务副部长的老首长刘秉彦，再次向她伸出援手，将其调到八机部政研室从事文件整理及修改工作。
马志清说：“我永远记着刘部长当年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做一件工作，你要蹦起来才能达到要求，这样才有意义，才能提高进步。所以我非常努力，把八机部分配给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后来，八机部撤销，刘部长调到河北省当省委书记了。我呢？——因为工作认真，又被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看上了，把我调到国家经委从事文件整理和文字的把关润色。我还是像刘部长要求的那样，不断坚持蹦一蹦，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在国家经委承担了回复政协提案的文字处理以及核稿，还受到全国政协的表扬，并在全国有关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我觉得，刘部长的那句话，确实让我受益终生。”
马志清在调到八机部之前，有一次，刚解除监护，恢复工作的刘秉彦和夫人李彩云坐着那台苏联“吉姆”汽车，去她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家里看望，那是一片非常简陋的宿舍区。
刘秉彦夫妇走进老部下住的那间18平米的房子，马志清刚好不在，只有她的老母亲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坐在床上，桌子上还放着几个菜团子。刘秉彦和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家常，安慰一番就告辞了。但是他心里很不好受，回家后不住地对夫人说：“看来我是太粗心了！不知道马志清家里过着这样的生活。”第二天，李彩云打电话把马志清请到家里，说：“老刘让我拿些钱给你，补贴家用。”马志清大为感动，坚辞不收，她说：“真对不起，让刘部长和你惦记了，我不是没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收拾家务。”解释了半天，才算让李彩云放心。
马志清到八机部以后，还有一件事，让她感受到刘秉彦对当年防空军老部下的情谊。
前面我曾说到，我一参军，在京津卫戍区防司后勤部政治处工作时，有一位协理员丁中生同志。丁也做过组织股股长，是李彩云的领导。他是位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家老邸15岁一当八路，丁中生就是他的指导员，后来在鬼子大扫荡中负了很重的伤，留下脑子反应慢的后遗症，职务就没有提起来。他离休时只是一个副团级干部，就住在北京郊区雷达团一个修械所两间平房里头，每天守着一台电视度晚年。
丁中生对党忠心耿耿，人特别耿直，坚持原则。五十年代干部家属来部队探亲，规定只能住七天，他爱人老邢——1938年的妇救会主任，来部队看他，到了第七天，丁中生马上就让老伴回家，一天也不多住。
我出身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参军时年纪又小，丁中生为了教育我遵守部队规定——每星期只能回家三个小时，他就买了很多糖块儿放在箱子里。星期天我回家看父母，三小时之内就归队了，丁中生很欣慰，可能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他就抓一把糖给我吃。
七十年代末，丁中生已经离职休养了，我每年都去看他。他和老伴见着我很高兴，我一去，老邢就用砂锅炖豆腐、丸子的河北家乡菜招待我。后来老邢也去世了，我去看丁中生，他就那么一个人坐着，有心脏病，风烛残年，还是那么耿直。我一去他就说：“等了你两天啦！”他兜里有个小本子，里面只记着12个人的电话，其中就有我。
大概是1980年冬天，突然有一天，他闺女给我打电话：“马阿姨，我爸爸死啦！……”
当时正是北风呼啸，漫天风沙，天冷极了，冷极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一个叫丁志慧的防空军战友，一起赶到丁中生那里。他女儿说：“我爸爸生前跟人不来往，他只有12个人的电话，除了马阿姨、丁阿姨外，我们也不知道该通知谁。”
我就顶着大风去找刘部长，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刘部长一听，立刻就说：“丁中生同志死了，给王俊杰打电话，他是他们雷达团团长，现在在总参通信兵部，告诉他，我马上去，叫司机备车，咱们现在就走！”
我们坐着他的车直奔八宝山殡仪馆，参加丁中生的告别仪式，刘秉彦是当天到场的最高首长，他一去，葬礼规格就提高了，王俊杰也去了，他是刘部长的老部下，虽然当时也当了挺大的官，但是见了刘部长还是毕恭毕敬的。刘部长去参加丁中生的追悼会，不仅使丁中生的孩子们很受感动，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很感动。
回来的时候，坐在车里，刘部长轻声跟我感叹说：“丁中生的党性强啊！这样的同志我们不能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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